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幺姨叫徐祖嵩，她是我妈妈大舅的女儿，准确地说她是我的表姨，但是我母亲和舅家的姊妹很亲，又由于我外婆喂过她的奶，她喊我外婆大姑保保，所以我们从小就喊她幺姨。我母亲的外家是个大地主，她的大舅也就是我幺姨的父亲是个大少爷，是民国初年的四川大学学生，因为家里有钱，毕业后也不想做事，就在乡间当公子哥儿，有一妻一妾，这妾就是我幺姨的生母。但我幺姨却没受什么委屈，在十个姐妹中她年龄最小，她的大姐比她大将近二十岁，是个新派女性，后来嫁给了留法生，还是个实业家。幺姨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应该说是很优越的，所以在读大竹县女中的时候很活跃，能歌善舞，爱说爱笑。

解放后大家庭风流云散，幺姨和自由恋爱的丈夫在一个小镇上做小生意，房子也是租的别人的。我幺姨爹是高中生，能写会算，但这时也只能到乡下收烟叶来贩卖，两夫妻都没有正式工作，就靠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号召非农业人口到乡下去生产，支援农业，或者到老少边穷地方去。我幺姨和幺姨爹都是公子小姐出身，没干过农活，自然选择了老少边穷的通江，仍然做小生意。然而水土不服，呆了一年就回老家了。

回到原来的小镇，我幺姨爹干上了食店的工作，做白案，也就是做包子馒头。我幺姨也找到了一份工作，给镇医院洗衣服。不管天晴落雨，数九寒天，我幺姨都要背上一大背兜医生的工作服、病人的被子床单，到河边去洗。我幺姨虽然个子不高，体力也不怎么好，但工作却是兢兢业业的，那时没有洗衣机，全靠人工。我幺姨就用手一件件的搓，一件件的洗，常常是洗得又白又亮，医生和病人都夸奖她很能干。我幺姨所在的镇叫周家镇，是川东大竹一个比较大的场镇，像一个小县城，三天一个场，逢场天人来人往，肩摩踵接，有时交通都要中断，所以我幺姨爹在食店特别忙，往往要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回家吃中午饭。家里的活全靠我幺姨，我幺姨学会了煮饭做菜，水平超好，这时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他们两夫妻就这样勤耙苦做，思谋着要自己买房子，不再租别人的。

那时幺姨已没有在医院上班了，只有幺姨爹十几二十块钱养活一家五口。他们两口子会盘算，每逢赶场天，我幺姨爹忙完了店里的活就到猪市场去买半大猪儿，拿回家后就由我幺姨养，养上一段时间又拿去卖，就这样周而复始赚点差价，实际就是我幺姨的辛苦钱。后来我幺姨在镇上的缝纫社找到一份工作，帮人绞扣眼，还带打毛衣，加上喂猪，我幺姨每月也有一笔小小的收入，日子又开始过得宽余了。

但是日子再宽余，我幺姨仍然精打细算，平时家里总吃稀饭，炒一两个青菜，但是孩子们的穿着却不输其他家庭。我幺姨心灵手巧，一男二女的衣服鞋子全部是她自己做的，织的毛衣赶得上百货商店卖的。虽然我幺姨很节约，但很好客。她家住街上，平时客人很多，逢场天就更多，我幺姨总要倾其所有招待客人。我父母在村小教书，每次上街开会都要到她家里去，我们几兄妹也常常到她家里去吃饭。我幺姨的饭菜弄得特别好，味道跟馆子头的差不多。尽管幺姨家开销很大，但在文革后期她家也终于买上了自己的房子。

幺姨很重情，她是我外婆喂奶养大的，所以她始终不忘，每年都要去看我外婆，或者生日，或者春节，每次去都要买上好多东西。后来我外婆双目失明，病卧床头，我幺姨去看她，还亲自给我外婆洗衣做饭，而且一口一口地给我外婆喂饭。幺姨对我们几兄妹也很亲，有一年我和我大哥到四姨家去，回来的路上遇上倾盆大雨，而且电闪雷鸣的，全身都湿透了，走到周家街上幺姨看到了，心疼得不得了，立即要我们到她家换上干净的衣服，我们说回家去换，幺姨不依还生气了，我们换好衣服，幺姨又帮我们把脏衣服洗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她的女儿长莉考起卫校。后来我的三弟在她家里复习，幺姨起早贪黑地洗衣做饭照顾不少，我三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是我幺姨送到家里来的。

本来我幺姨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三个子女都成家立业了。但是不幸的是九十年代初，她突然中风了，不能说活，不能行走了，在病床上生活了十几年。我每次回大竹都想去看她，但都因一些琐事走不开，而未能见上一面，至今想来非常抱愧。而今幺姨也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愿幺姨的灵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