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间，我三次来到戛洒。一次夏天，两次冬天。在戛洒，时间具有两副面孔，一面酷热，一面温暖。相比夏日酷暑，我更喜欢冬天的戛洒，它比春城昆明还要暖和。

我第一次来戛洒时还年轻，清瘦，做记者。将近两年的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采写云南的历史文化名村，每周供稿5000字。我长期出差在外，行李箱里塞满衣物、电脑和书籍——我的全部家当。我从新平抵戛洒，目的地是大槟榔园村。

哀牢山下，戛洒江边，人们住在土掌房里。那是一种源自远古或童话的建筑，那些建筑的主人也具有古朴的面孔和习性。2007年冬天，大槟榔园村里还有人染齿，笑起来时露出一口黑牙。

我们就那么在大槟榔园闲逛，看别人生活。看男人在土掌房顶翻晒粮食，看女人在屋前竹筒下洗头，看老人坐在屋檐下念念有词，看孩子以土掌房墙角为堡垒玩“打仗”。这样的场景，如梦似幻，恰如民谣歌手周云蓬在《空水杯》里所唱：孩子们梦见自己的小孩，老人们想着自己的奶奶，只有中年人忙着种粮食……

而太多的东西，我们看不见。比如，一个族群远去的历史。我们只能从他们腰上的飘带去想象。他们说那是彩虹。能把彩虹系在腰间的，无疑是太阳的女儿。难怪这是一个温暖之地。因为温暖，万物竞生。人，不过是万物之一，不过是石头的亲戚、树木的朋友，以及流水的远房表亲。流水在山涧，流水在戛洒江里，这是可见的流动。那么看不见的流动呢，是时间。

村里有女要出嫁，对未来满怀期望。有人离世，在戛洒江边化为青烟。那时的大槟榔园已经声名在外。同一天，除我之外，还有电视台的人在拍摄，以及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女编剧在游荡。某一瞬间，我看见了哀牢山，沉默、深沉，我在看它的同时它也把一切看在眼底。流水不争，群山无言，这是人间山水课。靠山吃山，恩重如山。哀牢山是为大地子民挺起的一道道脊梁。远古的某天，有先民和我一样，抬头看见哀牢山，心里一震，跪下，匍匐在地：就是它了，我们千秋万代的家园。有人居山上，有人居水边，云朵在山顶，倒影在水里。

山上住着人，住着野兽和树木。如果再细分，山上住着男人和女人，住着汉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戛洒是牢哀山下的一个镇，正如它的释义：沙滩上的街子。在戛洒，我看到一长串可以进入文学世界的地名，哀牢、戛洒、达哈、腊戛底、米尺莫……哀牢山下，戛洒江边，诞生的作家应该像马尔克斯。神秘、魔幻、炎热、不死的祖母，泛着甜味的空气。

戛洒的甜味来自香蕉林、甘蔗林，以及另外一些果园。因为温热、潮湿和肥沃，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植物王国。走在戛洒，像是在进行一场植物学考试，而且很多人难以及格。一个民族的性格，首先体现在语言里。我听傣族人唱歌，柔情悠远，少有高亢之音。他们居住在水边，有着水一般的性格。但他们对爱情的态度，坚贞不屈。在红河流域，民间叙事长诗《朗娥与桑洛》流传已久。如今，这个故事以浮雕的形式展现在一个文化广场的墙上。

其实何止是傣族，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传说。那是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思考。那是千百年来，无数先民的口传心授，是一个民族血脉里的密语。

所以，当我再次去到戛洒，先按住将十六年当作一段漫长时光的念头。跟哀牢山和戛洒江相比，十六年算什么？跟世代居住在哀牢山上和戛洒江边的人相比，十六年又算什么？在山水面前，人只能收起傲慢，做山水的门徒，学海纳百川，学上善若水，学坚如磐石，学菩萨心肠。

在戛洒，空间变得非常具体。天空、哀牢山、人、戛洒江，四位一体。变与不变，都在其中。大槟榔园的土掌房没了，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小楼。像是为了纪念，他们以土掌房的模型在一片稻田建起了酒店。酒店不远处，便是即将搬迁的糖厂。我想，糖厂搬迁之后，这些遗留下来的红砖厂房，倒是很适合做个现代艺术社区。

在中文世界里，社区是个新词，使用不足一百年。何为社区？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滕尼斯的概括很准确，符合人类的群居历史。社区、部落、公社、村寨，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人类故乡。

戛洒有6个社区，令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个叫曼哈。曼哈，是一句傣语，意为其他民族杂居融合之地。没有永远的故乡。他们从原住地迁来，建起新的社区，开启新生活。这样的事，千百年前，他们的祖先就干过。迁徙史就是人类史。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走远，还在戛洒的地盘上。还能抬头看见哀牢山，低头听见戛洒江。这山水，是他们的灵魂归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