年根底儿，从老家寄来的一箱子传统花馍到了。面对不大的冰箱冷冻室，真是犯愁了。勉强塞进去一些后，剩余的分装好，准备带到办公室，谁在就送给谁。第二天到了办公室，一层楼静悄悄的，挨个敲门后得出的结论是，就我一个人还在坚守岗位——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明天才是除夕。

几年前，从初一才开始正式放假，休到初七。大家不约而同地从除夕就歇，理由也很充分，除夕和初一一样重要。后来国家规定改了，从除夕休到初六，大家依然心照不宣地提前一天自我放飞。今年更特殊，憋三年没有回乡过年了，2023年终于可以“自由行”，大部分人都提前两三天启程返乡，留在本地过年的也需要花不少时间购置年货、清扫整理、贴联粘花、制备年夜饭，办公室早就空了，除了我。哎，对着卫生间的镜子仔细看看自己——这个人真怪真各色呀。人人都郑重其事地过年，你怎么回事呢？

再也回不到童年了。那是我最盼望过年的时代，无他，因为那几天能吃好吃的、能穿新衣服、不用做家务。那个时候，勉勉强强能吃饱，吃好根本谈不上。只有到了年下，矿上会分些带鱼，爸爸会做拔丝土豆，顿顿都是白面馍馍，还有油炸黄米糕，虽说这玩意我一吃就积食。花生瓜子糖块也都摆放出来，大多数留给客人，孩子们也能分到一些。我们衣兜里终于有零食了，个个都喜气洋洋。男孩子们还揣着小鞭炮，冷不丁吓女孩子一下。有零食的感觉太美妙了，为此难免提前冒险。有一年年前妈妈将一袋子带壳生花生放在柜子里等年关的时候再处理，我发现了这个秘密，百爪挠心，实在忍不住，某天午后偷抓一点，然后若无其事地去上学。一而再再而三，等妈妈发现之时，大约四分之一已经下去了。难得母亲没有大发雷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过年该不够用了。我羞愧万分。

一年只有两次穿新衣服的时候，过年和六一儿童节，很多时候大约还是同一套衣裳，不过是套棉衣还是单穿的区别。穿新衣服之前需要个仪式的，就是认真地洗浴一下。那时的塞北矿区，没有公共澡堂，逼仄的居住条件、天寒地冻的气候、油一样金贵的用水，很难让人们在家里洗个货真价实的澡。对孩子们而言，“认真地洗浴”不过是把厚厚的棉裤使劲卷到膝盖以上，让久不沾水的小腿肚子润湿润湿。那年实在看不过去了，妈妈直接上手，一边使劲搓着我积垢的膝盖，一边大声斥责：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脏！我满脸通红。借住在我家的小王姐姐也显得尴尬不已。后来矿区有了对外开放的澡堂子，我妈总拉着我去，我不愿意，实在躲不过去就跟着，到了里面也躲着她。人很多呢，躲猫猫没问题。多年之后，老妈才醒悟过来，问，当年你是不是嫌我给你搓澡下手太重呀？我笑而不语。

不管怎样，穿上新衣服总是让人兴奋的——它们就压在枕头下面，除夕一大早，外面还一团黑，我们就起床了，飞快地穿上新衣服，出去玩啦！这时候，每个孩子都人模狗样的，不论走到谁家，都会被表扬衣服好看，然后有花生瓜子糖块招待，没有比这更爽的了！我们呼朋唤友走街串巷，小鞭炮到处脆响着，此起彼伏，火星一闪一闪地刺破暗黑的晨色。

过年这几天可以在外面疯玩，不必惦记平时要做的家务。我们家三个孩子，最明确的任务是每天晚上轮流负责刷碗，其余的家务就随时服从安排听命令了。年前扫家、准备吃食更少不得打下手。对我这样的小女孩，还有一项常规任务是要辅助妈妈养鸡。比如，妈妈煮好鸡食，我负责喂食。这任务很艰难的，热腾腾的鸡食盆一放到院子里，自家的鸡、别家的鸡甚至狗都一拥而上，我得不断又赶又踢，保证只有我家的宝贝鸡享独食。天气实在太冷了，个把时候我躲在棉布门帘后面避寒，不时露头瞄一眼。有一次稍不留意，邻居家大狗跑过来，大舌头一舔又一舔，顷刻之间食盆就空了，我顿时傻了眼。少不了我妈一通骂。过年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父母的暴脾气但也在正月头几天都有所收敛，孩子们高兴得像摘了金箍的孙悟空。

热闹归热闹，我家总比别家显得冷清一些。最大的原因是亲戚都在遥远的晋南，我家孤悬塞外，一年到头没什么人上门。过年时稍微应个景就完了，串门的都是邻居、同事和小孩子，不会留下来吃饭，屋子收拾一下备点零食备点茶水足矣。邻居街坊都是张灯结彩亲戚盈门的，我挺羡慕，常过去凑热闹，还能多得到一些糖果。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时我妈显然很享受这种冷清，又省事又省心。母亲的这种冷僻性子，不怪她，她几乎是个孤儿，在亲朋的周济中长大，对热闹有点抗拒，对别人的脸色分外敏感。这也是多年后我才明白的。

