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深秋季节。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我独自一人走进蒙马特公墓，沿着铺满枯黄落叶的小路，一直来到这片墓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这里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坟墓，同它四周的那些设计精巧、风格别致的各式墓冢相比，这座墓的外观显得简朴而又单调。不过引人瞩目的是，在它的右侧上方镶嵌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束人工制作的茶花。墓的两侧刻着相同的一句碑文：“阿尔丰西娜·普莱西(1824.1.19—1847.2.3)安眠于此。深切怀念你”。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中国，如今知道阿尔丰西娜·普莱西这个名字的人也许为数并不太多，但是读过《茶花女》这部作品、了解《茶花女》这个故事的却大有人在。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就是举世闻名的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原型人物，那个动人的、催人泪下的茶花女的爱情故事，就是根据她的经历演化、创作出来的。我在这座墓前徘徊良久，浮想联翩，我想起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一生命运，想起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以及他的那部不朽的作品：《茶花女》。 一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二十三个年头，但人们可以说她既尝遍了生活的辛酸凄苦，也享尽了人间的奢华逸乐。然而她却始终是一位不幸的姑娘，在她短短的二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她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幸福。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出身微贱，这位诺曼底姑娘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她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克勤克俭的农妇;父亲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农村巫师。也许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她的父亲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在家里终日打骂妻子。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被迫离家出走，去给一个有钱人家做帮工，后来又跟着这家主人离开了法国，到瑞士去谋生。而这时，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尚不满十岁，但是她的父亲已经让她到农庄里去干活了。

　　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知道阿尔丰西娜大约在十五岁的时候离开故乡来到巴黎。有人说是她母亲的一位亲戚帮助她离开诺曼底的，也有人说是她的父亲把她卖给了一帮波希米亚人，而这帮四海为家的流浪汉又把她带到了巴黎。不管怎么说，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开始了一种新的、却依然是不幸的生活。她起先在一些店铺里打工，过着清贫的日子。然而，聪明的阿尔丰西娜很快地发现，她虽然一贫如洗，却拥有一笔非常可观的、得天独厚的“资本”，那就是她的美貌。这位具有稀世姿容的少女开始涉足巴黎各大跳舞场，并立即成为那些公子哥儿、阔老阔少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她结识了不少男友，也做过普通商人的情妇，后来又同一位非常阔绰的时髦青年同居了一个时期。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的德·格拉蒙公爵，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还曾一度出任外交大臣。虽然这位花花公子当时的地位尚未如此显赫，但他已经是巴黎社交界上的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正是靠着他以及像他这样一类人物的“提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大踏步地跨进了巴黎的上流社会，并很快地成为巴黎社交场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些王公贵族、百万富翁们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争先恐后地为她一掷千金，提供豪华住所，购买各色珠宝，并满足她的一切欲望。而她则来者不拒，巧为周旋，以她的容貌和肉体为代价，换来了无比奢华的生活。她不仅彻底摆脱了穷困，而且似乎也同贫贱的往昔一刀两断了，她改换了名字，昔日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变成了如今的玛丽·杜普莱西。

　　玛丽·杜普莱西无疑是一位天资出众、聪颖过人的姑娘，她不仅具有艳丽的姿容和轻盈的体态，而且风度雍容大方，谈吐高雅不俗。凡是同她接触过的人，都惊奇地发现她在社交场合里始终表现得仪态庄重，对应机敏，从未流露出丝毫的庸俗和浮夸。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同社交场上的其他女性相比，玛丽·杜普莱西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和较深的艺术修养。她在同客人们谈古论今，点评某些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时，往往会出人意料地发表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像她这样一个出身贫寒、从未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正规的学校教育的风尘女子，何以会具有如此端庄凝重的气质和不同凡俗的教养?这个答案直到玛丽去世以后才为人们所发现。人们在清理她的财产时看到她的书房里摆满了诸如拉伯雷、莫里哀、卢梭、夏多布里昂、雨果、大仲马、拉马丁、缪塞以及塞万提斯、拜伦、司各特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可见玛丽·杜普莱西是一位勤于读书，善于思考的姑娘。倘若命运为她提供某种机遇的话，她是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一个颇有出息，颇有成就的新女性的。这也多少能够说明为什么当时法国的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都倾心仰慕她，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同她交往，这些人在玛丽死后还写下了许多纪念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对她的赞美和怀念。可见，在玛丽·杜普莱西身上的确具有某种独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是那些仅仅脸蛋漂亮的姑娘难以具备的。

