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我永远丢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在夏天遗失的，另一样失落在了冬日。丢失的那两样东西也不是什么精贵玩意儿，只不过是一根绳子和一只手套。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想提笔写点和懵懂女孩沾点边的糟心事，只消闭上双眼，那两样东西便如期而至，涌进脑海。尤其是那根丢失的绳子总要甩起它长长的蛇身，在我眼前时而蜷缩，时而伸展，很像马车夫手里的长马鞭，一不留神就会抽打在我的屁股上，噼啪作响。

说是绳子，其实是一根跳绳。那是爸爸好不容易从部队大院里得来的军用打包绳。在物资匮乏的70年代，那可是“奢侈品”。爸妈眼里，那根跳绳身子骨挺结实，没熬到粉身碎骨就被我跳得没了踪影，实在是太可惜了。

爸爸问我在哪儿丢的？丢的时候和谁在一起？那么长的跳绳，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难道长了翅膀，飞上了天？

我一个字也答不上来，只会仰着小脸，傻呆呆地瞅着爸爸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胡子拉碴的，鼻梁左右的两只眼镜片被正午的阳光涂抹得白花花、亮闪闪。有只绿头大苍蝇从我蓬乱的发梢上嗡嗡飞过，我摇摇头，紧闭小嘴，继续仰着小脸，好像慈爱的爸爸会送给我一样礼物、一块糖、一个铅笔盒，全然忘记自己刚做了错事，应该羞愧地耷拉着脑袋才对。

“怎么一问摇头三不知？”“啪”的一声，爸爸甩手就给我的脸颊送上了一巴掌。

沉重的耳光突如其来，一瞬间，我的小脑袋瓜就被打蒙了，不争气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又疼又烫又麻的小脸蛋直往下淌。我捂住半边脸，撒腿跑向一个无人的角落，在那儿哭个痛快。

在这之前，我不仅挨过揍，也被人扇过耳光，但唯有这一记耳光入脑入心。懵懂小女孩禁不起这一巴掌。有许多细微的忧伤，像草根缠绕，直到今天还被追忆：那个小女孩，在苦难的畏惧中，从爸爸的背后发出一声声哭泣，泪水凝成一条卑微的河流，呜咽着从他宽大的掌心缓缓流过。

当年，看见我被爸爸掌掴的人可真不少。记得爸爸坐在门前的老榆木靠背椅子上，非常神气，身旁簇拥着几个叔叔阿姨。爸爸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时不时会露出羡慕的表情。那会儿，爸爸刚从兰州大学进修归来，在绿皮火车上苦熬了两天两夜，回到家中，还未抖落一身的风尘，还没顾上和久别重逢的女儿们打声招呼，就被热情的邻居们团团围住。他王者归来般绘声绘色地聊着离家一年中遇见的新鲜事，正讲得忘乎所以，我的那位爱管闲事的姐姐不知啥时候也早早地挤到大人堆里，冷不丁地打断了爸爸飞扬的激情，硬生生地指着我的鼻子，气呼呼地告状说：“爸爸，刚才，她把家里的跳绳弄丢了。”

爸爸愣了一下，皱起眉头，似乎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一跺脚，从椅子上站起身，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他眼皮底下，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向我发问，然后就用他那只宽厚的手掌，在我脸颊上留下一份远道归来的响亮的见面礼。

他可是曾经带着我在戈壁滩上度过两年时光的爸爸呀？

四岁那年，我跟在爸爸的屁股后面，来到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泊的“五七干校”。“干校”安置在戈壁滩上，是爸爸和其他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他们热火朝天，战天斗地，双手紧握锄头，白天修水库、挖沟渠、开荒种地、放羊养猪，夜里就睡地窝子。

清晨，当大人们三三两两消失在地平线上时，我常常孑然站立在荒凉粗粝的戈壁滩上。印象中，天空如同一口大锅，倒扣在大地之上。望着天上飞过的乌鸦，我奔跑着追赶着。追也追不上，就朝乌鸦吐唾沫；跑累了，就坐在戈壁滩上玩石头。戈壁滩上，大都是些圆润的鹅卵石，我握在手心里，吹一吹上面的细沙，用衣服前摆使劲擦一擦，伸出舌头舔一舔，有点淡淡的咸味道。

爸爸收工后，在他睡觉之前，我会将一天的收获——戈壁滩上捡来的鹅卵石，黄的、白的、红的、灰的、黑的、绿的，一块一块地拿给他看。他总是瞧着瞧着，满面倦容的脸上就会露出欢喜的笑容，顺带用他白天修过水库、拓过土坯的宽厚粗糙的手掌，爱怜地摸摸我的小脑袋，不住地夸我“乖孩子”。

