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

一双小脚，生生将我的眼泪逼了出来。

彼时，我站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被一张黑白照片攫住，被一个女人坎坷丰沛的命运攫住。四周人声嘈杂，我没有挪开步子，只是定定地望着她，望着她的小脚——那双与微胖的身材极不相称，仿佛无法承受生命之重的小脚。

照片中的女子二三十岁的年纪，一顶镶着五角星的红军帽，一件深色的长大衣，扎着绑腿，绑腿下，是一双尖尖的“三寸金莲”。她的一只手掖着大衣，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未知和疑问等着她去一一打开。

是的，那时候她一定不会知道，前方还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等着她去丈量，她也一定不会知道，自己将创造出一个人类革命史上的千古奇迹。

她叫杨厚珍。

那照片是她出发长征前在瑞金一家照相馆拍下的留影。这一个仅以秒计算的瞬间，就这样定格在了中国女性史上。

小脚，无疑是封建威权加诸女人身上的枷锁，是前朝赠予杨厚珍的痛苦遗物。长征，却是冲破封建威权的一种伟大尝试，是追求人类解放的一次成功突围。在时间的长河中，缠过小脚的女人不计其数，唯有一个人，迈着一双小脚从瑞金出发，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最终活着走到了陕北。

这个人，确乎是将最卑微的处境和最伟大的成功都集于一身了。

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两年的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那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那重重的险境和困境，一双小脚和一个柔弱的女子是怎样一一将之战胜的。

从旧照片中抽回目光，我看见了此刻的自己，穿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手执宽屏的智能手机，双脚在皮靴的包裹中自如伸展。这所有的物质丰裕和精神自由，难道和投身革命的杨厚珍们没有关联吗？

可是这些，杨厚珍却看不到了。

尤其是，当我听到身旁的先生说，杨厚珍正是他祖母的亲姨妈，一种更深刻的震撼击中了我的内心。她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她所身处的瑞金，与今天的瑞金迥然不同。但时间安排我们在同一个出生地隔空对视，并且，于冥冥中产生了亲缘的关联。

我怎么能不流泪呢？

回到家里，先生翻出一张发黄的名片，那是杨厚珍的儿媳妇——原九江仪表厂工程师曾宇红留下的。1991年，曾宇红来瑞金出差，在先生家里吃饭，与他当时尚在世的奶奶和父母共叙亲情。毫无疑问，他们一定谈到了杨厚珍，那是他们共同的亲人，也是他们共同的骄傲。

时光移易，两个家族的人一茬茬地出生和老去，赣北与赣南的交集发生得那样少，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也早是拨不通的了。幸而，先生前些年通过九江的朋友与曾宇红重新取得联系，并一直保存着她的手机号码。

这时候，曾宇红的爱人刘延林，即杨厚珍的亲生儿子，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略有些耳背了。曾宇红也已八十二岁，但她耳聪目明，忆及杨厚珍的往事，思路清晰，表达准确，着实令我心生感动。

我与杨厚珍，就这样拨开未能重合的光阴，得以灵魂相遇。

· 贰 ·

1908年，杨厚珍出生在瑞金城南的一个小巷子里，小名新凤。准确地说，那一年还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封建的枷锁从一出生便套在了她的身上。尽管她的父亲曾做过小学美术老师，母亲是一名制爆竹的工人。他们没有足够宽阔的想象，可以预见到女儿将要投身的那个未来。

缠脚，是那个时代的女子不可逃避的命运之痛。五岁，她被大人按住，脚指头一根一根生生地掰断，压在脚底，扎紧。她哭啊，闹啊，挣扎啊，一切都无济于事。妈妈流着泪告诫她：“不缠脚以后你怎么嫁人？”是啊，以清王朝旧民的见识，人们尚不知道，一个女孩子除了嫁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那几乎是可以想见的一生，女孩被禁锢于三寸金莲，禁锢于狭隘的世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等待一个或好或坏的男人将她领进家门，为他生儿育女。然后，又让子女走在同样的辙痕之中。三从四德、任劳任怨是她们被指定的所谓美德，一代一代，周而复始。