　　但是玛丽·杜普莱西不过是一个风尘女子，她有过许多情人，其中有两个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俄国老人德·斯塔凯尔贝克伯爵，他是一位老外交官，曾经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据说他之所以喜欢玛丽是因为后者很像他的一个去世不久的女儿，他是以父亲待女儿的深情去爱玛丽·杜普莱西的。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位伯爵是一位情场老手，他“爱”玛丽当然是为了她美貌。玛丽在巴黎豪华住宅区玛德莱娜大街上的那幢住房便是这位老外交官为她购置的，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玛丽过着贵妇人一般的奢华生活，她每天的大笔大笔的开销也大都是由这位老人支付的。另一个是一位年轻人，也是一位贵族，名叫德·贝雷戈伯爵，他也许是玛丽·杜普莱西生前最后一位关系密切的男友。他不仅成为玛丽的情人，而且甚至打算娶她为妻。一八四六年年初，他们两人一起前往伦敦，在那里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婚礼却迟迟没有举行。这可能是因为玛丽·杜普莱西的健康急剧恶化，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玛丽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里，像玛丽这种出身卑微的“下贱女人”是不可能跨进贵族的家门，成为这类高贵门第中的家庭成员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不久，关系便逐渐疏远了，但仍然保持往来。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他们的婚约似乎也没有解除。

　　由于童年时代艰辛生活的折磨，再加上到巴黎之后纵情声色，追求享受，整日不分昼夜地沉湎于饮酒、跳舞、看戏和男欢女爱的逸乐中，玛丽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戕害。她染上了肺结核，经常发烧、咳嗽、吐血，即使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也常常咯血不止。按照玛丽当时的经济条件，如果她对自己能够稍加节制，安心调养，她的健康也许会很快地恢复，至少她的病情可能得到适当的控制。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做，也许她认为来日无多，应该抓紧时间寻欢作乐，所以她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男人，对待人生;也许她想尽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意使用各种手段损害自己的健康，所以人们在她的微笑中，常常会发现一丝忧郁的阴影，其中蕴含着对生活的厌倦和感伤。总之，她的健康迅速恶化，终于在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不治而亡。她死后，贝雷戈伯爵在蒙马特公墓里为她买下一块地皮，她身后的葬事既简单又冷冷清清，一切事宜都是由贝雷戈伯爵和斯塔凯尔贝克伯爵两人操办的。一代佳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我们还是使用她的真实姓名吧——是一位不幸的姑娘，也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关于她的不幸和堕落的原因，留待社会学家们分析探讨去吧。这里我想说的是，类似阿尔丰西娜·普莱西这样身世的女性，在古今中外的民间野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在中国，人们往往会用“红颜薄命”这四个字来概括她们的命运，而一提起她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洒下一掬同情之泪或感慨叹息一番。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的姓名连同她们的花容月貌以及她们的悲惨身世都早已湮没在那些荒丘野蔓、黄土残碑之间了。谁还会再记起她们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那许许多多沉殁在历史尘埃中的同命运人相比，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毕竟又是一位幸运者。关于她的故事被演绎成小说，话剧和歌剧，她的一切都同一个举世闻名的艺术形象“茶花女”连在一起。这是因为她同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有过一段感情纠葛，这位作家便是亚历山大·仲马，而中国的读者更习惯于把他称作“小仲马”。 二

　　小仲马这个名字，中国读者想必是不会感到陌生的，但是关于他的身世，人们也许不甚了了。这里我们把小仲马的生平做一点简单的介绍，这对于读者们认识《茶花女》这部作品的意义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他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但是在他成名之前，他只不过是巴黎某贵族家里的一名又穷又寒酸的抄写员，那时他刚刚从法国外省来到巴黎，即使连这个可怜巴巴的差事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八二三年，大仲马与社会地位同他一样卑微的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相爱并同居，次年七月，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小仲马。由于大仲马与拉贝从未履行过结婚手续，他们的儿子自然也就没有合法的身分，小仲马一直被人们视为私生子。

