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的一本新书的责编，告诉我全书彩印，想把我写的后记排成另一种颜色，问我：您最喜欢什么颜色？我毫不犹豫地说：绿色。

学画水彩画，我买了一盘24色固体水彩，其中绿色深浅浓淡有四种，用得最多的是它们，四种绿色都快见底。一个人喜欢什么颜色，是命定的，无法遮掩，如果他画画，颜色最能泄露心底的秘密。

在古代，崇尚黄色和红色，绿色，被视为低俗的颜色。我们以往宫殿的墙都是红色，瓦都是黄色。如今，依旧将红色象征着革命或激情。曾经铺天盖地的红海洋和如今过年的红灯笼，都是对红色经典和古老传统的挥洒和运用。绿色，就差多了，“绿帽子”一词，不知何时流行的，其中绿的贬义，是明显的。京剧脸谱里的绿色，常是妖魔鬼怪，即便是人，也代表着莽撞蛮横。这是我国的颜色美学和伦理。

我不大清楚，从何时起，绿色翻身，可以代表春天，代表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了。宋代以后，流行的诗中“万绿丛中一点红”，绿虽然不再那么不招人待见，却也只是红色的陪衬而已。读中学的时候，看到张大千画的山水，泼墨般用了那样浓烈的绿，让传统的山水画风格一新，绿得那样醒目。也曾学过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散文《梅雨潭》，朱先生不吝笔墨，描摹梅雨潭的绿，那种无与伦比的醉人的绿，被他形容为“女儿绿”，该是对绿色最为极致的赞美。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在我的人生中，见过美好的绿，有很多次，其中有两次，像悬挂在眼前和心里的两幅水彩画，总是难忘。

一次，是六十三年前，1960年，我读初一。那时，上海出版的杂志《少年文艺》，很让我痴迷。每月一期，每本一角七分钱。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买，每一期都买。在此之前出版的《少年文艺》，我没有看过，非常渴望看到，便到前门和西单的旧书店寻找，买到了几本，还远远不全，我渴望看全它们。于是，我来到首都图书馆，那时候的首都图书馆，在国子监的大殿里。

记忆里，那样的清新，清晰。那是初春一个星期天细雨飘洒的上午，我坐在大殿里，借来一本本的《少年文艺》，看得有些累了，瞟了一眼窗外，忽然看见，院子里那一排柳树的枝条是那样的绿。因为枝条上沾满晶莹的雨珠，绿得越发湿润和清新，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曳，像在半空中荡漾起了绿色的涟漪。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沁人心脾的绿。那时，我刚刚学会了“含泪带啼”这个词，觉得形容眼前的绿挺合适。

那一年，我十三岁，一个孩子眼中的绿，带有那种年龄似是而非的心情和感情。即便似是而非，却是最为纯真的。

另一次，是1974年，也是开春时节。那一年，我二十七岁，刚刚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在一所中学教书。学校在如今南三环外面一点的宋家庄，我家住前门，每天上班，要从前门坐公交车，到永定门倒车，多拐了一个直角，才能到学校。姐夫把他自己的自行车，火车货运给我，免得我来回倒车，方便些，也省点儿钱。那时候，父亲去世不久，家里只有我和老母亲相依为命，经济拮据，生活过得有些捉襟见肘，心里总像霜打过一样，凋零不堪。

第一天骑着自行车上班，出永定门往南两公里左右，再往东拐，便是如今的南三环，那时还只是一条并不宽且很偏僻的马路，路两旁没有什么楼房，显得很清静，也多少有些荒寂。路的两旁种着高大的杨树，那两旁的白杨树，真的很像北大荒的白杨树，只是和北大荒此时的树一样，树枝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只是用粗大的树干，遮掩着后面低矮的平房和尚未返青的田地。

骑在半路上，我忽然看见杨树的下半截身子上面，横斜出一枝很细的树枝，枝尖上伸出了两片树叶，不大，心形，绿得那样清新如洗，那样明亮耀眼。那一眼，让我难忘，甚至有些隐隐的感动，皱巴巴的心，舒展了好多。我忽然感到，再艰难的日子，也有了希望。

事后好久，我总还念念不忘那两片白杨树的绿叶。试想如果叶子不是绿色的，是黄色的，甚至是红色或别的什么颜色的，还会给我这样的慰藉和希望吗？绿色，不是我的女儿色，是我十三岁和二十七岁时候的少年色和青春色。也许，正因为在少年和青春时节，才会那样难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