小学毕业后，全家终于迁回晋南老家了。过年的情形大变。亲戚一下子蜂拥出现了，爸爸那边的、妈妈那边的，从初二开始络绎不绝，我认都认不全。父亲陪客，用我不大听得明白的家乡话聊天，母亲不停地在厨房准备饭菜，忍不住表现出来的“怨气”有时连我都替客人尴尬。更诡异的是，母亲开始践行一些奇奇怪怪的风俗了——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回到老家再不这样做地下有灵的祖上不答应了——比如初一傍晚会拿着一些纸钱等易燃物，端着一个盛水的碗，走到某个十字路口，放上一把小火，再把水泼了。关键是她还一定让我跟着。

那时我上初中了，不大不小，看不惯的事情多起来了，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叛逆吧。对新衣服的渴望没那么强烈了，对随时炸响的鞭炮有了新的认知(污染+安全问题)，对到手的压岁钱不得不转手上交有了怨恨；对不熟悉的亲戚待搭不理，回答问题不超过三个字，更多的时候躲在小屋里不出来；对母亲的封建迷信行为更是厌恶，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不幸还是撞上过同学，真是太丢人了。唯一有点盼头的还是好吃的。那时候爸爸拿手的拔丝土豆已经晋级为拔丝红薯了，我更是吃得停不下筷子。

几个回合下来，我开始和春节习俗顶牛了。初一上午，年轻人都穿戴得整整齐齐相互拜年，爸爸妈妈在家里坐等上门的客人，我收拾收拾东西到电厂洗澡去了。年前我是不会去凑热闹的，那人多得望而生畏，到了初一，依然开放的企业浴室门可罗雀，我一个人别提多舒坦了。妈妈没说话，爸爸看不下去了，质问我：谁家大年初一去洗澡？我生硬着回答：过个年至于那么多清规戒律吗？这几天有什么特殊的？难道以后就不过日子了？他甚是无奈。日后没想到北京这边过年的规矩更多，什么初一不动刀不扫地啥的，饺子一吃一整天，满地花生壳瓜子皮都不能清理，更烦。

上了大学，寒假回到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家人一起准备过年，但我总被假期结束后返程的艰辛困扰。回家的车票没有问题，学校负责，而且北京是当然的始发站，总有座儿。返校就不一样了，中途小站上车，坐票是不可能的，基本要一路站到北京，在人挤人的车厢中站十小时以上，下了车几乎要虚脱。一想就害怕。

对妈妈而言，她终于可以把没有功课压力的女儿当成一个全劳力了，虽然依然不太中用。在晋南过年最重要的事情是蒸年馍，每家都要一次性蒸好多好多馒头，正月里吃，走亲戚时当伴手礼。这通常是家里女人们的活计，以前妈妈和嫂子一起做，现在我得加入了。大半天里不停地和面揉面、和面揉面，最后我的手上居然打了泡！我心安理得地退场。有时候，老妈会把剁馅儿的任务交给我，但我只答应剁大白菜，不剁肉——我讨厌满手沾油的感觉。我闷头干活，事后妈妈会难得地夸我几句，说馅儿剁得细剁得匀。话说他们怎么那么爱吃胡萝卜羊肉饺子？这两样我都不喜欢，只吃白菜猪肉的。爸爸妈妈一边包饺子一边感叹，以前在村里吃馅儿的时候，一大盆胡萝卜馅儿只放一团乒乓球大小的羊肉，一放进去影子都没了，现在真不一样了。我在旁边讪笑：没觉得胡萝卜羊肉有什么好吃的。

再往后，磕磕绊绊地继续读书、成家立业育儿，春节几乎成了一年中唯一的返乡机会。那时还没有高铁动车，只能乘夜车，而我依然是最离经叛道的那一个，哪天的票好买就哪天动身，全然无视出嫁女儿不应该在娘家过初一的家乡习俗。回到家一般就是初一一大早，妈妈早就煮好了白菜猪肉饺子等着，然后偷偷提醒我，那个带记号的饺子一定要先下手夹到你碗里。不用问，那里包着硬币。

老妈老了，变得越来越慈祥，打心底里欢迎上门的亲戚，认真地准备饭菜，认真地陪客聊天。闲暇时还会开玩笑地问我：等我将来走了，过年过节你会不会给我烧点纸上个香什么的？刻板的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记得有次讨论土葬火葬的事情，我居然义正词严地说，土地资源那么有限，哪能都土葬。母亲并没有生气，倒夸我到底跟别人不一样。

再后来，父母都过世啦，葬在村里的山塬上。那是旱地，靠天吃饭，没像样收成，算不上浪费土地资源。我失去了春节回乡的理由。而母亲敏感的、喜静不喜闹的个性，仿佛遗产一样传递给了我，多多少少让我在这个举家团聚的时刻总显得格格不入。这不是抱怨，天命使然，如元稹所说“半缘修道半缘君”，自己总要为自己的人生负主要责任。

夜深人静，我在老妈的遗像前点燃了一支蜡烛，点点烛光中，想起了刚听到的那半首歌(大意)：天堂一定很美丽/妈妈才一去不回来/一路的风景有没有人陪伴/即使天堂不美丽/我也不希望她回来/怕她看到历尽沧桑的我会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