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兴三年

很多时候，历史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或者说，历史发生在身边，而我们却毫无察觉。我对西兴的认识和了解便是如此。

2020年八月，因为孩子读书，我移居滨江区西兴东方郡，今年三月份离开。前后接近三年。

西兴是个古镇，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西兴原来是个码头，是浙东运河的西起点，衍生出著名的过塘行。西兴码头是东边货商北上的必经之路，也是北方货物南下的咽喉之地。由于运河和钱塘江的水位有三米左右落差，不能直接打通，货物南下，或者北上，需在西兴中转，于是，产生了过塘行这个行业。过塘行，是中国旧时经营运输业务的行栈，换成当下的表达，大概相当于货物中转站吧。

西兴古镇的过塘行盛极一时，有七十二家半之称。从业人员分为挑夫、船夫、轿夫和牛车夫等等，多达千人。

过塘行作为商业领域一个特殊工种，本身并不产生商业产品，却对商品流通起到巨大作用。我更感兴趣的，是过塘行的运行模式，在一个小镇，小码头，拥有那么多过塘行，拥有那么多从业人员，如果没有严明行业秩序，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行规，会出人命的。事实并非如此，商业社会更讲究逻辑和行规。在西兴码头的七十二家半过塘行里，每一家过塘行，都有自己的主营业务，有的运转粮食，有的运转茶叶，有的运转烟草，有的运转药材，有的运转绸缎。必定会有几家过塘行是做同类业务的。竞争是难免的。竞争是商业的特性，没有竞争就没有商业。从根本上讲，商业的本性是不确定，是摇摆不定，是变化多端，是波谲云诡。这是商业文明有别于农业文明之处。在农业社会里，人是恒定的，土地也是恒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恒定，甚至，风俗习惯与社会理念也是恒定的。农业社会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商业社会的特征是以物易物，以币易物。商业是以流通和盈利为目的。所以，在商业社会里，除了对从事行业的选择外，更需要用心经营的是合作伙伴。因此，每一家过塘行，即使是运转同一项业务的过塘行，也会寻找和建立自己的固定合作伙伴——客户。对于商业来讲，客户是利益共同体。对于商人来讲，盈利是天职。不能盈利，生意无法维持。但是，要做到盈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好口碑，只有好口碑才能吸引客户；二是需要固定客户。一个真正的商人，肯定明白这个道理，肯定是一个义利并举的人，肯定懂得有舍才有得，肯定是将信誉和信用看得与生命同等重要。只有懂得这些道理的人，才能将生意做好，才能将生意做大，才配得上称之为商人。西兴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在过塘行盛行的时代，国家对人口迁徙的政策控制严格，从事过塘行的主人，想必大多是西兴本地人，或者也有一小部分杭州城里人。据说，到了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在西兴码头投资了一家过塘行。做生意的人，是最懂得把握分寸感的，也最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过塘行能够在西兴码头盛行，肯定是所有过塘行业主共同参与的结果，也肯定是他们共同维护的结果。这里面，有行规，更有商业从业者的伦理。就拿那半爿做黄鳝转运的过塘行来讲，在黄鳝断季的时间，他完全可以转运其他商品，可以从其他过塘行嘴里抢一点食，即使不主动去别人嘴里抢食，也可以去码头碰碰运气。总会有一些临时散客过码头的。没有，转运黄鳝的过塘行只做这项业务，过了季节便关门停业。从不瞻前顾后，从不朝三暮四。这是生意人的坚守，也是商人的清高，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守。这种信守，在商人之间特别重要，也特别有意义。

过塘行早就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之中。遥想当年，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全长约1794公里，途中经过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有多少过塘行因运河而生？又有多少过塘行因运河而亡？一个行业的兴起与衰败，其实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始和总结。不同的是，过塘行烟消云散了，而浙东运河作为那段历史的特殊产物被保留了下来。

我寄住在东方郡时，常去江一公园跑步。那里有塑胶跑道，长约3.4公里。要在三条桥下穿过，其中有一条桥下的墙壁上，有几个红体大字——浙东唐诗之路。

没错，绕了半天，我终于说到重点了。西兴古镇，除了是浙东运河起点，还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这个“起点”不是随便封的，仅仅唐代，就有四百余位有名有姓的诗人，经由西兴古镇，进入越地，东游名山大川，留下壮丽诗篇。这些诗人里，有杜甫、李白、孟浩然、贺知章、白居易、元稹，等等等等，他们都在浙东大地留下了名篇佳句。

