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岩，一九九〇年生于安徽铜陵，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学历。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担任要闻版编辑。有散文及评论作品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

燃灯者李大钊（节选）

康 岩

一

景山东街2号的“亢慕义斋”。

字面意义读解，“亢慕义”是德文“Kommunismus”的音译，意思是“共产主义”。关于“斋”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斋，戒洁也。言下之意，“斋”乃清心洁净之地。在“斋”里读经典、研学理、思人生，清净雅致，避尘绝俗，格物致知，修身养性，这正是读书为人的极致之境。

“亢慕义斋”意为“共产主义室”，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室所在地。此地研习的，不是孔孟之道，不是南华真经，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门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

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和读书人，喜欢给书房或居室取斋名，此俗似起于北宋。司马光给读书藏书地取名“读书堂”，在今河南洛阳城南独乐园里。园内清塘垂柳，假山嶙峋，藏书万余卷。司马温公于此钓鱼种竹，侍弄花草，调素琴，阅金经，奉受敕命，编纂史书……恰如陶渊明所谓“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陆游晚年蛰居故乡浙江绍兴，在八百里鉴湖之滨“老学庵”，一面乘长风登玉笥，一面读书写作。《剑南诗稿》卷三十三《老学庵诗》自注云：“取‘师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英雄暗老，陆放翁南窗独望，漫卷诗书里消磨残年，看透每一个破晓和黄昏。

到了明朝，斋名盛行。归有光“项脊轩”、袁宗道“白苏斋”、唐伯虎“梦墨堂”、张溥“七录斋”……清朝一代，应科举乡试犯规被黜的蒲松龄，在老家山东蒲家庄一座砖石土坯砌筑的农家四合小院“聊斋”旁，设一简易茶棚，坐商行贾、贩夫走卒南来北往，络绎于途，进来讨口茶吃。蒲松龄清茶奉上，不收茶钱，专门打探奇闻异事，加工润色，辅以瑰丽想象，成就《聊斋志异》。

亢慕义斋，与这些都不一样。它隐藏在今天北京市东城区的沙滩后街55号院，像一位向晚老人，静默不语，肚腹之中尽是沧桑。走进院门，正中悬挂马克思像，两边贴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宋天放的墨宝。上联是“出研究室入监狱”，下联是“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源自陈独秀一篇文章。一九一九年六月初，北京大学等校七百余名五四运动游行学生，被北洋政府军警逮捕，北京城风声鹤唳。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为声援和鼓舞被捕学生，写下不满百字的战斗檄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经历多次牢狱之灾，通缉被捕更是家常便饭。这篇小文，像是写给自己的人生预言，在近代中国革命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刻下苍劲一笔。

下联出自李大钊。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南方和北方辈出强者，共谋救国救民之道。两联成为后来研究会座右铭，给青年一代指明方向。当时有人赞誉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两联陈李携手，为后来二人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南北相约”建党，埋下伏笔。

民国时期，沙滩后街还叫景山东街。清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上撰写了一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其中提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将开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措施之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第一个近代主管全国教育事务的中央衙署，旋即成立。校址很有来头。乾隆帝和纯惠皇贵妃的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下嫁给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次子福隆安后，御赐驸马府，京师大学堂就开在这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赐于乾隆十四年的一等忠勇公府邸“面积之广、建筑之壮丽，当年为北京第宅之冠”。这里原是明代的马神庙，御马监在此祭祀马神。可惜的是，维新变法遭到顽固派抵制，光绪的“新政”宏图化为梦幻泡影。慈禧废止一切变法措施，独留下京师大学堂。

公主府里三百余间房屋鳞次栉比，三路五进的院落格局，很是气派。学校建成，公主梳妆起居的闺阁，辟为藏书楼。昔日妖娆粉黛、镂金镶翠，换作今日墨香缕缕、书香盈盈。府邸内的公主正殿，被改为礼堂，用作集会演讲，不少名流在此舒展抱负，慷慨陈词。西路加盖十五排平房，作为学生宿舍，称“西斋”。东路新建三座西式楼房，自南向北依次是文科楼、数学系楼、工字楼。后来，次第又建几栋中西合璧式教学楼、实验室、阶梯教室。