与身体的疼痛接踵而至的，是穷困的日子。没过多久，小新凤的父亲早早去世，抛下年轻的寡母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仅靠妈妈一个人做工挣钱，一家三口连吃都成了问题。

老年的杨厚珍，曾经对家人讲述过一件伤心往事：

“家里没粮食，天天吃稀饭，我端着自己那只碗一百个不情愿，非要吃妈妈的那一碗，可是妈妈高举着碗不让我看。后来见我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妈妈就将碗放下来。我一看，里头全是米汤，一粒米花花都没有。”

那应该是小新凤突然长大，变得懂事的一个瞬间。没有母女的抱头痛哭，也没有多余的谆谆教诲，她只是目睹了母亲的艰辛、隐忍，以及全部的爱。

当我将杨厚珍的一生贯穿起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她的挣脱与渴望是从幼年就开始种下了的。一个人，唯其经历过最刻骨的痛楚，才会对打碎旧制拥有最强烈的冲动，才能迈着小脚拼了命去追寻新的生活。

直到连稀饭都难以为继了，妈妈只好带着两个孩子投靠了杨厚珍的伯父。彼时，她的伯父在河背街桥下巷经营着一家很大的商铺——源发号，售卖大米、粉干和食盐等日用品，家中店员帮工众多，添上三张嘴完全不是问题。

正是在源发号的成长岁月，打开了杨厚珍原本狭窄的小地方女性视野，将她牵引到一条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杨厚珍没有上过学，却因为长期在店里帮忙，增长了不少见识。像一只雏凤跃跃欲试地张开双翅，她缠着堂哥学识字，虽然只有《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书，却也认得了许多字。同时，店铺里时有进步人士往来，她的思想受到熏陶乃至洗礼，进而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深切的向往。

转眼，杨厚珍就长成了仪态万方的大姑娘，她容貌姣好，被人们称为“城南一枝花”。后来，源发号在赣州设立分号，正值青春年华的杨厚珍主动要求到赣州帮店，也因此结识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关键人物——罗炳辉。

1927年，时为滇军北伐军将官的罗炳辉来到源发号赣州分号，与杨厚珍一见倾心，二人自由恋爱，很快结为伉俪。那一年，杨厚珍十九岁，罗炳辉三十岁。她也许知道他结过一次婚，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但她不在意那些。一个初涉爱河的女孩，最容易飞蛾扑火一般地奔赴。何况时局如此动荡，南征北战的罗炳辉，自从1913年出来参军，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

一个是著名的军事家，一个是小脚的旧式女子；一个是云南彝良的农家子弟，一个是江西瑞金的失怙出身。原本相隔万水千山的两个人，就此将命运缠裹到了一起，共同迎向了革命的风暴。

小时候，我曾在父亲工作的电影院观看过影片《从奴隶到将军》。那时候我尚不谙世事，觉得故事离我太过遥远，许多年以后才知道，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罗炳辉，正是电影主人公罗霄的人物原型。

现在，当我意识到这位在战争年代威名远扬，未等新中国成立便早早陨落的将星，竟然与我的家乡，尤其是我的家族具有某种特别的关系时，不禁感慨唏嘘。

· 叁 ·

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实在是波诡云谲的乱世。

先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紧接着“中华民国”成立，在并不稳固的江山之下，又发生了各路军阀混战。另一边，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秘密成立，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高潮，也遭受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国共两党在短暂的合作之后，又在1927年7月以决裂告终。

那确乎是风雨飘摇的岁月，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像是一朵浮萍，很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扎稳根系。动荡的环境之中，人心也是不安的，前方充满了太多的未知、太多的凶险，又有太多的机遇。当我们今天跳脱出时代，评价那时候每个人的选择是否英明时，自然是条分缕析，头头是道，然而被迷局裹挟的人，需要多么睿智的眼光，才能看穿前路啊。

