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傍晚，我在小区里散步，沿着花坛边的甬道，躲开撒欢儿乱跑的猫猫狗狗。这时候，我隐隐地听见虫鸣声，在楼与楼之间的草丛里，时断时续，时叫时停，感觉有点谨小慎微，遮遮掩掩，却又是抑制不住的天性的释放。是蛐蛐儿的叫声吗？

这声音，一下子勾起我的许多往事，想起童年时居住过的大杂院，也想起父亲，那些回忆带着温暖也带着疼痛，从心间划过。

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城，无数条窄窄长长、曲曲弯弯的小胡同，连接着无数挤挤挨挨的大杂院。从夏到秋，胡同里和房前屋后，蛐蛐儿的叫声此起彼伏。白天，它们多半在睡大觉，叫声短促而断续，可一到晚上，那叫声连成一片，独唱、合唱相混杂，宛如一场喧闹而又不露踪迹的盛大音乐会。

那叫声弹拨着父亲的童心。逢他手头没事或一时来了兴致，就会叫上我，陪他一起去探索那声音的源头。

那时，我家院子里，总共住着四户人家。每家不管人丁如何兴旺，也只能跻身在一间低矮的小平房里。但在我家屋后，竟然奢侈地多出一个小后院，说是后院，其实不过是个小过道而已。

傍晚，父亲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我们循着蛐蛐儿断断续续的叫声，在乱蓬蓬的杂草间，试探着想与那些只闻其声而难见其貌的蛐蛐儿会面。我们在明处，蛐蛐儿在暗处，那叫声便永远在前方或身后，距离不远不近，仿佛淘气地跟我们捉着迷藏。我经常忘乎所以，不小心就会踩一脚烂泥。每次回来，母亲便会生气地呵斥我：“刷鞋去！”当我把鞋泡在盆里，拿肥皂拼命刷洗时，母亲更生气了：“你刷个鞋，用了大半块肥皂！”

但父亲却很理解我，还护着我。或许他觉得，为探访蛐蛐儿而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

父亲经常带我去捉蛐蛐儿。有时是因为他心情好，还有时，是在我受了他冤枉后赐予的一种补偿。每当这时，父亲就会对我格外耐心。我们蹲在墙角，盯着那些看似静默却隐藏着小小秘密的墙缝。父亲给我传授他小时候逮蛐蛐儿的秘诀——找一根草，粗细和柔韧度酷似蛐蛐儿的须子，沿着叫声刚刚隐遁的墙缝，把草尖轻轻探进去。如果被里面的小东西看见了，它会以为是同类的召唤，便会探出身子。这是上策，还有下策，那就是逼迫它就范，比如往墙缝里边灌水，直捣它们的老巢，逼迫它们弃家而逃，并在逃跑的路上，将它们生擒捉住。

父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气特别柔和，像一块软糯的高粱饴。我把这糖块儿连同委屈一起咀嚼，直到嚼出又苦又甜的奇怪味道。那味道是有时对我脾气暴躁同时又对我特别疼爱的父亲给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告别了被父亲称为“贫民窟”的大杂院、小平房，搬进了楼房。

我们的小区四面都是高楼。楼间有花坛，有矮树，还有草坪，都被修剪过，缺乏一种原始的生机。不过，其间仍有小虫依附，比如蛐蛐儿。

夏天的傍晚，父亲或在刷碗，或正在看电视，忽听外面隐约传来熟悉的叫声，他便停下手里的动作，侧耳细听。我估计，他肯定很多次萌生过走出去的念头，但那些念头，在他心里反复辗转之后，又自生自灭了。

有时，他会走到我的房间徘徊。那几年，我先是准备高考，后来又爱好写作，再后来交男朋友，总之我太忙了，对于父亲的邀请，我曾多次表现出既淡漠而又不好拒绝的为难。

我成家后，一般周末会抽时间回趟娘家，呆上一两个小时就离开，自以为是尽到了孝心。

那天傍晚，我起身告辞，父亲急忙穿衣服，又拿起手杖，三步两步跟到门口，好像生怕我逃跑似的，他说：“我也出去转转。”

