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抓过很多次。

很多年后，我都能背下徐警官的手机号码，尾数是三四七八。那几年，徐警官至少打过我十次电话。电话一来，我就知道父亲又被抓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的情形。我在电话里脱口而出，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心想，好歹父亲也是个知识分子。他是高工，高级工程师。徐警官说你父亲是不是叫孔有知，今年七十岁，还念出身份证号码和地址。我赶紧跑去派出所，隔着窗户就看到了坐在长条椅子上的父亲。那是十月，深圳依旧炎热，父亲穿一件暗红色T恤，正盯着墙上看。后来知道那是《辖区平面示意图》。当时父亲一定在小声默念地图上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这是他的习惯，喜欢默念。办公室里的徐警官应该是等得有点久了或者不耐烦了，刷刷撕下一个表格，让我签名。那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书》。要处罚，但不用执行。理由是父亲已满七十岁，法律规定不能再拘留。我故意把签名签得很潦草，简直就是划了划。徐警官不但没说什么，还先我们出了办公室。他一定有急事外出。不过他很快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让老人家别搞这些了，万一被别人敲诈了怎么办，万一一激动血压升高弄出人命怎么办。我在电话里“是的、是的”应着。这也是我想对父亲说的话。穿过熙熙攘攘的大厅，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出了派出所，上了我的车。小区其实就在派出所附近，我故意兜了很大的圈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说。最后父亲要下车的时候，我说，万一被别人敲诈了怎么办，现在的人做事都不计后果的。

一周后，徐警官又打我电话。又是你父亲哦，徐警官说。我说，是不是有人设陷阱。我没好意思说我父亲好歹是知识分子。徐警官说，不是陷阱。我又赶紧从公司赶到派出所，依旧是隔着窗户就看到正在读墙的红衣父亲。他对着另外一面墙读，后来知道那是《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我点头进去，默默签了名，心中充满了愧疚。耽误徐警官工作了，我说。这次徐警官不着急外出的样子，正在一笔一划填着一个表格。我不好意思先走，心想他肯定有什么话要交代。没想到他一句话都没说，完全只顾着自己低头填表。我悄悄打着手势，示意父亲赶紧走。快走出门口的时候，我听到徐警官长长的一声叹气：唉。这让我怒火中烧。上了车，打着火，两手紧紧握着方向盘，我说，找人下下棋、打打牌不行吗，非要搞这个。

父亲永远都是扭头看窗外，不理人。

第三次间隔时间是一周还是两周，不记得了，总之不会太久。我磨蹭了很久才到派出所。墙上的文字应该是被父亲读完了，只见他正坐在长椅上低头拿着一张彩页在读。后来知道那是《常见户籍业务便民手册》。徐警官站在门口问我怎么才来。我扯过《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书》画了几笔，心里来了气：你们就不能一口气端掉那些卖……那些场所吗！到嘴边的“淫”字，被我吞掉了。徐警官人擦着我的肩，走开了。我和父亲上了车，我再次兜了很大圈子，停车之前幽幽说了句：这么大年纪了，不知道注意身体的啊，出了危险怎么办。

这些话都不能阻止父亲的继续和被抓。

《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书》越签越多，我几乎成了派出所的常客。我不知道徐警官是否打烦了我的电话，反正我是接烦了他的电话。碰到开重要会议的时候，我甚至直接挂掉他的电话。他说话也越来越不客气：你老爸啊，我真是服了，哪个犄角旮旯都钻得到。

我问，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呢？

徐警官说，有时候是居民举报，有时候是同行举报。

同行举报？谁的同行。

卖淫女的同行。你老爸专找年纪大的，四五十岁的，而且出手大方，别人是二百，你老爸四百，年轻同行就羡慕嫉妒恨了。

妻子终于知道了父亲的事情。她应该是不止一次在我的车上、公文包里、甚至是枕头下看过《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书》。妻子是中学老师，常年担任班主任，职业习惯，处事永远显得很冷静的样子。一个晚上，卧室里，她敷上面膜，伸着脚踢了我一下：老爸是在报复我们。