最气派的，算公主府那座三扇并列的朱红大门，两尊硕大石狮门前把守，气势威严。进门穿过甬道，就是花园，一派明丽风景。花园建造用尽了“圆”与“方”的对峙机巧。外层植一人多高的柏树，围成规整方形。柏树圈内，青砖铺就圆形甬道，两三米宽。

最里一片绿草如茵，草坪中间有荷花池，微风拂过，清波粼粼。池子由汉白玉砌成，直径七八米，中央竖方形石碑，顶部装饰日晷。四角树丛里繁花怒放，应季应时。石径路面红白黑三色石子铺成，三种颜色交替繁衍出多般变化。整座院落，白天荷香四溢，夜晚睡莲卧于水面，红白相间，清冷月光下时隐时现，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

亢慕义斋的设立，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信仰确立紧密相关。

事情还要从李大钊一九一三年留学日本说起。

二

一九一三年夏，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的李大钊，得到政界重要人物汤化龙、孙洪伊的支持，为“深研政理”，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学习。有感于国内政局混乱、民生凋敝，百姓有倒悬之危，国家有累卵之急，先进知识分子都把求解救国救民良策的目光，投向西洋和东洋。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以匡扶天下振兴中华为己任的李大钊，不能例外。

赴日航船上，李大钊举目四望。海面浩瀚无垠，海风轻轻拂掠，海波层层荡漾。海鸥成群结队，翩跹而来，时而盘旋，时而振翅，时而掠水，时而静立于船舷，悠闲又自在。李大钊知道，平静只是表面平静，安宁只是一时安宁，海底的漩涡和激流裹挟着强大势能，正在奔突游走，就像万马齐喑的时代，亟待一团烈火熊熊燃起，烧毁腐恶败坏的旧势力、旧制度、旧伦理、旧道德。

李大钊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不由想起当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的情形。落日余晖给甲板镀上一层耀眼的金黄，眼前一碧万顷，耳畔汽笛声声。流水一去不返，英灵不能复生。这海潮声里，分明藏着军士的呜咽、家小的号哭，还有亿万生民无路可走的哀叹。李大钊是这亿万分之一。从小饱读诗书，皇皇经书史传，每个字都在告诉自己，中华帝国物阜民丰、万国来朝，怎落得如今这步田地？海风吹来，李大钊有些微冷，他收回飘远的思绪，叹了口气，往船舱里走。这口气里，既有倭奴趾高气扬于中华领土之恨，也有国不复国、怎当富强的壮志难酬。

到了日本，李大钊化愤懑为勤苦，发奋研习政治经济学。早稻田大学保存的李大钊学籍卡和成绩单显示，一九一四年三月九日，李大钊通过早稻田大学免试，被编入“大政一科”（当时日本年号是“大正”）。李大钊来日本之前已经学过日文，水平不错才能免试。一九一三年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李大钊已显示出翻译才能，他将日本人中里弥之助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纲领》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自己创办的杂志《言治》。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学习。

功课安排相当紧凑，第一学年课程就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近代政治史以及英文练习、日语作文等。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有几位是日本政治界、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人物。

学校图书馆小院内，有一尊半身铜雕像，面带笑容，安详亲和。铜像背面写着：早稻田大学棒球部创始人——安部矶雄。安部矶雄不仅是学校棒球部创始人，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安部矶雄一八九八年在日本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扬社会主义，反对日俄战争，宣扬“女性解放”。两年后，发展成为以社会主义运动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协会。

