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认识论的转变与发展,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一个时代文明的繁荣昌盛,需要的是“从荷马到苏格拉底”式的运思规则。古希腊灿烂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荷马式”的恢宏壮丽的拓取精神,它通过对向人类“神性”的进攻索取到了智慧,而轴心时代的辉煌,却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认识自己开始的。众所周知,一面镜子只能反应二维世界,而两面镜子的相遇,映射的却是三维的生动与震撼,而在这种回归精神之中,就引发了自身的质的飞跃。荷马是一面镜子,他的伟大除了在于那部宏气回肠的《荷马史诗》,还在于“应该=能够=必然”的锐利眼光。它向万物投出了思维的长矛,迫使真理的暴露。无限丰盈了人的形象,以及滋生萌动的潜意识,吓退了“自然”这一头猛兽,使人类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能力”。但正如尼采所言“哲学是文化的医生”。 当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失足掉进井里时,他对自然地“荷马式热情”以及他的孩子“自然学派”就宣告破产,而临危受命的伟大辨士普罗泰格拉则被其“人是万物的尺度”牢牢束缚,终将化为虚无主义的牺牲品。当文明如流淌的河水在下流淤积阻塞,来自上游的滚滚洪流必将冲破枷锁。苏格拉底高举“未经省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仿佛是另一位充满理性的“镜子”,照亮了时代的本身。“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反省才能获得知识,而只是即美德”。这是美学史上一大进步。他第一次 灵魂只有被探明了轮廓,才会有形有质;目光,只有回归本身,才会有生命的大美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