报复什么呢？

报复我们不允许他再婚。

七十的人了，换了别的子女也不会同意吧，广州那套房子几大百万，还有至少几十万的存款，再找个人结婚，不明摆着分遗产吗。再说了，现在社会复杂，谁能保证那个女人是不是心地纯正善良。他搬来深圳和我们住一起，关系都很融洽，就这点……唉！

可能我们都不了解他。妻子接着说。

怎么不了解！我自己的父亲我还不了解？说完这句话，我有点心虚起来。

父亲是工农兵大学生，一九七零年秋天第一批，进的是北大。那年他二十岁。班里他是最小的，但入学学历最高，高中学历，大部分人都是初中学历，有的还是小学学历，听不懂课，记不了笔记，只好平时积极帮大家打开水打饭疏通关系，考试的时候好抄同学的试卷。但是大家毕业后，到各个地方当官的都是这些学历低的、没文化的，学历高、成绩好的都当了技术工人。父亲的数理化班里最好，最后成了石油勘探工程师。毕业典礼结束，家都没回，父亲就被接上了船，在茫茫海面上一待就是三年。都是男的，寂寞无聊，连拍死只蚊子都要讨论是公的还是母的。别人都渴望轮船靠岸登陆，唯有父亲对大海兴趣盎然。他是个学习狂，对知识充满热情。区域概查、综合性地球物理普查、地震大剖面测量……我自打记事起就不停地听他叨叨这些无比枯燥的词。他的工作经历，只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好玩，就是有一天终于船靠岸了，可以登陆了，大家兴冲冲背起行李上岸，可是等甲板放下，很多人又退缩了。他们看到岸边熙熙攘攘看热闹的人群，顿时无比恐惧，心脏受到了压迫，他们不知道到了陆地上该怎么坐车、买东西和称呼人。很多人为此取消了探亲休假，继续漫长的航行。在海上，在船舱里，在单调和寂寞里，他们恢复了自由。父亲呢，则是第一个冲上甲板、跳上岸的人。那次停留的地方是广州，是父亲向往的大城市。更具体说，是因为父亲听说广州不仅可以买到收音机，还可以买到福建人研究出来的家用电风扇。父亲找了他的工农兵大学生同学，争取到了购买指标，然后拿出全部工资换到了这两个时髦玩意。父亲买回来不是享受，而是测试他的无线电知识。他在船上，捡到了十几期破旧的《无线电》杂志，别人擦屁股都不要，他却一个字一个字给读完了，还做了满满的读书笔记。他的笔记，作为唯一的遗物，我保留了。翻开，第一页写着“《微波集成电路化L波段敌我识别机》知识摘抄”。

父亲轻松拆装收音机、电风扇的事情，第二天就被他的工农兵同学知道了。这消息瞬间炸了。因为他这个同学刚买的一台收音机，质量有瑕疵，不比不知道，比了发现自己的“心肝宝贝”扭开波段时总是有微微杂音。这杂音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就觉得耳朵里全是杂音，让人心烦意乱。同学立即请父亲帮忙看看，看看能否消灭那可恶的杂音。父亲拧开背面的壳子，这里按按，那里扭扭，好了，声音清晰明亮，如子夜响起的钟声。这可不得了，同学的同学正好也要买收音机，于是就请父亲出马去挑个精品。也就是在挑精品的时候，父亲认识了母亲。