安部矶雄对社会主义的弘扬，引起李大钊关注，他对安部的思想很钦佩。那时候，李大钊还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一定可以救中国，社会主义一定不会辜负中国。但安部的实际行动已经让他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力量，于是，他选修了安部矶雄开设的“都市问题”课程。课上聆听远不够，关于社会主义，李大钊还有许多困惑待解。正当他冥思苦想之际，安部矶雄来到学生宿舍“信爱学舍”，给学生们解疑答惑。

安部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描绘，同他思想深处扎根已深的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托尔斯泰“忏悔”意识，既发生激烈碰撞，也产生和谐共鸣。李大钊抬头望向宿舍窗外，夜已静谧，灯光下，樱树丛丛叠叠，樱花满树烂漫，花瓣鲜艳亮丽，枝叶繁茂旺盛，像是夜空中绽放的粉红色烟花。清淡的花香飘窗而入，伴着思绪起起伏伏。那晚，安部矶雄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开始撩动李大钊的心弦。

李大钊此时躁动的思想，就如同学校里的生活，无法安宁。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内阁政府秘密向中国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日本，在日留学生三千余人，成立“留日学生总会”，众人推举李大钊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文章很快被油印成册，在留学生中散发，并被带往国内传播，传遍全中国：

天发杀机……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纵然李大钊挥动凌云笔，也改变不了江河日下、已至穷途末路的国内政局。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满足日本政府要求的复文。二十五日，“中日条约”有关换文在北京签字。时局急转而下，是留在安静的教室里伏案苦读，还是回到饱经磨难的祖国投入革命？李大钊内心有些纠结，他想起童年时被祖父李如珍屡次带去大黑坨村华严寺门前看碑文的一幕。

李大钊父母早逝，由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祖父的言传身教对他早期性格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确立，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想当年，祖父不甘困守在河北乐亭大黑坨村的贫瘠土地，趁着年轻，外出“闯关东”，到长春、万宝山一带经商，赚到钱后回乡。除了买地造宅，李如珍还做了一件村民眼中的“大事”。

大黑坨村有个风俗，每年夏天都要搭台请戏班子唱上几场，一来娱乐乡里，二来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唱戏得有地方，村里一直没个场地，李如珍便把这事儿揽下来。他四处募集，加上自家捐献，用了六七年时间，终于建起了戏台，就在村子华严寺门前的十亩地上。华严寺是村里的主庙，戏台建在寺庙旁，村民也好来此给庙里的四大金刚和十八罗汉烧香上供。

村里乡亲高兴坏了。为了感谢李如珍，他们邀请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给李如珍写下一块“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立在华严寺前“福地”上。碑文由当时尚在世的李大钊的父亲，亲自誊写。小时候，李大钊不止一次跟着祖父来到碑前，听着祖父的耳提面命，看看那从未谋面的父亲留在世上的笔迹。当时的李大钊不知道碑文的分量，但从同村人歆羡的目光中，他能读出这块碑在祖父心中的特殊地位。

大黑坨村在滦河右岸、渤海之滨，每当海风吹拂，村南口那棵六百多岁的老槐树就摇动枝叶，簌簌作响。家乡的海风，此时仿佛吹进早稻田大学的宿舍楼，一同吹来的，还有祖父的教诲和吁叹。碑文落款，更是闪电般掠过李大钊眼前：“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从九品”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属最末流。李大钊明白祖父对官职官品的向往，知道他为何会把科考取仕的担子压在自己肩上。

一转念，李大钊又想，就算拿到学位又如何？这国将不国的情形能改变吗？这生灵涂炭的惨象能有救吗？中国人受欺侮、被压制、被操纵的局面，能结束吗？在高等学府深研政理，不是为了皓首穷经，读死书、死读书，学好一身本事不还是应该投身革命、改造社会，挽国之将倾、救民于水火吗？世上的书读不完，世上的字写不尽，但国家危亡就在眼前，眼不见耳不闻、不伸手不踏足，如何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祖父、对得起往圣先贤和亿万黎民？躺在床上，窗外凉风吹打窗棂，也吹拂着李大钊的心。路如何走，他已有答案。

