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乃国人普遍信奉的人生哲学，它让“人情社会”的标签妥妥地安在这个文明古国的头上。

礼尚往来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礼记》中就有：“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明确记载。再往前追溯，这传统或发端于氏族社会早期。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为减少内部摩擦，协调部落人群之间的生产与生活步伐，同心协力抗御自然灾害以及兽群或外族侵袭，迫切需要建立起以血缘加上沾亲带故的旁系互相衔接起来的亲情链条，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最终形成了以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来维系族群共同利益的宗法制度。这对后世构建起超稳定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一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尽管历经几千年的岁月淘洗和朝代更迭，这一制度与日后渐成阵势的儒家崇礼重教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把立纲常、尊礼教、讲道德、重人情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强化下来。诸如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老恭少敬、赡养老人之类极富情感色彩的人伦礼仪，几乎成了东方民族约定俗成的风俗符号。

缘于血缘、人情与礼仪的极致是忠孝节义，最后定型为整个封建社会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上流社会、达官贵人会把君王的赏识看作谢主隆恩、报效国家的机缘；江湖上也把“士为知己者死”的说辞挂在嘴边，为报施恩者的大情大义，可以衔环结草、生死不负，假若此生难报，来生再效犬马之劳；民间照样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说。在这里，情义成了超乎世俗的物质和生命之上的精神高地。

目下，这传续千年的文化传统，正在遭遇商品交换意识的严峻挑战。新年假日期间，来自各地的亲友串门走动、聊天聚会时经常谈到，不少地方人情往来早已超越了情感联络的范畴，水涨船高、不断攀升的礼金重负已成为人们望而生畏的人情畏途。除了过去常规的婚丧嫁娶普遍大操大办之外，各种名目繁多的筵客随礼令人应接不暇，像婴儿出生、孩子升学、子女定亲、老人祝寿、新房搬迁、工作调动等等，凡是涉及到当事人以及家属的一切可以搞出名堂的事体，都要广发邀请、大摆宴席，凡沾边的亲戚朋友和同事都在邀请之列，受邀之人碍于情面，无论赴宴与否基本不可回拒，且须送上拿得出手的份子钱。风习所趋，若有人不搞或者操办小了，就有人缘不佳之嫌，受到莫名的鄙视与嘲讽。通常工作单位人口多且交往广的活跃分子，每月送出三五个、七八个份子钱皆属平常，不少人经常会遇到每月的薪水不够随礼，需要四处举债过日子的事情。人情，正在变成普通民众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沉重的精神负担。联想到我们这代人大多一贫如洗即裸婚的历史，顿时冒出一身冷汗，如若当年也是如此这般的高价彩礼，估计许多人至今只能光棍一条。

平心而论，受传统儒学浸润的古人普遍具有浓郁的人情味。然而，他们讲的人情更多的是情面而不是物质，因为脸面与节操相关，为了神圣不容侵犯的脸面，他们可以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稍作梳理不难发现，历史上许多耳熟能详、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都与知恩图报、崇节尚义的社会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荆轲刺秦，就是典型案例。当年，燕国为解除秦国日益迫近的战争威胁，太子丹拜江湖义士荆轲为上卿，极尽情感笼络之能事，赐高等馆舍，每天登门问候，还置办奇珍异宝、华服美馐、豪车骏马以及美女任其享受。游东宫池时见荆轲以瓦片投向乌龟，太子丹就送以金丸；乘千里马时荆轲说一句千里马肝美，太子丹就杀马取肝以奉；更过分的是华阳台酒宴上，荆轲夸一句鼓琴美女“好手”，太子丹竟斩美女之手相赠。皆因“太子遇轲甚厚”，荆轲才为情所困，充当刺客，慷慨赴死。同样，豫让也因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智伯被害，决心刺杀赵襄子为其报仇。第一次行动失手，怕暴露身份，于是以漆疮烂身、吞炭弄哑喉咙，残身苦形，再寻时机。在第二次行刺同样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豫让仍坚持“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的理念，请求赵襄子借衣服让他砍一刀，得到成全后，欣然伏剑自刎。深究起来，这二人都与当事人无怨无仇，奋然冒死作刺客的根由皆为恩情二字。尽管事件本身难下是非判断，但他们舍生取义的无畏行动却普受后世称道。