母亲当时是百货商店一门市部的售货员。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那个年代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商店里，父亲一连串娴熟的调试动作，吸引了正在给人抓糖的母亲。母亲绕到父亲面前，隔着玻璃柜台问，你会诊断半导体？父亲说嗯。母亲大惊失色差点落泪——这是父亲用过的词。接着母亲恳求父亲等她等到下班，因为她的收音机不响了。父亲又嗯了一声。母亲颤抖着说太好了太好了，声音像关门瞬间夹出来的，高而尖。很多售货员都听到了，都以为父亲和母亲是熟人，甚至是恋爱对象。母亲回到了她的岗位，继续抓糖。父亲则没有离开商店，他隔着玻璃一节柜台一节柜台看过去，所有有点技术含量的东西都被他研究了个遍，电池、灯泡、手电筒、缝纫机、自行车、机械表。售货员都把父亲当熟人看，也不阻拦。跟个大人物似的，在商店里东看西看看了整整半天——这是母亲形容父亲的印象记。

后来父亲去到母亲宿舍楼下，等母亲取来她不响了的收音机。父亲照例是打开背壳，三下两下就弄响了。在那个年代，这是何等的功臣！两人顺理成章地去吃了东西、逛了街道。很快，父亲跟着母亲见了住在广州郊区的外公外婆。门当户对、又红又专，两位老人认可了父亲。接着父亲携母亲回到湖南，一张结婚证盖下了红戳戳。三个月的探亲假结束，已经怀上了我的母亲送父亲从珠江口登船。常年不见面的夫妻生活从此拉开序幕。

我是五岁的样子才知道父亲长啥样的。因为五岁那年，他回家了，我有记忆。五岁，我上小学一年级了。我还在本子上画过他，就是一团黑。我没见过这么黑的人，从脚到手到嘴唇到额头都黑得发亮，我以为是非洲人进了家。父亲不管我的惊讶，一手拐起我就往床上抱，然后掀起一块白纱布，大叫：凯歌电视机，看好了。接着父亲啪啪按下开关，镶嵌在木壳子里的银白色荧幕亮了，有人影，有声音，有歌曲。父亲瞬间又啪地一按，人影没了。父亲说，晚上再看节目。

也是从那个时候，父亲开始跟我灌输他的人生观：现代社会必须懂技术，而且你要学得比别人快。电视看到一半，他就会考我，我们这是几英寸电视机，荧屏下面那个红色的键是什么意思，另外两个白色的键又分别代表什么，音量扭到多少刻度最合适。我回答不出或者错误，他就会很失望，扭头不看电视。似乎这电视机他搬回来就是为了考我。

后来父亲回家的频率大约半年一次。每次回来，他永远都是一句话、一个动作：“快过来”，然后单手拐起我把我放床上，展示他新带回来的高科技，收录机、单缸洗衣机、彩色电视机、小霸王游戏机。等他单手拐不动我了，家里出现了VCD。我后面就不喜欢他这些展示了，因为每次展示都是一次速记和考试。我不喜欢记那些按键、数字和功用。我爱上了写诗和画画。课外书喜欢看历史、哲学。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我选了文科。那个夏天，父亲不用出海劳作，肤色已经恢复正常，但他的脸色却比我记忆中的那个“非洲人”更黑。高考结束，得知我录取到的是中文系，他说了一句话：花花架子要，但知识、技术更要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们的隔阂从此拉开。二零零零年，我研究生毕业落户深圳，半年后自己开公司，五十岁的他则被国家重用，派到更远更复杂的海域勘探石油。我们都有了手机，但却从未拨打过对方的电话号码。偶尔看报纸科技版，知道他们的团队又攻破了新的科技难题、突破了什么什么世界纪录。我有时会想，每当父亲接受记者采访，分享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时，可能也会闪过一丝遗憾，那就是他的儿子对他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感冒。

知识的掌握、运用和突破，给父亲带来持久的高光时刻，直到他六十五岁真正退休。按照规定，父亲六十岁就退休了，离开他的大船、他的大海、他的石油。回到广州的家里没三个月，也是刚退休下来的母亲查出鼻咽癌晚期，这是广东人最容易得的癌症。三轮化疗做下来，癌细胞是被杀死了不少，但健康细胞也基本耗尽，回到家没几天，母亲就走了。我们一起安顿好母亲后事。母亲喜欢养鱼，家里两面墙都镶嵌着半米高的鱼缸，各种鱼壁上游弋。父亲说这下好了，我又回到大海了，与鱼为伴，与水为伴，与孤独为伴。那时候妻子刚怀上球球，我说要不你去深圳和我住。父亲说，这几年不去，我还要发光发热。