早稻田大学校史资料中心，还保存有记录当年学生学费缴纳情况的《政治经济科大正四年度学费领收簿》，其中有两张领收书与李大钊相关。第一张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一五年八月，钢笔字迹书写：

李大钊，9月9日缴纳学费5日元、10月26日缴纳4.5日元、11月9日缴纳4.5日元……

第二张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六年八月，名下缴费记录空空如也。上面加盖一方印章：

大正五年（1916年）二月二日除名，除名事项：长期欠席。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被学校除名后的那个春天，李大钊提笔写下气贯长虹的《青春》一文。一九一六年五月，他踏上归国的轮船。

三

回国后的李大钊接受章士钊邀请，到北京创办《甲寅》日刊，和自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编译委员的高一涵同时担任主笔。章士钊为《甲寅》定下调子：“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及所奉主义无涉”。李大钊与高一涵起初写文章是以“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为主，后来遭到章士钊反对，改为“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

可是，恫瘝在抱的李大钊，笔头哪能不为搅动时局而发声？他什么领域都要涉及。在《甲寅》日刊工作的四个多月，李大钊总共发表了六十余篇文章。笔触所及关涉国内政治、外交、社会、个人修养、学理阐发、世界大战影响、战争中各国政治状况诸方面。在对战争形势和各国政局动向的观察中，李大钊把目光投向俄国“二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俄罗斯帝国爆发革命，沙皇统治的末代王朝——罗曼诺夫王朝，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革命前夕，俄国各地出现大规模工人示威和罢工，首都彼得格勒三十多万人联合总罢工。工人们高喊：“打倒战争！”“面包与和平！”革命风暴吓坏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他下令逮捕游行中的积极分子，企图恢复城市秩序。可是，箭在弦上的工人们革命热情势不可挡，在沙皇政府野蛮镇压下，他们更愤怒、更勇猛。他们行动起来，攻占政府军军火库，抢夺枪支弹药，筑起人墙街垒，跟军警殊死搏斗。

在工人感召下，有几万名士兵公开站在革命者一边。他们同工人一起，占领沙皇巢穴——冬宫，还有政府机要部门，逮捕沙皇大臣和将军。尼古拉二世不甘心，从前线调集军队，企图夺回首都和政权，但沙皇军队在革命影响下哗变。此时，尼古拉二世终觉大势已去，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被迫引退，让位给弟弟米哈伊尔。第二天，米哈伊尔宣布退位，统治俄国三百零四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革命洪流冲击下轰然垮塌。

“二月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李大钊听闻激动不已，连续写下文章《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探讨革命对世界、中国的影响。

就在李大钊为《甲寅》日刊奋笔疾书时，历史进程中又出现了一个错步上位的小丑：张勋的“辫子军”开进北京。

黎元洪在张勋逼迫下，发布解散国会命令，宣传民主的出版物同时受到威胁，章士钊避走天津，并发表与《甲寅》日刊脱离关系的声明。《甲寅》日刊由高一涵勉强支撑，但也难以为继。李大钊觉得，继续留在北京也无意义，便赶往上海。

四

在上海避难几月，等再回北京、被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时，李大钊的人生终于迎来关键时期。

回北京前，身在南京的好友白坚武，赠给李大钊一首小诗：

海内儒冠尽，

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

赤血铸丹心。

白坚武是李大钊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在校时二人被誉为“北洋二杰”。毕业后，做过直隶都督署秘书、自治筹办所课程长、国务院内务部佥事。这首作为临别赠言的“小诗”，对李大钊而言确是“知己之言”。李大钊带着赤血丹心、好友祝福，回到北京，入职北京大学。

此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治校理念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尤其教员聘任，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他任校长期间，各路英杰都能在北大讲台上发挥才情，一时间各种学说、思潮在北大校园里彼此争锋、交相辉映，犹如旋律繁复、华彩熠熠的文化交响。这期间，既有新派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也有复古保守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既有儒林耆老或蜚声海内外的留洋博士，也有没考上大学但有一技之长的自学青年。