我这里要说的是，桥下墙壁上，有一首白居易的诗：

烟波尽处一点白，

应是西陵古驿台。

知在台边望不尽，

暮潮空送渡船回。——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

这是一首白居易写给他铁杆兄弟元稹的诗。

元稹，字微之。公元822年，七月，五十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次年，元稹被朝廷任命为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在唐代，越州地位比杭州重要，地盘也大得多。但是，对于白居易和元稹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他们可以经常见面，经常喝老酒，经常诗书唱和。可是，那时的交通不允许啊。现在从杭州到绍兴，开车一个小时，动车二十分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高宗赵构，从绍兴移驾杭州，路上整整花了五天。元稹和白居易可以快马轻从，不需要五天，但是，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至少得花上一到两天。更主要的是，他们还必须跨过一条风高浪急的钱塘江。跨不过去啊。涨潮了，太危险了，命比什么都重要。派去接微之的渡船，在晚潮中颠簸着回来了，渡船里没有微之，微之只能在西陵驿站过一夜了。两人只能遥遥相望一夜啊。惆怅了，有多少酒想和他喝，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内心的情绪无法平息，如波涛汹涌，喷薄欲出。不行不行。写诗写诗。见寄见寄。

白居易在杭州的时间很短。二十个月后，朝廷任命他为苏州刺史。而元稹在浙东的时间则长达六年。时间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任上都尽心尽职，兴修水利，体恤百姓，分别在杭州和浙东做了实事。譬如，白居易对西湖的治理，譬如，元稹对浙东运河的疏浚。

还要补充一句的是，白居易诗中的西陵，即西兴。唐诗中常见的西陵渡，指的便是这个地方。

绍兴一日

我是今年9月28日去绍兴的。早上八点二十分从杭州家中出发，驾车上空港高架路，后转入杭州湾环线高速，一个小时后，到达绍兴迎恩门。马炜已经在那里等我。

绍兴，我去了多少次？十次？二十次？没有统计过。我和马炜开玩笑说，进入城区之后，看见马路两边的指示牌，我发现，绍兴的历史文化名人真多啊，而且，每一个名字都是如雷贯耳，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这在其他城市是少见的。至少我没见过。

以前来绍兴，有各种名目。文学与艺术肯定是最充分的理由，肯定也是次数最多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肯定是要去的，沈园肯定是要去的，兰亭肯定是要去的，大禹陵肯定是要去的。等一等，也有几次是专为喝酒而去的。

咳，因公因私，绍兴肯定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之一。

这一次，我是因浙东运河而来。浙东运河共分三段，自西而东，西兴开始，到钱清，属于萧山段。从钱清到上虞属于绍兴段。上虞过去，一直到镇海入东海，属于宁波段。全长239公里。这一次，我想走一走绍兴运河，找一找当年的“漕运国道”。

这是一趟“冒险之旅”。如果说，浙江是江南水乡，那么，绍兴可以算“水乡”之中的“水乡”。在绍兴境内共有7031条河道，总长为11009公里，试问，哪一条才是浙东运河？哪一条才是当年的“漕运国道”？

既然提起“国道”，在绍兴，还有一条在春秋晚期，由范蠡主持开凿的山阴古水道，全长约二十公里，那大概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了吧，至少是之一。现在据说也是浙东运河的一部分，西起绍兴五云门，东至曹娥老坝底。所以，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浙东运河有多少条，至少在绍兴境内是如此。