父亲找了一个民营的石油化工公司，当技术顾问。后面几年，有了微信，偶尔看父亲转发的朋友圈，发现他转发的新闻依旧是他退休前的老东家的一些辉煌战绩，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很专业的报告或者论文。他现在服务的公司，没有一条新闻，估计行业地位一般。偶尔看到父亲发一些自己的照片，蓝色衬衫、绿色工牌，人是很精神，但显然也是老了许多。

我自己当了父亲后，开始对父亲多一些理解，问候、来往也多了起来。不是我带着球球从深圳去广州，就是他从广州来深圳看球球。他无比喜欢球球，每次都会准备无数玩具，并教他怎么玩。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他从船上带回家的各种电器。我再次让父亲搬到深圳一起住得了。父亲说，过两年。

球球五岁幼儿园大班的时候，父亲不请自到。我后来才意识到，父亲都是精打细算过的。五岁过后就是六岁，六岁就是小学一年级。小学了就有考试，有考试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输赢胜负。输什么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亲来给球球抓“起跑线”教育了。果然，球球的幼儿园大班时光过得非常紧张，起居、接送、数学、认字、英语、玩耍，时间安排到每一分钟。我和妻子都是大忙人，父亲如此投入，我们更多的是欣慰。何况，球球一上小学，成绩确实不错，科科都是满分。再强调素质教育，但也不能跟科科一百分过不去吧。

就是球球连年科科一百分的时候，父亲频频相亲了。七点五十，球球一进校园，父亲就踩着共享单车去了社区公园。社区公园，我天天从那里上下班，却从来不知道那是城中著名的十大老年人相亲地。父亲有天晚上等到球球睡着了，推了一下正独自在客厅看剧的我。我按下暂停键，抬头看父亲。父亲先是站着，然后又坐了下来。好一会，他说，我在社区公园相了个亲，处了快一年了，感觉不错，什么时候把张阿姨带给你两口子看看。父亲还打开手机给我看了他和张阿姨的合影。父亲穿着在石油化工公司当顾问时经常穿的那一身衣服，脖子上依旧挂着绿带子牌牌，只不过不是工牌，而是小区出入门禁卡。张阿姨穿着一身白色的防晒薄衣，里面是蓝色的T恤，看上去要比父亲年轻活力许多。父亲说，她是演员，和我同岁，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是巩俐的师姐咧。“咧”是湖南口音，往往带着得意和轻快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内心闪过的小男人心态。我说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考虑好。父亲说，我考虑好了，但你们要点头，不然以后怎么生活，毕竟住一个屋檐下。你们点头了，我还要办个酒席，六十六配六十六，六六大顺咧。我说，我跟小宁讲一声。

枕边，我把父亲的想法讲给妻子听。听完后，妻子起身拔下正在充电的手机，按亮，手指戳着屏幕。不一会，妻子躺下了，侧身背着我。很久后，她转过头，嘴里的气噗噗而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七十年代的毕业生就没有一个姓张的。气噗完，一个手机塞在我手里。手机打开的网页正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百度百科，往下一拉，有历届毕业生名单。七十年代，只有七三、七四、七六、七八这四个年级的毕业生，名单里有陈宝国、蔡国庆这些名人，确实没有张姓女生。这会是骗局？我下意识说了句。

妻子说，还是让老爸搞清楚点为好，现在这社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我让父亲进一步落实下张阿姨的身份再做决定。

话说过之后，张阿姨似乎就再也没有被父亲提过。六十七岁生日那次，喝了点酒，我问父亲，张阿姨怎么样了？父亲没说话，但眼里闪过一丝不快。很快，父亲当着我和妻子的面说，我现在和另外一个张阿姨交往，时机成熟了，有什么决定，再和你们讲。