　　卡特琳娜·拉贝对大仲马始终一往情深，但随着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大仲马却逐渐看不起这位普通的缝衣女工了。这是因为大仲马的戏剧创作为他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他开始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整日同那些贵妇人、女演员厮混，而把卡特琳娜和小仲马母子两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卡特琳娜依靠自己缝补衣服得到的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而小仲马则因为是一个私生子，常常受到他人的奚落和羞辱，这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和可怕的打击。而这种刺激和打击，直到小仲马的晚年还一直深刻地保留在他的记忆里。

　　一八三一年春天，大仲马与一位女演员同居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位女演员要求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的合法地位。直到此时，大仲马方才记起自己还有过一个儿子，于是他找到了小仲马，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了他。小仲马能够回到父亲身边固然是件好事，但他却不得不与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分手。这位勤劳而又善良的缝衣女工在失去自己的同居的伴侣之后，又失去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她辛劳一生，最后却一无所获。当小仲马挥泪离开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人世间的残酷和不平。

　　小仲马本来是一个在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纯朴少年，但回到父亲身边之后，他的生活却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生活在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里，特别是他父亲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这位涉世不深的青年树立了一种最现实的“榜样”。他终于学坏了，也开始尝试那种追逐声色犬马的荒唐生活。有一阵子，人们一提到大、小仲马，便会用“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来揶揄他们父子两人屡遭世人非议的生活方式。然而小仲马毕竟曾与卡特琳娜相依为命地度过七年的艰难岁月，他在童年时代曾经从母亲那里接受过良好、正直的教育。因此，比较客观地说，此时的小仲马是一位生活虽然放荡，但良知却尚未完全泯灭的青年。值得一提的是，小仲马很早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满二十岁便发表了小说和诗歌，但这些作品均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文学家的小仲马，真正使他能够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主要是那部脍炙人口的《茶花女》。然而，倘若命运没有安排他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相识，文学史上又怎么可能会留下这样一部佳作呢?

　　一八四四年九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小仲马同他娱乐场上的好友欧仁·德雅塞在巴黎圣日耳曼大道上跑马归来，然后便一起去著名的“杂耍剧院”观看戏剧演出。就在这天晚上，小仲马看见在靠近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他在回忆这次奇遇时曾经这样描写这位美人的容貌：“……她的个子高高的，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面色白里透红。她的头生得小巧玲珑，一双细长的、像日本女人似的眼睛又黑又亮，顾盼自如，生出无限风情。她的嘴唇像鲜红的樱桃，再加上一口洁白的牙齿，使人联想起一尊雕像。”德雅塞对小仲马说，此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是巴黎的名妓。小仲马呢，他当时便被这位美艳绝伦的女人迷住了，不知不觉间感到自己似乎堕入了情网。当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这一对好友便在一个自称名叫阿尔芒丝·布拉特的女人的引导下，登门拜访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阿尔芒丝·布拉特是阿尔丰西娜的紧邻，她是一位帽店老板娘，据说她还为阿尔丰西娜介绍男友，并从中收取酬报。这天晚上，除了小仲马和德雅塞之外，阿尔丰西娜还接待了其他客人。她的心情似乎很愉快，高谈阔论，纵情大笑，但是她却咳嗽得很厉害。后来，当客人们谈兴正浓的时候，她却不声不响地走开了。细心的小仲马尾随着她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正在咯血，于是真诚地劝说阿尔丰西娜保重身体。阿尔丰西娜显然被他的关怀和同情感动了，也许过去从未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也许那天晚上她对这位年轻人突然产生出一种奇特的好感，总之，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阿尔丰西娜答应同小仲马往来，做他的“好朋友”。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许诺，不久以后，阿尔丰西娜便成了小仲马的情人。

　　在大仲马的回忆录里，人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记载：当大仲马看到儿子与阿尔丰西娜的亲密关系时，曾经直截了当地问小仲马：“你同这位姑娘交往，究竟是因为爱她，还是因为同情她?”小仲马当即明确地回答说：“是出于同情和怜悯。”事实上，在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交往的过程中，他的确常常劝她注意休息，劝她保养身体，并亲自陪她一起到乡间去进行短期的疗养。他们在一起曾经度过短暂的、但却是愉快的生活，象诗一样充满着激情和梦幻，致使他们两人在精神上都一度得到极大的满足。可见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真挚的。

