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粗暴”和“保守”

有一天，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谈起戏改问题，讨论的很热烈。那天在座的朋友都是写戏的人。争论的中心是戏改中“粗暴”与“保守”的问题。今天我就从“粗暴”和“保守”来谈。有一部分意见是那天得到的“结论”，也加入我自己的意见。

现在争论最多的就是“粗暴”和“保守”。据我看，懂得一些业务的人，不管是内行或“票友”，都容易保守，因他们热爱戏曲，愿意保留戏曲中原有的技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譬如我们以前看过杨小楼的戏，因为杨小楼的表演实在使人喜欢，现在看见别人演，技巧不像那么好，就觉得不过瘾。这就是说，懂戏的人看它稍许改一改就觉得难过。就拿我自己来说，就有点保守，我家里六口人，对于看戏问题如果举手表决的话，我一定失败。我懂得板眼，他们却不懂。我爱这个东西，就难免袒护它，但如果完全抹煞我们的热情，那也是不应该的。

内行就更厉害了，他们的保守不仅因热爱，还有业务问题。比如说，演窦尔墩的要挂上很短的胡子，揉一个大白脸儿，他就觉得没法上台，这是用不着多说的。苏联朋友们演《三岔口》，演得真好，可是焦赞出来就不大像，他没有利用胡子，不大知道京剧中的胡子配合上某些动作能表演出英雄气概来。内行人是有些苦闷的。我曾经和某名演员谈，他说：如果演窦尔墩没有胡子必不好演，粘胡子也没法演，如果把将干的胡子挂在窦尔墩脸上也同样没法演。有几位外宾看过《猎虎记》，《猎虎记》中用的是短胡子，他们认为很好。但我说窦尔墩的长胡子也很好。演员们为了怕技术丢失，保护自己学到的一些本领，不能不着急。只在戏的技术方面作枝节的改革，不易说服老艺人。

还有，演员们有的文化程度低，知道改革是好的，但不知道怎样改革，我们若不去争取跟他们合作，就会甚至把整理老戏那一部分工作也耽误了。就京戏来说，一方面改，另一方面要注意老技术，把老艺人都动员起来，使他们有发言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把老技巧拿出来，这样似乎更周到更好一些。我们过去对艺人们的争取是不够的，没有把他们都动员起来，他们有意见，但这些意见为什么不在《戏剧报》上发表呢？专家们一写就几万字，振振有词，而他们有意见写不出来，因为不会写。最近萧长华先生，就说出了很多的东西来，这是因为我们去访问他，帮他写了出来。

那天在我家里谈的结论是这样：如果主张什么都不应该改，这样的保守就跟粗暴一样。我们反对粗暴，但是拼命保守也要同样反对，这是真理。当然，不懂业务的人就容易粗暴，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不懂业务，他可能没有对业务的热爱。这样，他就只觉得非改不可，甚至不惜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对业务不懂而要改革就容易粗暴。但这种改革尽管有时候粗暴，可能也有创造性，对于创造性还是要加以鼓励的。不懂业务就容易粗暴，矫正的办法就是深入学习。这又跟演员们的合作问题联系起来了，戏改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很容易走到粗暴的路上去。

对国际朋友的意见采纳与否，我觉得应当有个尺寸。国际友人给我们善意的批评时，如果提到的是话剧、芭蕾舞、歌剧等等，是应该接受的，因为他们是内行。就京剧来说，似乎不能这样。他们往往认为我们的表演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只看了几天戏，不知道程先生和梅先生同是演《玉堂春》，却有不同之点；同是《四进士》，周信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的演法就又有不同。当然，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但外国朋友一提意见，我们马上照办，不多去考虑一下，也未免粗暴。像《荷花灯》、《闹天宫》这些节目，在国外都演过，到处受欢迎，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喝彩就冲昏了头脑。同样的，外国朋友看《猎虎记》虽认为好，但问题还是要我们自己来考虑，到底它好不好。那天在北京市文代会上听彭市长谈戏改问题，他说：一切观众，对剧本的思想内容都有提出意见的权利。至于挂不挂胡子……等类问题，还是应当取决于演员，要依靠专家们。这一天，我遇到周总理（当时还有凤霞和祖光），周总理说评戏老在学京戏的吊眼睛、贴片子，看起来不舒服，还不如学越剧的化装好，又方便，又好看。关于戏曲艺术的改革，他还说：像评戏这种剧种，历史既不长，又接近生活，可以多改一些，对京剧就应慎重一点。我这不是代表总理说话。而且，我也许没有说清楚他的意思——这由我负责。

我希望我们今后多找一些艺人们来谈谈，这样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光听咱们这一伙人的意见，就难免片面，而且提出的问题也许不具体。

我补充几句。我的小戏《柳树井》各处都演过，起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那里面没有采用自报家门的办法，可是观众们，不管老的、小的都能理解。（可见我与观众都不保守。）女主角一人在那里悲泣，并不说自己姓甚名谁，后面的人忽然叫她一声“招弟”，观众就都知道她叫招弟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立刻应把一切老戏的自报家门都废除，暂时还可以不动它。

看一出京剧须全面考虑。以《艳阳楼》来说，剧情非常简单，但主角有念有唱有打，即甚活泼火炽。记得赴朝时，高盛麟演《艳阳楼》，事后他问我如何，我回说差点。想当初杨小楼演高登的时候，一出场的神情和大段道白（自报家门），就逼真地表现出了一个花花公子和恶霸，就能那么吸引观众。高先生的道白显着草率。又如龚云甫在《钓金龟》中的一段自报家门，也有独到之处，令人喜爱。把自报家门念成了朗诵诗，便增加了美，听众也就忘了它的不大合理。自然，我们编写新戏时无须保留此法。

说到《闹天宫》，想起有一天在怀仁堂演出，有布景，挂着亮晶晶的星，表示在天上作战。开演以后，筋斗一翻，搞得满台都是灰土，天上怎会有灰尘呢？所以这些小地方能够不动还是不动吧！

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戏剧报》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