我知道，他是想送送我，又不好意思直说。

在小区里，我们都听见了草丛里蛐蛐儿的叫声。我心里突然一阵凄凉——我不知道，那许多虫鸣声声的秋夜，当然，还有无数个春天和冬天的夜晚，父亲都是怎么过的，我很少关心过他。我成年后，父亲几乎完全脱离了我的世界，就像我逃离了他的视线一样。

但那个傍晚，蛐蛐儿的叫声真实而切近，几乎沁人心脾。它把我和父亲同时拉回到往昔的回忆中。

父亲停住步子，细听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淡然一笑说：“你小时候，我还能带你一块儿去逮蛐蛐儿。现在，你也大了。没有个小孩儿陪着，我一个人逮蛐蛐玩儿，多不好意思。”

我心里一动，知道父亲是想催我要个孩子，但他不直说。

父亲晚年，完全改变了跟我相处的风格。以前的父亲脾气暴躁而直接，就算让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也绝不会开口认错。但后来，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话变得瞻前顾后的。他，在顾虑什么呢？

女儿出生后，父亲兴高采烈地升级为姥爷，他不惜花费大把时间和精力陪伴我女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夏夜的傍晚。他像怂恿我一样，怂恿我女儿跟他出去，听蛐蛐儿的叫声，给她讲：“***小时候……我们那时候……”

父亲只有回忆了，因为逮蛐蛐儿的过程，显然超出了他的耐受力，他的腰和腿都无法支撑长时间下蹲的姿势。但他又不愿认输，还要为这迫不得已的放弃找理由：“我就是嫌麻烦，逮回来放哪儿啊？”

况且，女儿并没有我那么听话。她有各种电动玩具、洋娃娃、故事书陪伴着，所以对蛐蛐儿的叫声毫无敏感度，即使姥爷极力邀请，她也会毫不客气地拒绝。

渐渐地，女儿也长大了，回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她给姥爷的陪伴，先是不情愿，慢慢地，又将这不情愿变成了理所当然。

一转眼，父亲80岁了。那天，我们接他去饭店吃饭。电话打过半天，父亲才慢吞吞走了出来。他拄着手杖，走在黄昏的街上，宽大的衣襟在风中胡乱摆动，像一面大势已去的旗帜，倔强而孤独。

我们全家聚餐时，父亲又讲起了逮蛐蛐儿的事情，他还感叹：“这人越老，就越喜欢恋旧。”想来，他曾经的小乐趣，早已淹没在现代繁华的水泥丛林中了。

我头脑一热：“爸，下周末，我带你去郊区吧？”

“干嘛？”

“找一片大点的草坪，什么蛐蛐儿啊，蝈蝈啊，你随便逮。”

“那敢情好！”父亲喜悦得眼睛都亮了。

下一个周末，我没有食言。父亲在茂密的草地上，谨小慎微地迈着步子，脸上却挂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好奇。

傍晚，我又在餐桌前夸下海口：“等下回，我还带你去郊区玩儿。”

父亲半信半疑地笑了笑：“你那么忙，有那工夫吗？”

天黑透了，我们才往回返。我看着父亲下了车，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打包盒，还有蚂蚱、螳螂等战利品，走进小区，消失在门洞里。

我心里突然充满了依恋，那一瞬间，我看着他的背影，泪水在眼里打转。

第二年，深秋，父亲走了。

曾经那些打着手电筒逮蛐蛐儿的画面，跟父亲一起，隐入了另一片时空。

从此，我最不愿意过秋天，我甚至不敢走近草丛，我害怕听见那微弱的虫鸣声，尤其蛐蛐儿的叫声，我怕那声音，勾起太多感伤的回忆和彻骨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