晚饭吃完，球球睡着后，我走进父亲睡房，斗胆问起为什么第一个张阿姨没有任何交代就结束了。

父亲没有回答，到处找东西，我的眼镜呢。我说你的眼镜就挂在你领口。戴好眼镜后，他闷闷说了一句，交什么代，伤害到人家了，还要人交代。

我问，伤害到你还是张阿姨？

怀疑人家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生，说网上没有她名字。父亲说，人家也是有尊严的，再也不会面了。

可确实没她名字啊。

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我们这么聊得来，我们可以一口水不喝聊一个大上午。

我开始也替父亲感到可惜，但很快又觉得并不可惜。不怕一万怕万一，这第一个张阿姨没准就是有问题，得知我们子女发现不对劲后，立刻闪了、不会面了。老年骗婚骗财产的新闻和花样多了去了，就当是一段美好回忆吧。

第二个张阿姨，在我和妻子的忐忑等待中，父亲摊了牌。比父亲小几岁，还是个蛮有名的建筑工程师。父亲自己到网上查到她的很多新闻，打印了出来给我看，有点验明身份的味道。照片也看了，外貌身材比第一个张阿姨是差了一大截，但也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戴着眼镜，衣着朴素。她还从来没结过婚咧。父亲再次表达出内心的雀跃。

其他呢？我问。

其他，其他就是刚做了一个大手术，脑壳开颅。办退休手续前一天，去一个工地上参观，结果一根大钢管斜偏下来，砸到她的安全帽上。可能是钢管太重了，也可能是安全帽质量不过关，总之当场昏迷。在医院做了开颅手术，颅内的血水抽了差不多半个月，半个多月后才完全苏醒。不过手术比较成功，现在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加上她爱运动，半个马拉松不在话下咧。

我打心里是不同意这个张阿姨的。我说，我大舅你还记得吧？

我这么一问，父亲不说话了。我大舅也是开颅，头几年也跟没事似的，直到后遗症出现。他先是秋冬季节身体麻木，后来又扯起羊癫疯，大舅妈后面二三十年基本上就成了专职按摩师和一刻不能离开的监护人。

妻子说，爸爸，你和张阿姨谈得来，就先处着呗，结婚的事慢慢商量。

父亲不是傻子，呛了一句，再谈得来，也不能拿感情欺骗人。

转眼球球到了四年级，学业更重，也更难了。年近七旬的父亲迸发出惊人的学习力，球球睡觉的时候，他就拿出课本来预习，第二天的课后作业自己先做一遍。偶尔看到他挑灯夜战忘了关房门，我脑海浮现出很多主旋律老电影，比如老一辈科学家西北戈壁上研究氢弹原子弹的场景。不得不承认，他们这代人身上自带一股韧劲、拼劲。

辅导球球任务加重，我想应该不会有第三个张阿姨了。但没想到，我错了。第三个阿姨，确实不姓张，姓陈。而且父亲直接把陈阿姨领进了家，给我们看。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父亲干净而利索地说“进来吧”，陈阿姨就进来了。继而，父亲先介绍我和妻子：这，我儿子，小孔，搞艺术的，开公司做设计；小宁，儿媳妇，中学老师。我镇静地点着头，妻子忙着沏茶。父亲接着介绍陈阿姨：陈阿姨，我的同龄人，还是老乡，家乡话都是通的，退休了，过来和儿子住。

陈阿姨穿着一身运动服，白色的，镶着绿边，很是精神。陈阿姨看到我们阳台种着花草，跟妻子聊了起来。妻子懂花草，两人聊得热乎，浇水、施肥、修剪、光照，等等。父亲坐在沙发上，脸上挂着生硬的微笑。陈阿姨和妻子聊完花草，又到房间里看正在写作业的球球。父亲也跟了进去。我和妻子在客厅里听到他们两人在讨论如何快速解出这道数学题，还有没有第二种更简便的方法，等等。他们谈论了很久，似乎动用了笔和纸，演算起来。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们才出来，两人脸上带着打了一场打胜仗的表情，自信而松弛。父亲说，坐吧。