我和马炜相约在迎恩门会合，是有原因的。马炜听说，当年绍兴城内的运河，迎恩门是西起点，东到都泗门，全长3.35公里。啊，当年的绍兴城，只有这么大吗？

我们从米市街开始步行，穿过迎恩门，便算正式进入绍兴古城了。穿过城楼之后，我们顺着运河，沿着北海桥直街，从西往东走。一路上，我在心里嘀咕，这里真是古运河？古运河不可能这么窄呀？因为，我们走过的这段运河，目测宽度大约三米。这个宽度，两只小火轮都无法交会，怎么可能是当年的“国道”？大约一公里之后，我们左拐穿过一条古越龙山桥。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地方以前来过，而且不止一次。这条路叫下大路，右边是运河。左边是一家酒楼。我在这家酒楼吃过饭。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酒楼就在运河边上。酒楼过去，是地方国营绍兴酒厂旧址，再往东，便是著名的中国黄酒博物馆。下大路右边的运河，虽然河宽不过三米左右，但从沿河人家的建筑可以看出来，早年水运的繁荣——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小码头，每家每户都拥有自己水上交通工具，繁忙时节，运河之上，船只来回穿梭，几乎覆盖了河面。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温州人。他叫王十朋。王十朋是南宋诗人，在温州有很多传说。他生于1112年，卒于1171年，参加过七次科举考试，第七次被宋高宗钦点为状元。这一年，他已经虚岁四十六了（温州人算虚岁），被授为绍兴府签判，冬天赴任，至四十八岁秋满离任。他在绍兴前后两年。签判不是主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市政府秘书长，所以，他在绍兴，没有留下政绩可供查询，但他留下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叫《会稽风俗赋》，文中有一句“浪浆风帆，千艘万舻”，描绘的正是绍兴运河上的繁华景象。

这么窄的航道，“千艘万舻”如何行驶？

过了黄酒博物馆，我和马炜继续沿着运河往东走，便到了上大路。再往前走，就到了小江桥，斯继东已经按照约好时间，在那里等我们了。

跨过小江桥，进入小江桥河沿路。这个名字有点怪。马炜告诉我，绍兴人以前称运河为河沿，小江桥河沿，大概就是小江桥运河的意思吧。再往东走，便进入萧山街。萧山街尽头，是中兴中路，与之交叉的是胜利东路。运河到这里消失了。斯继东查了地图，说不是消失，而是变成地下水了，被城市建设“覆盖”了。他带领我们，穿过中兴中路，沿着胜利中路，向右进入广宁桥直街，来到了八字桥。这时，运河又出现了，在八字桥下蜿蜒而行。

八字桥是座水上立交桥。桥下有乌篷船游荡，桥上有穿唐装的女子在拍照。

下午，我们去了集云路的浙东运河博物馆。出来后，我们去看博物馆后面的西兴运河。一站到运河边，早上的嘀咕和疑问便迎刃而解了。这里的河面最少有十米宽，比高速上的八车道还宽阔。而且，名字就叫西兴运河。或许，这条运河，才是当年的“国道”，而我们早上在绍兴城内所见的，只不过是运河的一条分支。

随后，马炜驾车，我们又去了柯城区的古纤道。也就是以前运河上供纤夫行走的路，据说全长近十公里。我们去的这一段古纤道，大约一公里，是用三条石条架在水面而成。站在古纤道之上，我更坚信了刚才在西兴运河时的想法——这里的河面更宽，至少比刚才宽一倍。问一个正在那里打捞水草的护工，他说运河中央水深在六米以上，他打捞水草的竹竿是六米，根本探不到底。

其实，站在古纤道上，我已经不再纠缠河面的宽与窄、河水的深与浅了，更不再试图探寻哪条运河才是当年的“漕运国道”。对于浙东运河来讲，特别是对于绍兴段运河而言，追寻宽与窄、深与浅以及谁才是“国道”，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一个旅人来讲，或者，对于商人而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旅途是否顺利、便捷和安全。最主要的是，哪条运河更加便于他们出行和按时归来。还有什么比这最重要？

从我的角度来讲，何尝不是如此？我要寻找的，或许根本不是当年的“漕运国道”，甚至也不是有多少条运河。我要寻找的，可能是自己，以及和运河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和想象。

还有马炜和斯继东，这两个绍兴人，长期与运河为伴，接受运河的滋养。可是，他们的内心，并无清晰的判断和证实，运河对于他们的意义。然而，我又隐约感觉到，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就是我要寻找和确认的那条运河。

【哲贵，浙江温州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猛虎图》《信河街传奇》《某某人》等，非虚构作品《金乡》等，曾获汪曾祺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