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1978年的衣胞地：破落的土坯，锈蚀的窗棱，坑洼不平、虫洞密布的木板门，从低矮的门楣下垂下一绺枯草。坍塌、斑驳、灰头土脸，完全一幅风烛残年的光景。进入屋内，你可以透过面盆大的窗户，看着光亮从厚厚的土坯挤进来，在黑洞洞的房间里留下一块圆形的光斑。要是一时间花了眼，你会以为那是大地的伤疤呢。堂屋的地面是崎岖不平的，乡下人把城里人叫客厅的空间称之为堂屋，有亮堂堂的意思，开门直冲着外面的太阳，在没有钟表的日子里，靠阳光留在堂屋里的影子，记录下生活的刻度。一到阴天，雨水渗透进来，堂屋地上起了一层泥疙瘩，纠缠在土布鞋底，如同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像乐谱里的立体音阶。

老屋冬暖夏凉、接地气，与树木、野草为邻，以昆虫、动物为伴，舒适自然。当年我家的屋梁上，始终有一个洗手盆大小的燕子窝。一到春天，闪电般的黑色燕子不知道从哪里飞来，准确无误地栖息在这里。今年的燕子，还记得往年的窝？不得而知。看着它们不顾主人的存在，大大方方地从门外飞进，又从窝里飞出，丝毫没有一点生疏和恐惧，这不由得令人生疑。狗、猪、羊，还有体型再庞大的牛，见到人都会惊吓得躲一躲，为什么燕子们不害怕呢？“唧”的一声，又“唧”的一声，自由地进进出出，俨然这家主人似的。有时候堂屋喧闹、嘈杂，大呼小叫，它们全然不当一回事，依旧如故，胆大的燕子还敢对着梁下的人叫几声，算是回应，告知人们春天的降临。它们飞来飞去的身影，像极了麦田里忙碌的母亲。你不忍心去惊扰它们，只能装着没看见它的样子继续做事。这时如果你抬头凝视它，它们也会蹲在高高的横梁上，睁着明亮的眼睛，歪着头，一动不动地打量着你、倾听着你。

门洞是老屋的标配。门框左下角，几乎每家每户都要留一个洞口，篮球大小，一直敞开着。门洞功能强大，容得下一只狗窜出，也方便一只下蛋的母鸡钻进，当然，老鼠、猫等动物自然不在话下。老屋为什么要留一个这样的洞口？是对狗、鸡的爱怜，还是对猫、老鼠的同情，为它们大开方便之门，即使主人不在家，也给它们开个后门。长大后我在回望那个门洞时，才醒悟过来，那个门洞是为鸡们留的，准确地说是为下蛋的母鸡而设。主人在田里干活，一干就是一天，门上了锁，鸡们回不了家，也就没办法把蛋下在家里。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都知道，鸡经常会把蛋下在垒起的草堆、失修的猪圈里；逼急了的母鸡，还会借邻居家的鸡窝下蛋，这不是典型的吃里扒外么？它哪里知道那只蛋会不会回到主人的手中。搞笑的是，鸡做了亏心事后，还敢理直气壮地大声嚷嚷，以功臣自居，围着刚从地里劳作回来的主人，不赞美几句它就追缠着你，唯恐你忽略它的劳苦功高。这不是对主人的揶揄和讽刺？她正在为丢失一只蛋而郁闷，看到这般情景，气不打一处来，抬起一脚，把它踢得远远的，嘴里嗔怪道，蛋都丢给了人家，还耀武扬威什么？当然，这并不是鸡们的错。大门紧锁，门洞没开，鸡们哪里有下蛋之地？一旦门洞大开，鸡也心领神会、晓得感恩，它们会无师自通地从门洞钻进，把蛋下在自家的窝里，等主人回来后，赏赐一把米或剩饭剩菜什么的，算是对它极大的奖励了。

门洞是鸡的城门，与猫和老鼠关系不大，它们把门洞当作通道，白天它们在家里休息，或者流窜到隔壁，躲在地洞或者主人的棉被上小憩，到了晚上，才是它们真正登台表演的时刻，猫鼠大战频频爆发。

我一直以为老屋是有生命的，当然，至今还是认为有生命的。一旦老屋从大地上站立起来，从少年到青年、壮年或至衰老，风吹，日晒，加上雨淋，整个房子早就趴下身子，与泥土偎依在一起，天长日久，还会扎下根来。如果你在雨后沿着屋檐走过，总会发现一棵或几棵小树苗，从屋角下冒出来，那是老屋长出的根须。没看到也不要紧，只要你不怕脖子酸，仰头向屋外房顶望去，除了看到那黑乎乎的笔直烟囱外，还将看到那么几棵或多棵瓦松，齐整整地站着，像列队的士兵。那些瓦松，也不知道能活几天、数月或经年，总之，它们同住在老屋里的人一样，努力地生长着，苟活着。