抛开这些极致的事例，韩信“一饭之恩赠千金”和胡雪岩“投桃报李”的故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韩信少年失怙，家道贫寒，虽刻苦用功但无以为生，迫不得已吃别人的“白食”，遭人冷眼。韩信不忍，尝试以垂钓换饭吃，温饱依旧无法保障。淮河边替人漂洗纱絮的漂母见韩信可怜，常把自己的饭菜分食与他，韩信深受感动。直到发达封侯之时，仍念念不忘漂母的一饭之恩，派人四处寻找，并以千金赠予。胡雪岩的经历也如出一辙。在尚未出道的学徒期，胡过着入不敷出、朝不保夕的生活。恰赶上外地来杭州谋事的表叔突然病倒，急需就医，他腰无分文无力相助，又不忍心抛下病榻上痛得死去活来的表叔，只好心怀忐忑地向友人求助。不料朋友之妻丝毫未考虑他的偿还能力，毫不犹豫地借他五两银子。胡雪岩感激涕零，把老娘留给他的一只风藤镯子作抵押。镯子不值钱，作为母亲遗物相押尤显郑重。还钱时，友妻要归还镯子，胡却婉言谢绝，认为钱虽还了，但自己落魄时友人慷慨解囊的人情还没还，表示将来有机会补上这份人情时再取不迟。若干年之后，朋友遭人暗算，生意陷入困境，未及张口，胡雪岩闻讯立马行动，出钱出力，帮朋友成功脱险。胡雪岩用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具体行动，实践了他情义、诚信至上的价值准则，不仅为自己积累了巨大人脉，也成就了他庞大的商业帝国。此外，还有像晋文公重耳以退避三舍的践诺，来报答楚成王在自己走投无路时收留厚待的情谊；盗马食肉者，日后群体出动解救秦穆公，报穆公当年不究杀马之过、反而以酒相赠的恩情；特别是诸葛亮以大半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丰功伟业，来回报刘备当年三顾茅庐、求贤若渴的宽厚襟怀和用人不疑、从善如流的高尚品德。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情在国人心目中的实际分量，而且还精辟诠释出物债易偿、人情难还的深刻道理，表明以心换心、以情交情的心理补偿机制在人们社会行为中的巨大影响力。

当然，为了补偿一个人情，动辄以命相许，或者终身背负精神重荷，确乎过于沉重。尤其是现代社会，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富、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公民个性的解放，都给人情往来的方式提出了崭新要求，传统的人情世故早已不再适应现代人交往的需要。我们要承继崇礼尚义的优良传统，不让日益扩张的水泥森林把人际关系搞得冷若冰霜，目的是借助其乐融融的人情交往和人际关系来加强心灵沟通，这对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度和精神凝聚力，维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推动和谐社会建设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同时必须强调，现代文明不再有人身依附关系，平等的人情往来不应掺杂任何以交换为前提的功利因素。社会在倡导和谐人际关系的同时，更应重视法律制度建设，任何有人情味的公共社会活动都不能超越法理，必须依法依规，照章办事。即使在法律制度难以规范的私人交往空间，世人也不应让正常的人情往来有违于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高价彩礼和各种名堂繁多的大操大办的筵客行为，如果忽略了人情中“情分”的主旨，把广为散发的请帖变成收罗钱财的告知书和催款单，将正常的人际关系异化为充满铜臭气的物欲奴隶，这就极大背离了人情往来的初衷，属于典型的人性的堕落。

婚丧嫁娶活动需要一定的形式和氛围的烘托，亲朋好友的相互参与当然会给当事人带来荣光和温暖，但参与的方式重在情感交流而不是物质交换，礼金只是某种仪式化的象征。如果以礼金的多寡来衡量亲疏，那么人情必然一文不值。全社会都应该大力呼吁健康的人际关系，移风易俗、新事新办，防止新时代的礼尚往来重新滑入旧社会“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窠臼，不能让人情在无限度的亏欠与偿还的轮番交替中不断加码，把加深亲情友情的渠道变成人们普遍难以忍受的精神累赘，更不能让那些寻私枉法、利欲熏心者有可乘之机，把正常的人际交往变成他们收刮钱财、贪污腐败的脱壳平台。

重情重义本是人性之美，假若人情变成人情债，人性的美好必将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