从“五七干校”回到乌鲁木齐，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上小学，我的“笨”名就像刚刚萌芽的野草，虽然那么微不足道，却铆足了劲地肆意蔓延。学校的老师说我脑子不开窍，妈妈动不动骂我“猪脑子”。一道算术题，老师教我一百遍，我也听不懂。烧水做饭，扫地擦桌，我只会忙中添乱，成为愚蠢加勤快、名副其实的小浑蛋一枚。头上扎个蝴蝶结，出门不到五分钟，“蝴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走了。一问咋丢的，我一脸无辜，“八棍子也打不出个闷屁来”。

同样是从“干校”回来，爸爸的日子越过越得劲。他是大学老师，学识渊博，能诗善画，不仅才华出众，为人也特别实诚，受人尊敬。他有一双慷慨的手，天山南北，无论尊卑，只要向他求助，只要他觉得有可能，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这么优秀的爸爸，却养了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了，脑子里还是一锅糨糊，甚至连一根跳绳都守不住。爸爸的一巴掌，将我混沌一片却单纯质朴的世界破开一丝罅隙，世俗的尘埃扑扇着无情的翅膀乘虚飞来。

我这个笨女孩用了整整一个夏天，弄明白了许多事，渐渐地猜得着是谁偷走了我的蝴蝶结，慢慢地想清楚我的跳绳是怎么弄丢的。还有在爸爸面前告我状的姐姐，对她，我再也不想亲近一步，哪怕一小步。

那个疼痛的夏天倏忽而过，转眼迎来了第一场冬雪。爸爸一大早就从衣柜里翻出一块红条绒布，准备为我和妹妹裁剪两双棉手套。邻居的阿姨们看到了，一个劲地夸赞他“能文又能武”。爸爸一双宽大的手在缝纫机上翻动了一整天，夜深前才赶做出两双簇新的红条绒手套，是那种四指相连、与大拇指分开的连指手套。爸爸搓着两只手，不无遗憾地喃喃自语，时间不早了，否则应该在两只手套间缝一条绳子。女孩子在学校时可以把绳子挂在脖子上，不仅方便而且不容易丢。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刚上二年级的妹妹欢天喜地上学去。一路上，我俩的小手被手套焐得暖洋洋的。想想从前冬天没有手套的日子吧，两手揣在棉衣兜里不敢拿出来，赶上学校扫雪，握一两分钟笤帚就不得不搓手呵气，一副狼狈相。

可是一天不到，我就让手套落了单。我上厕所时，把摘下的两只手套放在大腿上夹得紧紧的，也想好了在提裤子前一定得戴上手套，再站起来。可不幸的是，我在没戴好手套前就稀里糊涂直起了身子。

一只手套在我的眼皮底下从两腿间滑落下去，掉进茅坑。我鼻子一酸，伤心总是难免的，但晕眩和恐惧随即向我袭来，爸爸这次会怎样收拾我呢？

放学后，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家中，看到妹妹的手套依然成对地摆放在她的枕边，红艳艳的，看了惹人眼红。有办法了！我眼珠一转，灵光闪现，想出了一个鬼点子。

我吞吞吐吐地告诉妹妹：“手套掉进茅坑了。”妹妹“啊”的一声，埋怨我说：“你太不小心了，爸爸知道后又要气得揍你一顿。”我埋着头支支吾吾地问她：“咋办？”妹妹同情地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咋办。”我说：“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妹妹听后，睁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我，连连摆手，“不好，不好。爸妈知道后也会打我的。”

我顿时耷拉下脑袋，颓然躺倒在床上。妹妹见状，心立刻软了下来，含着哭腔走到我跟前，“姐，你别难过，我答应你。”

于是，一件巧事发生了。我和妹妹各掉落了一只手套在茅坑里。

“怎么这样巧呢？真后悔那天没有把绳子缝上去，要不也不至于一人掉一只，白白辛苦了一整天。”爸爸搓着手，摇晃着脑袋，哀叹不已，不停地自责。

纸包不住火，没过多久，妹妹在大姐的追问下道出了实情。果然不出所料，姐姐转眼就向爸妈发出最新播报。我以为爸爸会把我揍个半死，没想到，爸爸只是一连几天阴沉着脸，不时搓着两手。

从此，我和妹妹就成为没有手套的孩子。在新疆无数个冰冻三尺、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都没再奢望过手套。偶尔我会想起曾经拥有过的那双红手套，还有妹妹的那双红手套，也曾望着自己被冻得通红的小手滴下泪珠，任凭泪水从手掌指缝滑落在雪地上。

何时才能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手套呢？暖和又漂亮，对了，再来一双给妹妹，以疏解心中长久的亏欠。世事弄人，谁曾料到，妹妹去了珠江边的广州城，那里四季如春，无需手套；而我也移居黄浦江边的大上海，“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大江南，也根本无需笨拙的棉手套。只不过，那双红条绒棉手套却常常出现在梦里，成为对逝去的爸爸一份沉甸甸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