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

闺女昨天过生日，但没有“过”过生日的那一套吹蜡烛切蛋糕吃面条的程序。我给她包了一个红包，红包上写着：“小毛毛生日快乐！爸爸贺”。

毛毛是闺女的乳名。我们老家苏浙沪一带孩子的乳名都喜欢这么叫。小毛毛不小了，三十好几，都有儿子了。但在父母的眼里，她永远是个孩子。她常常在吃饭时来叫我，不见其人只闻其声地听见她扯着嗓门在喊“爸爸，吃饭了！”我就会在一刹那间想起她四五岁时、十几岁时、二十来岁时的声音和模样，也是叫这一嗓的声音和模样。

一般说来，天底下的父母都是记得住儿女生日的。但也常听人说，有不少儿女记不住哪天是父母的生日。再要说记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生日那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了。所以后人就拿此来作为衡量“孝顺”的一个标准。

要说谁记住了父母的生日就算是孝顺，谁记不住父母的生日就算不孝顺，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儿女是父精母血所生，亲身经历过的当然会记得住。对儿女而言，父母只不过是存在的一种过往，记不住父母的生日，纯属正常。

其实儿女也只不过是人生在世的一种结果。无论是好果还是坏果，都必须自种自收。儿女情长更是人生在世绕不开、躲不过的一张网。父母呢，都是网里的鱼。

闺女八岁生日时，我正随原总政歌舞团小分队在遥远的海南下部队慰问演出。她成长的岁月恰是我工作最忙的日子，让我总有一种因少有照顾而愧疚的感觉。记得当时我把所有的思绪在大海面前浓缩成了一首诗，今天重读，心头顿时又奔涌起一片大海。

“我的毛毛是一粒殷红的樱桃/放在我慈爱的手里如捧着一颗太阳/在她的阳光中我感受着人生的快乐/日子于此刻甜蜜透顶/在我的歌谣中她熟睡她长大/渐渐地不再需要我港湾的臂膀/从她奔跑的身影里依稀化出一只白鸽/我将站在衰老的屋檐下把她放飞/放飞的线头终会拴在我的心头/维系着她的阳光下的我的人生/慈爱的双手空空天际也空空/日子从此更多了牵挂与张望/我的毛毛是我老了时的一顶草帽/冬天为我挡雪秋天为我遮霜/当春夏的风雨尘封了我的双眼/唯有我的毛毛才能使我涌出热泪一行”

学生

今天周一，大路上又该奔流着营生的洪流了。

营生这个词旧时多用，现在少用了。它应该是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中被荡涤掉的。其实营生这个词的实用性、包容量还是蛮大蛮强的。顾名思义，营生就是经营生活，包含着职业工作、生意买卖，甚至谋生养生等一切创造生活来源和维持生活的方式。如果您要问我：干什么营生？我答：唱歌的。您瞧瞧，这比问你是干什么的，靠什么生活，会更让人觉得舒服文雅，更显得明了方便。

昨天我在公益教室上了一整天的课，十多位同学除了在京的，还有分别从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专程前来上课的。我给九位同学辅导了基本功训练和演绎作品。一整天，教室里都充满了同学们浓浓的活力和勃勃的希冀。我被他们青春的活力和美好的希冀所感染，所焕颜。

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久了，会成为黑暗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光明中待久了，也会成为光明中的一部分。

当晚霞飘来的时候，大家纷纷挥别了我。望着离去的同学们，有的匆匆忙忙还要去赶飞机赶高铁离京，我微笑挂在脸上，心里一阵莫名。“莫名”这个词，现在也不见多用了。它可作无法形容解，正反均可用，如莫名的忧伤，莫名的欣喜。

昨天我的莫名既有莫名的忧伤更有莫名的欣喜。忧伤的是别离，欣喜的却是忧伤后竟涌出一种淡淡的纯净和美好。那是为自己“营生”的纯净与美好而内心也纯净与美好着的不用言语的表白。

我爱我的营生。我爱我的学生。

因为我们是创造光明的那一微不足道的部分，尽管很渺小。

毛笔

日前有朋自蜀地来，送我一支毛笔。毛笔是咱传统文化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的老大，各地都有生产，而蜀笔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名笔。一般来说最闻名遐迩的要数湖笔，产于浙江湖州。

我大概是在四五岁时开始学写毛笔字的。祖父、父母对我学写毛笔字的初衷，并不是要求我去学一门所谓的书法艺术。而他们的认知，仅是盼望我长大后能掌握一门技能，写一手好字谋一份好差事。旧时入仕的，教书的，账房先生药铺郎中，哪行哪业能离得了一手好字？

我最初学写毛笔字时，先用的是羊毫，有人便对母亲说，如此将来钧剑的字会太软；于是赶紧换了狼毫，又有人对母亲说，如此将来钧剑的字会太硬；于是母亲又赶紧换了羊狼兼毫。而今毛笔字写了有几十年了，也不知道自己的字性究竟是软还是硬。

四十八年前来到北京后，才有了点用毛笔的讲究。我曾向同龄人王镛兄偷学过书法，敬佩他用一支中短锋的“秃笔”龙蛇飞舞；也曾向前辈沈鹏先生请教过书法，仰慕他用长锋能抒发出音乐的婉转悠扬和歌唱的淋漓酣畅。

当然，他们是书法。我仅是毛笔字。

应该是在四十年前，我常常去中国画研究院“玩”，看见刘勃舒先生邓林大姐龙瑞老兄等都喜欢用一种叫“草帽崔”的笔。“草帽崔”是民国时期享誉京城的毛笔世家，得名于其创始人崔子斌无论春夏秋冬都喜欢戴一顶草帽。使其出名的据说是齐白石先生，说有一天齐白石手拿一支毛笔找到崔子斌，告诉他这是用银元从东洋买来的，好使啊。可咱中国人拿着日本人的笔写字作画是不是一种耻辱？在齐白石的激励下，崔子斌经过上百次试制，终于使“草帽崔”笔大获成功。

不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平心而论，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传承发扬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至今我写字作画都只用“草帽崔”。无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第二代传人但凡从老家河北任丘来京，都会专门到西三环原总政歌舞团的宿舍找我。那是一位和和气气的老人，他到了我家后，便把一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笔从布兜里掏出来摆在桌子上，任我挑选，还朴实憨厚地笑着说，郁老师呀，只要您看得上、喜欢，不给钱都行。

据说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后来不见他来了，一打听，是身体不好了。他的儿子后来也来过我家，同样把一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笔从布兜里掏出摆在桌子上，但却没了他父亲的那种“劲气”，那股“热情”了。再后来，他儿子也不再来了。

但我现在写字作画仍只用“草帽崔”的笔。我知道中国美术馆对面的“百花文具店”里有它的专卖。我去过很多次，每次都会专门挑买两三支，一是挑出对卖笔老人的思念，二是挑出了自己对那段岁月的纪念。

今早看见了那支蜀笔，便想起了“草帽崔”，想起了如此过往，想起了那位朴实憨厚的卖笔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