陈阿姨坐下，坐在沙发上。

父亲对我说，你们也坐下吧。

我和妻子坐在餐桌椅上。

明人不说暗话。这是陈阿姨的开头，我和孔工相处一年多了，他中午还经常去我那边弄个饭吃什么的，我们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我呢，特简单，一直在企业里，国企、民企都待过，后来老伴走了，就来了深圳，跟儿子住一起。我儿子跟你们不差上下，他七六年的，属龙。我有自己的退休金，一个月六千多，也有一些积蓄。

陈阿姨，住哪里？我下意识地问道。

南荔。

南荔花园？

南荔村。

我和妻子没说话。南荔花园是高档小区，南荔村则是快要拆迁改造的城中村。两个地方一墙之隔，环境、档次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陈阿姨和四十大几的儿子还租住在城中村农民房里啊。

陈阿姨儿子卖房子炒股，结果套住了。父亲补了一句。

迟早会解套的，只要不割肉。妻子把尴尬缓和过来。

听说股市有好转了。陈阿姨说。说完，她和妻子又聊了一下花草。这次是硬聊，相同的话重复了好几遍。十多分钟后，陈阿姨耸耸肩，孔工，我该回去了。

父亲把陈阿姨送出小区，很快返了回来。他走到阳台花草前，重重地大气一叹：唉！妻子见状闪回卧室。我想了想，走到父亲身边，说，你和她们谈得来，就和她们处朋友吧，非得结婚吗？

什么她们！是她，不是们。父亲看着阳台外的一方天空，重重地说，你们就是担心我那房子。

不是我们担心你那房子，是我们担心你那房子被人无端端占有。我理直气壮地回了父亲。

我跟陈阿姨说了，明天我去租个房子，我搬出去住，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我不靠你们，这总可以了吧。父亲有点激动，声音像使用了短视频剪辑软件里的变声功能，突然变得沙哑、颤抖。

我不作声了。父亲在外面一定是个很有威望、说一不二的男子汉。但在我面前，他总是显得温和、谦卑。这次，应该是伤到他了，他做了反击。他的反击都是那么谨小慎微。这反而让我愧疚。我默默退出了阳台，带球球出去玩了。

第二天是周一，下午我提早回了家，我真担心家里是空的，只剩下球球一个人在安静地写作业。庆幸的是，父亲在。父亲在和球球探讨更多的解题方法。父亲想和陈阿姨住一起，但他更离不开球球，担心无人辅导。他选择了球球。

父亲七十大寿生日前，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起了个大早，去了社区公园的老人相亲地。我躲在远远的，看到十几个叔叔阿姨正在跳交谊舞，也看到了穿着蓝色衬衫的父亲。父亲一个人跳，手伸在眼前，像抱着一团空气，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脚后撤半步、转圈。几曲下来，别人都有舞伴，只有父亲始终抱着一团空气。我的心像是受到了刺激，想走过去为父亲打抱不平：为什么没有一个阿姨跟我父亲跳舞。

我一直守到父亲离开。他一走，我就走到那些阿姨中间。舞曲终了，有人一对一对地，或站或坐，聊着天，那都是找到了伴的。没找到伴的，或一个人踽踽离去，或两三个人说着闲话。我假装是来替自己的父亲相亲的。我和三个聚一起的阿姨攀谈起来，哪些大叔最受欢迎？

孤寡成功人士，没儿没女的。穿旗袍的阿姨脱口而出。另外两个阿姨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点赞。

就是能够自己做主。穿阔腿裤的阿姨补充说。

像刚才那个老头，穿蓝色衬衣的，谈几次儿女阻止几次，没人会再和他谈。戴大墨镜的阿姨说。

穿旗袍阿姨接着话又说，那个老头，真的很不错，我接触过，知识非常丰富，天文地理全都懂，尤其谈起科技，地球、物理、飞机、轮船、石油、大海，那是信手拈来、深入浅出，和他在一起，真不会腻。