　　然而不容讳言，小仲马的性格中毕竟还有绔绔子弟的一面，他生活的环境是世风日下的巴黎，而阿尔丰西娜又是一位风尘女子，这一切都决定了小仲马对她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同情、有爱恋，但也包含着一种猎艳、狎亵的心理。他虽然收入有限，但为了讨得阿尔丰西娜的欢心，也要充充阔佬，陪她跳舞、赴宴、看戏、跑马，在她身上花了大笔大笔的钱，最后负债累累。而这一切与人们所谓的真挚的爱情显然是毫不相干的。另外，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有着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当她成为他的情妇之后，他不能容忍阿尔丰西娜再同其他的男友来往。这种感情固然可以理解，但无奈在阿尔丰西娜看来，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她无法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她需要那些比小仲马更加富有的男人，没有他们，她将无法维持在她看来也许是灿烂的、令人目眩的生活。这正是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最后分手的根本原因。终于有一天，小仲马发现了阿尔丰西娜与一位名叫爱德华的年轻人来往的书信，显然他们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位爱德华先生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贝雷戈子爵。他自然不是阿尔丰西娜一般意义上的男友。小仲马勃然大怒，多少日子以来积压在心头的怒火爆发了，他责骂阿尔丰西娜对他撒谎，欺骗了他一片真情。而阿尔丰西娜平静的、若无其事的回答，不仅令小仲马不知所措，而且也可能使读者们大为惊异：“撒谎?经常撒谎的人牙齿不是更白吗?”

　　既然如此，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的分手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八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深夜，小仲马给阿尔丰西娜写去一封表示绝交的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亲爱的玛丽：我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百万富翁似地爱您，但是我力不从心，您希望我能像一个穷光蛋似地爱您，我却又不是那么一无所有。那么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吧，对您来说是忘却一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忘却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没有必要告诉您我是何等悲伤，因为您完全知道我是多么地爱您。别了，玛丽!您感情丰富，不会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封信，您聪明绝顶，不会不原谅我的这一举动。永远怀念您的A.D.[A.D.是小仲马姓名(Alexandre　Dumas)的法文缩写。]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仍然怀着一定的感情，他作出分手的决定，心里是相当痛苦的。据我们所知，小仲马没有收到阿尔丰西娜的回信，而且从此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三个月后，小仲马有了新的女友，她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位女演员，名叫阿娜伊丝·丽耶瓦娜。一八四六年十月初，小仲马同他的父亲一起去西班牙和北非地区旅行，十月十八日抵达马德里，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悉阿尔丰西娜病情恶化，便写了一封短函寄回巴黎，向她表示问候。小仲马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了整整一个冬骄，于次年二月十日返回巴黎，而这时阿尔丰西娜已经去世一个星期，她的遗体也早已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了。据说，小仲马曾经去过玛德莱娜大街阿尔丰西娜生前的住所，他看到的却是人们正在清点、拍卖阿尔丰西娜的遗物的场面。根据死者的遗嘱，拍卖所得的钱款除了偿还债务之外，余额全部赠给她的一位生活在诺曼底乡间的外甥女，但是这位接受遗产的外甥女必须遵守死者规定的条件：她永远也不能来巴黎。这个谜一般的遗嘱显然是发人深思的，其中似乎包含着无限的幽怨和深意。然而，对此感触最沉重，思索最深刻的也许不是别人，而是小仲马。 三

　　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小仲马写过什么悼念性的文字，也没有听说这位多情的作家是否常常到蒙马特墓地去凭吊死者，然而，她的死深深地触动了小仲马，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的去世虽然并不出人意外，但毕竟来得太快了。我们从小仲马同她分手之后的种种表现可以判断，至少，小仲马仍在时时眷恋着她，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而如今，当他结束了北非之旅，在返回巴黎之前却得悉她的死讯，心头的震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也许，当他看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遗物被拍卖一空的场面之后独自一人在玛德莱娜大街上漫步的时候，心里便已经开始在酝酿《茶花女》这部小说的情节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小仲马去世之后也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更可能是他本人生前有意识的安排。自然，这是后话了。