严格地讲，这老屋不能算是我的房子，而是父辈的房子，我只是其中的过客，怎敢妄谈？父亲心中对男子汉的词义是，盖起房子，撑起门楣。站在1978年时间之岸回望父亲，或许我们先辈的房子，都不是当初的第一站。居于淮河两岸的人，对房子有庵、草棚、茅屋等说法，此类词语的出现，揭橥着房子的前世与后传，木头作梁、茅草苫盖；实在困难的，则在树林里选一片茂密的地方，三两块塑料布撑开围住，就是容身之所。七尺之躯，能占多大地方？活着就行。

那时的我，相信和我一样经历的人，都有一个遥远而绚丽的梦想，从这老屋里逃离出去，逃离夏季漏雨、冬季飘雪的栖身之所。父亲总是说，念好书，你就会住上瓦房呢！我信以为真。

正如父亲所预言的那样，1996年，我从老屋搬进了砖瓦结构的房子，没有门洞，没有燕子窝，也没有屋顶上的野草和瓦松们。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回乡从教，赶上了国家安排工作、分配房子的末班车。去乡村小学报到的前一天，单位为我们安顿好房子。单身汉，按照规定一间标准的瓦房，瓦是红瓦，砖是红砖，十来平方米，卧室兼书房、厨房。如果说老屋用蓬头垢面形容，那么我分到的公房则算是素面朝天，房内水泥地坪光堂堂的，墙壁不再是芦苇和泥巴混合而成，而是实打实地水泥与砖组合，外表是一层风干后的白水泥，蹭到身上一点灰尘也没有；窗户也不是面盆大小，外面蒙上一层半透明的塑料薄膜，取而代之的是半人高的玻璃窗户，透亮得惊人，从窗户向室内打量，就像一个人被掏空了灵魂。门洞肯定是没有的，校园里不许养鸡，狗也不会有。代替鸡鸣狗叫的，则是每天准时响起的电铃、书声。动物们虽然没有了，可阴雨狂风自然必不可少。一到阴天，它们还会从狭窄的门缝里钻进来。门很憨厚，可是抵挡不住时间持续地攻击，露出僵硬的裂缝来。门楣上方，是早已褪色的旧年横批“春风化雨”，一声不吭地裸呈着。

父亲来学校看我，走在校园光滑齐整的水泥路面上，一改过去的弯腰驼背、点头哈腰，而是腰杆笔直，间或带有几分趾高气扬的神情，说话音量明显提高了八度。一时间让我无地自容，想找个泥缝钻进去。他完全不去理会房子的大小，他在乎的是，我们不用自己再盖个素朴简陋的老屋，而由公家分配给我一所宽敞明亮的瓦房。“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房子”，完全印证了外国诗人的预言。父亲心窝里一直隐藏着三个字“公家人”，只有成了公家人，才会住上公家分给的瓦房。为什么不是楼房？住在老屋里的父亲，他的认知范围里，就是我们村小院内的瓦房。这是他躬身泥土、在人生的至暗里负重前行始终守护的灯盏，是他在遍体鳞伤之外时刻幻想的铠甲。三个字，就像三根肉刺，深扎在肉身的隐秘处。

事实上，我只不过是乡村教师队伍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员，极其卑微的那个，可父亲的内心充满着骄傲。在他再次扛起犁耙或握紧锄头时，对耳鬓厮磨的土地不再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而是心怀敬畏和感恩。他像一匹沉默寡言的老马，走过人间的风餐或露宿，换来我的瓦房生活。尽管我在一次偶然的洗澡中，发现他脖子后积攒着一个鹅蛋大的茧块（那是生活的压力所致），父亲没有喊疼一声。他把那个肉茧，当作他生活战场上一面无比荣耀的盾牌与奖章，当作一个男人赤裸肉身与自然、尘世搏斗、撑起门楣的印记。他所能掌握的武器和依靠，就是那些简陋的农具，除此，还有汗水、血和硬骨。这使得父亲后来清明祭祖时，就有了某种不辱使命的底气和荣光，那发光的瓦房愿景，则继续支撑着他在世间行走。

父亲沉浸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几年后如果他要是再去，看到我从那间充满着无限满足与幻想的瓦房里搬出来，蜗居在县城步行街一家店铺逼仄的储藏室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当场坍塌、倒下？天旋地转、山崩地裂还是从胸腔里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来？种种猜测我想都不足以形容他那时的心情，天空一下子黑了下来。

多年以后我在回忆来路的时候，很怀念那间瓦房及那段透明欢乐的日子。早上，沿着宿舍区一条笔直坦荡的水泥路走去，透过厨房的窗户，锅铲与铁锅的撞击声、起床洗漱的咳嗽声、婴儿早起的啼哭声，还有各种高声喊叫、琅琅书声和院外马路上的车辆鸣笛声，一起汇聚在这里，从扩散到集中，形成巨大的磁场效应。校门外，十里八村的孩子们，背着书包早早赶到学校，随着大门一开，潮水般涌进来，校园立刻沸腾起来，接着铃声、晨读声一起加入了这春光的合奏里。