阔腿裤和大墨镜一声叹息。

天天抱着一团空气跳舞的父亲，最后选择了“嫖娼”。也可以说嫖娼选择了他，因为法律规定年满七十免于拘留。他被徐警官撵到派出所，就像是天突然下起雨来找个地方避雨而已，唯一麻烦的是雨一直下，最后需要我来送伞。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好奇父亲为什么三天两头会去南荔村找卖淫女。和徐警官熟了之后，有次徐警官给我看了一份审讯卖淫女的笔录，其中一则问话涉及父亲。

问：你的同行举报你经常诱骗一个名叫孔有知的老人。

答：我只能说我被冤枉了，或者是她们嫉妒我。孔有知这个老人，七十了，他找我不是搞那些事，他是要找个人聊天。当然，他也要享受，他要你给他全身按摩，不轻不重，要按舒服。按着按着，他就跟你讲各种事情，有的是他的人生故事，农村的，城市的。有的是他看书看到的故事，古代的，现代的。有的是他做梦梦到的故事，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懂的东西特别多、特别奇怪。比如他说，他有次掉进海里，一条大白鲨张口把他接住，大白鲨咬了一口他的脚梗子，立即把他吐了出来。为啥呢？大白鲨对人不感兴趣，因为人肉太咸，而且不够肥。关于世上有没有外星人，他说有。那外星人为什么不打我们地球人，是因为他们压根不感兴趣。他为什么喜欢找我这种年纪大的说话，因为年纪大的有耐心，不会听了半截睡过去。加上我是没文化的人，他讲的很多东西我跟听天书一样，数不清的疑问要问他，有时候也跟他争论。问着问着、争着争着，一个半天过去了。他很讲规矩，按时间给我付费，一小时一百元，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算。南荔村所有站街女，他应该都找过，我感觉他有讲不完的故事和知识。他想从中挑出最合适的，以后可以做长久的听众。

我相信卖淫女笔录里说的一切，这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二十三岁出海，直到退休。半辈子在茫茫大海上度过，他有多少从未告诉我们的故事。遗憾的是，我们父子之间没有一次安静下来，面对面，认真地说会话。不知道别的父子关系是否也如我们这样？

父亲去世前半年，南荔村被爆破拆除。偌大一个城中村，几万人的生活记忆，喜悦与悲伤，汗水与泪水，瞬间被一层厚厚的石灰覆盖住，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被投诉为藏污纳垢的卖淫女也不复存在。新的地产开发商进驻了。一切都规规整整、干干净净。徐警官再也不用通知我来接父亲了。球球也升到初中，很多作业辅导，父亲是无能为力了。父亲无处可去，开始整日蜗居在他的小卧室里，夹在我们中间的是每天早晚简单的几句问候。

父亲最后是自杀而去的。服了大量安眠药。这个只有我和妻子心里清楚。我们对外说父亲是脑梗。父亲自杀的地方是他广州那套房子。那套房子有父亲一生的物证：收音机、收录机、黑白电视机，等等。他都没有扔掉。这些物件被满脑子知识的父亲拆过、装过、拆过、装过。除此之外，还有他的各种书刊、笔记，几十年前的《无线电》杂志、《微波集成电路化L波段敌我识别机》知识摘抄，等等。父亲满身知识，却没打败晚年寂寞。我瞬间想起我考上中文系的那年夏天，父亲对我说：“花花架子要，但知识、技术更要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替父亲难过。

一年后，我把父亲广州的房子卖了。南荔城中村改造紧锣密鼓，平地起高楼，过几天就变一个样。昔日挤挤挨挨的握手楼、亲嘴楼即将被高大上的住宅小区取代。从打出的预售广告看，新小区名字在“南荔村”的基础上仅仅加了个“新”字。手里有些钱，我和妻子考虑是不是要投点资再买个房，正好还有一个购房指标。妻子也让我有空去南荔新村看看，问问价格。