　　一八四七年六月，也就是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四个月之后，小仲马又来到他曾与阿尔丰西娜一起度过一段愉快岁月的乡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唤起了他对往日的回忆，也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于是他闭门写作，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写出了小说《茶花女》，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一气呵成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小说《茶花女》完成后没有立即发表，直到一八四八年，即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一周年后不久，才在巴黎出版，并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小仲马本人并没有陶醉在小说所取得的成功之中而忘乎所以。就在小说《茶花女》问世后不久，他立即尝试着手把它改编成话剧剧本。如果说小说《茶花女》的创作一帆风顺的话，那么话剧《茶花女》的问世却经历了许多阻力和波折，而且最使小仲马料想不到的，阻力首先来自他的父亲、剧作家大仲马。创作过许多话剧剧本的大仲马深知戏剧“这碗饭”不好吃，力劝儿子打消改编《茶花女》的念头，并断言这不是一个好的题材，没有观众会欢迎它。但是小仲马却不为所动，仍然一心一意改编创作剧本《茶花女》。而当大仲马读到他儿子写成的剧本《茶花女》时，不由得感动得热泪直流，并立即接受了它。然而，当时法国的书报检查部门却又以“该剧不符合道德规范”为借口，进行无理刁难，阻止话剧《茶花女》上演。为此，小仲马不屈不挠地进行了近三年的努力争斗，直到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话剧《茶花女》才获准在巴黎杂耍剧院演出。而这一天，几乎正好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的五周年纪念日。

　　至于歌剧《茶花女》的创作，它几乎是与话剧《茶花女》同步进行的，而且同小仲马本人毫不相干。当小说《茶花女》在巴黎引起轰动，人人竞相阅读的时候，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家威尔第正在巴黎。这位天才的作曲家立即从这部小说里获得了启迪和灵感，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可以搬上歌剧舞台，并立即开始构思它的音乐主题。而当一八五二年二月话剧《茶花女》公演之后，威尔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立即请他的好友皮阿威写出歌剧《茶花女》演出脚本，然后便以满腔热情投入了谱写工作。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一家著名的剧院——菲尼斯剧场首次公演。

　　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或歌剧，《茶花女》的故事内容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它叙述的始终是男主人公阿尔芒与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一生以及她同小仲马的一段感情纠葛，尽管关于这段感情纠葛还有其他种种传说，但大致经历便是如此，读者们很容易便可以从小说或话剧《茶花女》的故事中发现哪些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则是作者的加工和虚构。小仲马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一段交往只不过是这位著名作家的一段风流韵事，而阿尔芒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普遍意义。这是因为，无论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的感情如何，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位不幸的风尘女子之死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含义的社会现象。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可怜的亲生母亲，想到了社会的种种残酷和不平。而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人世间的这些悲剧却往往又是在维护某种道德规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造成的。小仲马的创作观念因而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自觉地把完善道德、追求理想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则，并意识到这是文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尽管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小仲马心目中的“道德”和“理想”的准确含义，但是读者们分明可以在《茶花女》中看到作者对那种压抑人性、摧残爱情的虚伪而又残酷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和鞭挞，听到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楚的呐喊。《茶花女》这个爱情故事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许主要就在这里。

　　作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小说和话剧《茶花女》为我们塑造了一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而其中最突出、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女主人公茶花女玛格丽特。读者们切莫把玛格丽特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混为一谈，阿尔丰西娜的身世固然值得同情，但她的的确确是个堕落的女人，用小仲马的话来说，她“既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贞女，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但玛格丽特却不同，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而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这位为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茶花女”这三个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下贱的妓女，而是一位美丽、可爱而又值得同情的女性。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不朽的艺术形象，而玛格丽特则完全可以跻身其间而毫无愧色。