正如罗炳辉对原有身份的反转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靠近，以及此后的有生之年，他的绝对信赖投入与誓死效忠。关于他的心路历程，我无须赘述，这在他亲笔所写的自传《我的经历》中记叙得详尽已极。

这一切，对杨厚珍又意味着什么呢？事实是，从青年到中年的每一次命运转折，几乎都贯穿着她对罗炳辉的生死追随。是的，我懂得，一个女人对所爱的男人最真实的跟从与依靠。起初的她，自然不可能拥有革命理想，拥有文韬武略。可是物理和化学的反应，都在无限亲密的交互中，自然而然地生发了。

1929年，罗炳辉出任江西省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身怀六甲的杨厚珍随同前往。那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罗吉安（后改名罗镇涛）在吉安出生。同年7月，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武装起义，随后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团长。

杨厚珍是1929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从时间节点看，她追随的脚步是如此紧密，其间没有任何的踌躇或犹豫。要知道，那时候罗吉安尚在襁褓，她还是一个身子虚弱的乳母。可是为了革命，杨厚珍很快就将孩子托付给了南昌的一户人家。

这样的一次生育和哺养经历，几乎成了她一生数次怀胎生产，又数次与儿女离散的暗示和开头。

一只凤鸟展翅飞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在杨厚珍的生命中打开。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激情。她放开了包裹多年的小脚，与旧制的遗留决绝作别。她学着去做一名医院护理员，像亲人一般照顾着那些伤病的红军战士。短短的时间内，她从护士、护士长，一路走到管理员、指导员之职。可以说，职务的变化见证着杨厚珍在战火中迅速成长的坚实足迹。

兵荒马乱的年月中，杨厚珍一路转战，来到中央苏区，在长汀一带从事革命工作。彼时她担任着福建省军区机关合作社主任，需要负责后勤给养等许多工作。有一次，她与警卫员一同骑马去广昌县收缴战利品，忽遇一群劫匪迎面而来。土匪见他们一男一女，势单力薄，便强行勒索。那是杨厚珍第一次真正用到手榴弹，等她扔出去才发现速度慢了，最后自己也被炸伤。

也许正是那一次险情，催逼着杨厚珍，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要更加刚强，更加磨炼自己的本领和意志。

其实，女人哪能是天生的钢铁呢？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的每一天，她几乎都是在艰难的考验和不断的历练中度过的。在曾宇红的口中，我听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杨厚珍曾经是一个极其害怕死人的人，她文化水平不高，多年浸淫的迷信思想像毒蛇一样在脑子里深深盘踞着。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随时都伴着死亡的发生。而她胆小、怕鬼，一到夜晚就往人堆里钻。为了让她尽快成长，彭德怀想了个办法教育她。一天晚上，彭德怀让杨厚珍去执行一个任务：到对面山上将死人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带回营地。那是白天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几乎尸横遍野。杨厚珍吓得浑身哆嗦，可是军队的任务又必须执行。最终，她麻着胆解回了一根绳子。彭德怀问：“你看见鬼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鬼嘛。”从此，她再也没有怕过死人。

经过一次次的历练，杨厚珍胆子变大了，性格也泼辣了。她处事麻利而果断，脱胎换骨般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红军女战士。

· 肆 ·

杨厚珍又一次随部队转战，离开长汀，回到生养她的瑞金时，是在1930年春天。河背街的池塘边、院落里，桃花、李子花、迎春花鲜艳艳地绽开着；源发号商铺的木屋檐下，燕子正在筑巢安家，叽叽喳喳地飞进飞出；许多低声下气的贫苦工人和农民，似乎也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板。

杨厚珍蓦然感觉到，记忆中那个暮气沉沉的家乡，如今已换了一片新崭崭的天。是的，历史赋予瑞金的伟大使命，早已悄悄地露出了端倪。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瑞金时，县里便在他们的指导下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上半年，毛泽东、朱德等先后三次率红四军来到瑞金，特别是这一年的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打下了下井冈山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影响很大。1930年，瑞金成立中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二十四纵队。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建，也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

