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说，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他为失去的王位而悲哀。这里的王位当然指的是精神的高贵，所以这悲哀便是一种不断求索的伟大，而今天，我们悲哀的似乎已是没有足够的“配额”去寻求精神的“最爱”。

梁先生是幸运的，他明确知道自己的“配额”是多少，他也是智慧的，知道把有限的“配额”给“最爱”。可这个时代的我们却对“配额”盲目，对最爱模糊。我们投注大量精力给物质，总以为还有余力，去呵护心灵的家园，殊不知它已站在人生的列车之外。

中国的现代文学缺少忏悔录，鲁迅，巴金，郁达夫这些能够深刻拷问自己灵魂的人似乎早已成为符号，再我们的记忆中闪闪发光。他们并不“富裕”，但他们慷慨的拿出宝贵的生命与力量去整理心灵的思路。反观当下，我们的文人似乎总是热情洋溢，活力十足，然而那些光环下是浮躁与张狂。他们已经不能把握自己的“份额”有多少，对于“最爱”他们永远也难以将其与苦难与寂寞联系，尽管这是职业道德与人格情怀的要求。不能批判那对“作家富豪榜”的狂热关注，也不能将作家们在乎座次的安排、职务的高低全盘否定，因为那毕竟是他们的爱。乱花渐欲迷人眼，我却欣喜地看到一个莫言，他还在大地上，他还是个农民，他知道自己的“配额”有多少，他知道他最爱的是作家的心灵：对文学的孤独求索。

或许我们得学学俄罗斯，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地主在自我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实现了心灵的复活，而这条艰难的路仍被大量的俄罗斯作家重走，他们寂寞，但他们快乐，因为他们有限的精神配额给了心灵。

其实，中国文艺的“分配不均”仅是一个社会侧面，在全民的物质与精神的走向上，我们似乎也很迷茫。享受着改革的红利，我们自然不能批驳对经济的狂热追求，但我却十分羡慕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在离太阳最近的国家不丹，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的笑容。事实上，我们两个国家看似差别巨大，实际上并不大，不同的是，他们把有限的生命配额给了心灵一大片牧场，而我们却只是在未来的一个角落给了心灵一个杳杳无期的承诺。

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太多高深的哲学命题，我们只要像梁先生学习一下，用理性对待自己的“配额”用心灵深处的真与善去确立自己的“最爱”然后给“最爱”一个合理的配额。

想起诗经里对“最爱”的坚守和对分配的智慧：“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勿金玉尔音，而有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