整日忙忙碌碌，我也是拖了好久才去了一次。那是个工作日的下午，大约两点半的样子。崭新的售楼中心就安在老南荔村村口位置。我在售楼中心转悠了大概半个钟头，填了表，拿了些资料就出来了。我一出来，就觉得总有个人在跟着我。我停下来，转身，定住。一个老大姐，五十多岁的样子。她想撇头，又忍不住转头看我。我没动，看着她。她低头朝我走来。

果然有事。她走到我身边，又退了小半步。你是孔老先生的儿子吧？她小声说。

哪个孔老先生？

在大海上工作的孔老先生。

没等我确认，她又说，我见过你的，在派出所，你去接你爸。

我试图想看清楚她的脸，但她是低着头的，我只能看到她的头顶和前额。前额的头发有些微微发白，飘荡在风中。

你爸找我按摩按得最多，至少三四十次，有段时间，除了周末，天天来，两点半到，四点半走，走的时候一声不吭留下四百元钱。

瞬间明白了她的身份。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路上突然堵起车来，喇叭声此起彼伏。老大姐居然拉了我一下，到里面说，太吵了。

我跟着她回到了售楼处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她还是低着头说话。你爸不在深圳了吗？

不是不在深圳了，是不在了。我说。

不在了？她有些惊讶，惊讶的时候，不自觉地抬起了头，哎哟，怎么就不在了。

那是一张普通得我现在早已没有记忆的脸。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垂在前额微微发白的头发，以及它们在风中飘荡。

老大姐突然放松起来。她似乎故意清了下嗓子，声音也大了起来。你爸救了我。前两年，我最惨的两年，钱被骗光，女儿上研究生每个月千把两千块钱的生活费我都接不上。没办法，做了按摩。做按摩也没用，年纪大了嘛。我不能让女儿研究生上到一半就不上了啊，所以就打算把小镇里的房子卖了。正要卖房的时候，遇到了你爸。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从你爸那里挣了将近两万块钱，你爸大方，有时候多给好几百。女儿生活费有了。接着，老家传出要修高速公路的消息，高速公路正好穿过我小镇的房子，射箭一样，直穿而过。幸好没卖房子。政府赔了我一百多万的拆迁款。倒了几十年的霉，老天爷突然开了眼。这都多亏了你爸。

她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些惊奇，但谈不上有兴趣继续听她说下去。我哦了一声。

老大姐还有话说。她说，政府通知回去领赔偿款，我匆匆忙忙就回去了，也没跟你爸说一声，我们也没有互相留过电话。我以为回去就可以领到钱，没想到各种手续、签字、开会，搞了两个多月才领到钱，等回到南荔村，南荔村早已成了平地，我放在出租屋里的东西，房东说联系我几次联系不上早就丢了出去。我在附近的小区租了一间房子，每天下午就来这里，东转转西转转，想看看能否再遇见你爸。可惜再也没见到。我不甘心，就一直等下去。我不需要再做他生意了，我想和他交个朋友，说说话聊聊天，也感谢他一下。你知道吧，你爸蛮有意思的，他说要不是社会成见，同时顾虑到子女，他是想和我结婚的，说我是他的最佳聊友哟。

说到这，天下起雨来。一开始是毛毛细雨，接着淅淅沥沥，再接着哗啦啦，倾盆大雨。不远处是一个茶餐厅。我对老大姐说，到茶餐厅去，我请你喝杯饮料，你讲讲我父亲都跟你聊过些什么。

可以啊。三天六夜都讲不完。

那就每天下午我过来找你，请你喝杯饮料，直到讲完为止。说完，我带头跑进了雨中。

【作者简介：钟二毛，男，湖南人，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小中产》《小浮世》《有喜》等10余部作品；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小说月报》百花奖、《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奖、《青年文学》城市文学榜等。编剧、导演电影作品《死鬼的微笑》，获第60届美国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电影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