熟悉杨厚珍的老邻居们也发现，那个离家数年，曾经羞怯的小脚女孩儿，身份已经截然不同了。她不仅结了婚，还是一个干练的红军女干部。她的丈夫罗炳辉更是了不得，作为红十二军的军长，率部从长汀出发，经壬田乡，一路凯歌，彻底攻下瑞金，为全县“赤化”、“一苏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怀着各种心情接近杨厚珍的人越来越多，愿意聆听她宣讲革命道理的乡亲也越来越多。是啊，小脚女人都能当红军，还当得有声有色，何况是七尺男儿？在感受着新旧两重天的鲜明变化之时，人们对变革的拥戴和对未来的憧憬愈加炽烈。杨厚珍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1930年3月到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在瑞金工作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受杨厚珍影响而参加红军的本地青壮年有很多。后来，这些人多数牺牲在湘江战役中，为杨厚珍一生的心病和痛苦埋下了伏笔。

终其一生，杨厚珍都思念着家乡和亲人，可是她只在新中国成立后回了一次瑞金，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对儿子刘延林说：“我是不敢回去啊，乡亲们跟我要自己的亲人，我上哪儿给他们找去呀？当年我在台上宣传扩红，那么多人听了我的话，参加了红军，那么多人牺牲在长征路上，那么多亲人苦苦盼望着他们归来……”

还有的妇女，心知丈夫已死，仍苦苦哀求杨厚珍告诉自己，男人是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她实在不知道应该和乡亲们说什么怎么说，只有漫无边际地哭。她哭的，不仅是那些牺牲的家乡战士，还有自己再也见不到面的母亲，以及再也找不回来的孩子。那一次，是第二任丈夫刘正明和孙子刘小斌陪她回来的，她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看望母亲和寻找当年寄养出去的一儿一女。

迎接她的却是最残酷的现实，没有一个消息值得宽慰，没有一个夙愿可以了却：母亲已经归天，寄养到竹岗村的儿子罗金安也夭折了。至亲之人，从此阴阳两隔，怎能不令人痛彻心扉？唯一还有在世希望的女儿罗瑞安，当年被她匆匆寄养在了大埠村，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下落。杨厚珍躲在住处，哭了三天三夜，然后匆匆返回北京。

曾宇红还记得，1991年她来到瑞金，完成杨厚珍生前的夙愿，替她的母亲上一次坟。可是那坟已经没有具体的形状了，虽然油菜花开得正艳，她却觉得冷寂而凄清。曾宇红站在旷野中，顺着亲人手指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杨厚珍不仅是一位红军女战士，她还是一个母亲的女儿、一段婚姻中的妻子，这就注定了她在战斗岁月中将备受身心的苦痛和煎熬。

在瑞金生活和工作期间，杨厚珍接二连三地诞下三个孩子。其中有一对龙凤胎，落地后只养活一个，就是女儿罗瑞安。后来，她又生下儿子罗金安。可惜他们在母亲膝下承欢的时间都如此短暂，1934年长征出发前夕，罗炳辉让杨厚珍将两个孩子就地安顿好，杨厚珍抱着他们，最后一次亲吻了孩子娇嫩的脸颊，含泪分别送给了两户人家。她原想着革命胜利就来寻他们的，谁知却永不能如愿了。

一个不能亲自抚养孩子的母亲，一个眼睁睁看着骨肉分离又无能为力的母亲，一个牢牢记着孩子下落却遍寻不着的母亲，内心该有多么刻骨的悲伤。

……

全文见《芙蓉》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朝颜，中国作协会员，江西作协散文专委会副主任，鲁迅文学院、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高研班毕业。作品见《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作品》《新华文摘》等刊，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等选本，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获中国作协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民族文学》年度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赣地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