瓦房的另一番景致，是在潮水退却之后，欢腾像是从院子里那口古井里冒出来一般，清新、纯净。古井像一本深邃厚重的典籍，在铃声的召唤下，敞开了所有的秘密。从课堂上、办公室里、球场上回来的人，一下子聚拢到古井边，铁桶与水的掌声里，男的淘米、女的洗菜，手忙着、嘴也不闲着，各种笑声、趣事在井水的润泽下抽枝整叶、葳蕤起来，像极了桥头的那个书场，大鼓一敲，评书人沙哑的声音在“叮叮咚咚”里敞开了话匣子。住在瓦房里的时间，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醉汉，豪爽多情又如此迷人。饭后，男人们在院中摆开龙门阵，象棋、围棋、二胡等次第展开，女人们则就着门前巴掌大的空地，挥动锄头，把从街上买来的辣椒、茄子、黄瓜、丝瓜和西红柿秧子，一棵一棵栽下，只待夏季一到，门前蓬蓬勃勃。

城市对乡村人来说，意味着光滑的马路、触天的高楼、琳琅的商品，还有衣着光鲜的日子，她是富裕、繁华、高贵的代名词。进城，对农家子弟来说，是我们那个年代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终极目标。但是，进城之路，就像半空里的钢丝，亦如老屋里那面来回摇晃的钟摆，我把这种状态看作是不安、焦虑、颠沛和居无定所。在父亲的认知里，城市是人间的天堂，是我们的归处；这也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他那泥泞里的跋涉，似乎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我能穿过马路，从城市上岸。尽管这样的抵达，需要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这是乡村横渡到城市的日常路径。

我深藏着父亲给予我的生活经验，守一份稳定的工作。瞒着父亲，跟着辞职的人潮，我胆战心惊地向学校递交了辞职申请，从体制内出来，然后把自己交给自由而未知的以后。我承认，住在瓦房里，过着一眼看到底的稳定生活，未免不是一种稳定的选择；而挣脱绳索，虽然有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可是谁敢说前面不是悬崖峭壁或万丈深渊？没有人能肯定地告诉你，只能硬着头皮向前。

这个决定，造成我多年来处于一种颠沛流离、悬浮的生活状态。那时候我已成了家，从瓦房出来后，我带着夕颜，先是暂住在县城步行街一家门市的储藏室，后来又迁到城郊一处农户的院落。典型的江南四合院，院子里有一口压力井，水井上面是一个实木搭成的葡萄架，夏季一到，密不透风的葡萄叶子遮住烈日，形成庇佑水井的巨伞。人站在水井旁，手一伸，就可以摘到一串串紫色的葡萄。水、葡萄、生活，构成流离生活的第一站。四合院外，是房东开辟的一块菜地。房东把这个福利送给了夕颜。她一下班回来，就拿起院子里的农具，直奔菜地，刨地、碎土、上肥、下种、浇水、填土……

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是我和夕颜进城后的共同渴望。古人说，居无定所，难免有凄凉难过之感。对于出生在老屋的人来说，房子的意义，不亚于身体内一根肋骨。记得当时我像一只不顾一切扑向灯火的飞蛾，那个灯火，就是房子。所以，当听说单位还有新房出售，不顾夕颜的担忧，我迅速找亲戚借钱付了首付，按揭下人生中第一套商品房。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当时那个楼房的感觉，跟幼时手工课上制作的纸房子一样，手指轻轻一推，随便一场风雨，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不是说水泥钢筋浇筑的房子不坚固，而是内心的那座房子极其脆弱。在这套房子的门楣上，深刻着一个时髦的词语——“按揭”。这两个中国汉字，就像两根钉子，揳进我们的胃部，无论怎样反刍，始终得不到消化。当老实巴交的父亲从老家赶来质问我按揭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按时还上时，我躲闪着他的目光，用掉牙漏风的嘴唇回答道，能。微弱的声音，连我自己都听出了其中的虚弱和无力，凉意从身体里翻腾上来。

母亲也多次站在楼底，久久凝望着这雄伟高大、不易接近的水泥建筑，叹息连连，住得不错，可吃什么呢？母亲的草木世界里，她以为自己虽然住着老屋，可老屋旁边，是菜园、庄稼、农具、鸡鸭鹅还有犁铧呢。有地在，人就饿不着。母亲发出低沉的叹息，小区里没有一点地，吃菜都得上街买，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她和父亲走在光堂堂的水泥马路上，爬着一层又一层的水泥楼梯，整个楼都能听到他们的哀叹。有人说水泥这个东西，是破坏这个世界的最大杀手。不只是封住草木、庄稼，还有暗中游走的虫子，它让人类处于一种巨大空间里的孤独、凄凉。失去了自然、动物这样的邻居，我们怎能不感到齿寒？