　　小说《茶花女》和话剧《茶花女》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关于这两部作品的优劣历来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其实，在我看来，小说和话剧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表现手法自然就应该有所区别，因此很难对二者进行比较。小说《茶花女》是一气呵成的，看得出作者在情节的布局和剪裁方面并没有下很大的功夫，作者似乎是凭着一股激情，挥手之间便完成了这部作品。因此小说写得朴实动人，充满着一腔怨愤，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虽然在小说《茶花女》问世的时候，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已经渐趋式微，但是这部小说仍然散发着一股颇为强烈的浪漫气息。尤其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玛格丽特的日记和遗书一篇比一篇更加动人，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这批遗书读起来声声哀怨，字字血泪，回肠荡气，酣畅淋漓，致使整篇小说在感情奔放的高潮中结束，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而话剧《茶花女》固然也是一气呵成，但它毕竟是作者自己的再创造。小仲马不必再为构思故事情节而苦思冥想，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剧情的安排和场次的衔接方面，即如何使戏剧冲突更加强烈，更加动人。这个目的小仲马显然是达到了。而且做得相当成功。话剧《茶花女》的第三幕演出了阿尔芒的父亲威胁利诱玛格丽特，迫使她同阿尔芒断绝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情节在小说里却没有直接的描写，它是通过玛格丽特的日记和书信间接加以说明的。话剧的这一处理是必要的，因而也是高明的，因为它把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直接揭示出来。其戏剧效果之强烈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没有必要据此断言话剧《茶花女》的思想意义更深刻，对不平等的社会道德观念的批判更激烈。因为把阿尔芒的父亲粗暴干涉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爱情的无耻行为在舞台上直接表现出来，这是话剧在艺术处理上的需要。可以设想，倘若由阿尔芒本人在话剧结束之前涕泪交流地一封一封念出玛格丽特书信的内容，其艺术魅力肯定要大大地打折扣的。因此，从作品的风格来看，我以为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小说《茶花女》流畅而自然，但却略显松散，而话剧《茶花女》则更加强烈、紧凑，但不免微露斧凿的痕迹;两者可以说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至于歌剧《茶花女》的成就，那就请音乐界的专家们来做评价吧!不过我想，无论小说《茶花女》、话剧《茶花女》还是歌剧《茶花女》，它们都是成功的佳作。小说《茶花女》风靡整个世界，话剧《茶花女》历演不衰，而歌剧《茶花女》一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值得一提的还有，自一九○九年以来，《茶花女》已经被搬上银幕多达二十余次，其中最著名的则是格丽泰·嘉宝主演的影片《茶花女》，它已经成为世界电影艺术宝库中的一部珍品。

　　而在中国，《茶花女》则可以说是读者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翻译家林纾便用文言体翻译、出版了小说《茶花女》(中文译本的书名是《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的译文虽然未必完全忠实于法文本原著，但他那生动传神、极富形象化的语言使小说《茶花女》的第一部中译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人们又陆陆续续读到了刘半农等人翻译的话剧《茶花女》和夏康农等人翻译的小说《茶花女》。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爱情故事能够在中国的读者群中迅速流传，深入人心，外国文学翻译界的这些前辈们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九四九年至“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这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内，《茶花女》却经历了一番曲曲折折的遭遇。这样一部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居然没有新译本奉献给新中国的读者，而旧译本的再版为数也极为有限，到了后来，《茶花女》干脆销声匿迹了，以至于在年轻一代的读者心目中，《茶花女》不仅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甚至还顶着种种不应该有的恶名。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外国文学名著终于重见天日，振孙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着手翻译小说《茶花女》的，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的新译本《茶花女》不仅忠实于法文原著，而且生动地表达了原作的感情色彩，因而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小说《茶花女》新译本自一九八○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至今累计印数已达百万余册，可以说是这部作品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一部中译本。

　　在中国的读者中间，读过小说《茶花女》的很多，而看过话剧《茶花女》和歌剧《茶花女》的却较少，对三部《茶花女》之间的差异所知则更少。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将三种体裁的《茶花女》合在一起的译本，其中小说《茶花女》是一九八○年的译文，此次出版，译者又进行了精心的修改;而话剧《茶花女》和歌剧《茶花女》则是译者的新译作。值得一提的是歌剧《茶花女》是用诗体译出的，译文大体整齐，而且精练匀称，富有节奏感，很好地表现了原作的韵味。我以为，三部《茶花女》的合译本首次在我国出版，也算得上是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件大好事，想必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欢迎。

　　一九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夕，寒流侵袭巴黎。我和妻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又走进了蒙马特公墓，想在这万家欢乐的节日期间再一次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和葬在距她不远处的小仲马的墓前凭吊一番。空荡荡的墓园萧索凄冷，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光裸的树枝在朔风中瑟瑟颤抖。但是，当我走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墓前时，我惊异地发现，她的墓上放着一束茶花，花很新鲜，显然有人刚刚来过这里。再仔细一瞧，我更加大吃一惊，因为我分明看见在这束茶花旁边还放着一支口红。我想，也许这位凭吊者是希望死者在阴间也要好好打扮一番，不要辜负自己的花容月貌吧!尽管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与茶花女玛格丽特绝非一人，但是前来敬献茶花的人显然还是把阿尔丰西娜当成了茶花女。看来茶花女果真没有死，她一直活在读者的心中。

　　我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和小仲马的墓前盘桓了一阵，心里默默地想着：茶花女玛格丽特不朽，《茶花女》不朽，《茶花女》的作者不朽!

　　王聿蔚

　　一九九三年元旦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