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过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会请我喝茶、吃饼干,我们会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光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她的关节炎。她显然注意到我总是在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出现,但她从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刚刚才走开。”她会说。我真的喜欢塔赫里太太在那儿,并且不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还因为有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变得更放松、更健谈。何况她在也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显得正常——虽然不能跟塔赫里将军在场相提并论。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监护,我们的约会就算不 能杜绝风言风语,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过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正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学习她的通选课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 “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 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头戴猎帽,出价3块钱,想买一组5块钱的烛架,索拉雅卖给他。她把钱丢进脚下那个小小的糖果罐,羞涩地望着我。“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她说,“可是我有点难为情。” “讲来听听。” “它有点傻。” “告诉我吧。” 她笑起来,“好吧,在喀布尔,我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请了个打理家务的佣人,叫兹芭。她有个姐妹在伊朗的马夏德。因为兹芭不识字,每隔不久,她就会求我给她姐妹写信。每当她姐妹回信,我会念给兹芭听。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读书识字。她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双眼放光,说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认字母。我记得有时候,我作业做到一半,抬起头,发现兹芭在厨房里,搅搅高压锅里面的牛肉,然后坐下,用铅笔做我前一天夜里给她布置的字母表作业。”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