那段时间里我老做噩梦，梦见自己是个蹩脚的杂技演员，穿着父亲的解放鞋，戴着草编的太阳帽，站在高高的绳索上耍杂，随时都有跌下来的风险。失眠、恍惚和混沌，成为我的常态。我预感到这样的房子与自己无缘，事实上一语成谶，成了我逃离以后北漂的理由。

走在南方城市的老街巷里，狭窄逼仄的巷子，在两旁老民居楼的挤压下，我们只能看到地上的青石板和头顶上的竖条状蓝天，差不多所谓的一线天。粉墙黛瓦，加上水乡河道的纵横，时光一下子推出了很远。

光阴再次把我带到多年前的那个夏日，我主动结束“上无片瓦藏身、下无立锥之地”的北漂时光，和夕颜一拍即合，开始定居江南的生活，找工作的找工作，看房子的看房子。最终，我们倾尽半生所有，抵达南方后的第二年，我们买下了房子，办齐了手续。而房子真正走进内心的，是在我们与房子比邻的商铺、学校、地铁、公园、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酒店、商场、老街、菜场和医院熟悉之后，漂在半空里的肉身终于落了地，找到曾经熟悉的、属于老屋的一点归属感。我那卑微的父亲也终于长吁了一口气，那颗一直悬在空中“叮叮当当”多年的心，总算不再焦虑。我们喜极而泣，又恍然如梦。即使在新的楼房里，抱着房本睡觉，依旧如梦如幻。一连数月，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拥有了一套房子，货真价实的房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看着考究的装潢，陌生的家具，一时间恍惚、梦幻。墙壁、卧室、客厅、厨房，它们像个路人甲，疏离地看着我们，我们也冷漠地看着它们，没有一丝熟稔的温度。

在南方落脚。由此，我对房子的认知，在经过中介老师不倦地辅导之后，从白纸一张到如数家珍，穿过私房、房改房、小产权房、商品房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烟雾后，我们在荒凉的空地上逐渐建立了一套科学饱满的买房知识结构体系。至此才明白，拥有一套房子，不是凭借水泥或草木搭建的空间，得讲各种证件本本。也就是说，我和夕颜曾经住的老屋、瓦房、出租房还有后来的按揭房等等，都不曾算真正的拥有，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寄居、飘零。想到这里，原本动荡的心再一次甩到半空中，北漂的生活再次铺展开来。屋内，我睡在钢铁架的木板上，枕着空荡荡的高楼寂寥，数着锅炉房开水间午夜的水滴；屋外，是连绵起伏的高架、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无数失魂落魄的异乡人，他们和我一样，在森林般的楼宇下，睁着眼睛蜷缩在午夜的床上。

双休或假日，我和夕颜挽着手在粉墙黛瓦的旧居里穿行，这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不知为何，我们对旧居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巷子里很静，家家户户都关门上锁，开门的多是临街人家，应付着来往稀疏的过客，好兜售他们残存的美食或特产，他们也不是专业做买卖的人，只是把家里多余的物什，靠着临街的优势，有一搭没一搭地等待着。巷子很古，行人很少，仅有的人群，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早就出去住商品房，大平层或别墅。老人们三五成群，坐在临街的屋檐下，看着有人骑着电瓶车匆匆而过，除了快递小哥，剩下的就是大声说话的他们自己，声音很高，惊动整个小巷，回声从幽深里传来，然后又沿着青砖铺就的小路折回来，注入年迈的、将要失聪的耳朵。一旦发现有生面孔出现，老人们就会立即停止拉呱，睁着迷蒙的眼睛上下打量，似乎在暗中窥探，我们到底是租客、买房者，还是匆匆而过的游客，她们警惕的目光泄露了一切。

夕颜说，曾以为进了城有了栖身之所，心就会安定下来。可是不知怎的，她却愈发想念昔日的老屋、有鸡鸭鹅的日子，想念燕子在春光里穿梭，园里各种菜蔬潜滋暗长。那一瞬间，我再次混沌起来。她说的何尝不是我的心声？“此心安处是吾乡”。是的，寸心不宁的地方，怎么能够称之为故乡？原来，半生肉身的逃离、颠沛、浮沉，从起点到终点，从出发到抵达，靠近心脏最近的地方，仍是那个业已消失的老屋！

杜怀超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作品》《北京文学》《草原》《散文海外版》等刊；出版《一个人的农具》《苍耳：消失或重现》等多部。作品曾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等重点项目；曾获紫金山文学奖、老舍散文奖等奖项，多篇（部）作品翻译成外文和入选各种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