此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园内外，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拥护，对新道德、新文学的提倡，宛如一枚巨石投入深潭死水，唤醒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沐浴在新思想阳光下，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思想的闸门被新文化的涌流冲荡，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呈现一派生气勃勃、新芽初放的胜景。

李大钊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一员猛将。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李大钊就曾为之撰稿，他将文章的着眼点锚定在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精神上：“要以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发展。”等到《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九月出版到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新青年》，并将编辑部迁往北京，李大钊已经同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一样，成为主要撰稿人。

加上蔡元培鼎力支持，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已成新文化运动主阵地。打倒孔家店、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新青年》与当时社会上一波波流行思潮形影不离、寸步不分，只要是鞭挞旧礼教旧道德，《新青年》便倡导；只要是弘扬科学民主思想，《新青年》便支持。

当时，政治观点、学术思潮、伦理道德都朝着“新”的方向进展，北京大学又像磁石一样，将进步知识分子牢牢吸引，可以说，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北京大学实际上成为社会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惟其如此，没有在早稻田大学拿到学位的李大钊，才能不被旧规矩挡在门外，有机会在北大任职。

后来，章士钊回忆道：

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李大钊字）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

一九一八年一月，李大钊正式接替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教授经济学、历史学。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北大任教期间，李大钊大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点燃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点星火。

“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三股政治势力相互牵制：一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共同执政的苏维埃政权，一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组织农民、士兵力量，用革命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到一九二二年成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成立，是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后来，毛泽东分析：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

实际上，中国驻俄使馆从开办初始，就向北洋政府外交部传回俄国种种资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在给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致电中说：

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议和，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刘镜人发电时，起义还在酝酿，尚未爆发，“广义派”就是布尔什维克。列宁觉得，党的全部领导力量必须集中在工厂和兵营，海军和陆军要配合，首先占领城市基础设施。最坚决的分子成立小队，占领重要据点，最精要的兵力，占领行政中枢。起义时机一定要适当，一刻不能迟缓。

但是，俄国临时政府已得知起义消息，他们仇恨而害怕，不会轻易把政权拱手让出。临时政府纠集弹压革命的武装力量，封锁桥梁道路，想以此自守，困兽犹斗。列宁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此时，彼得格勒的工兵已经转入布党领导之下，政府的封锁行动也被彼得格勒两万多名工人组成的赤卫队打乱。列宁审时度势，觉得不能再等，他必须马上出现在斯莫尔尼宫，指挥武装起义。这里是布尔什维克党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也是十月革命的司令部。

列宁沉吟片刻，一言未发，迅速掏出假发，披上大衣，急匆匆往司令部走去。交通员拉希亚跟随身后，二人上了电车，车朝车场开去。下车后，两个骑在马上的士兵突然朝列宁冲过来。“通行证！”他们趾高气扬，对列宁和交通员吼叫。拉希亚见状，机警地冲上前，挡在列宁面前，拖住二人的询问。普通老者装扮的列宁趁机逃脱，迅速离开，疾步走向斯莫尔尼宫。

蓝白相间的斯莫尔尼宫，矗立在涅瓦河左岸，被城市里大量的河溪、水渠和桥梁包围。这里原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十九世纪初奉俄罗斯历史上唯一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命令而建。每当夜幕降临，这座融合了巴洛克和拜占庭风格的三层宫殿岿然不动，注视一座座桥跨悬吊在夜空中，面前一艘艘远洋巨轮安然行驶。这时，斯莫尔尼宫内集合大量全副武装的工兵，列宁盼望已久的时刻，即将到来。

列宁走到会场中央，摘下帽子和假发，众人马上认出了他，欢呼雀跃，好像革命的力量随着列宁一同涌进了门内。列宁下令：“占领电报局、电话局、火车站、桥梁，占领政府所有机关。赤卫队，集合！”在斯莫尔尼宫场地上，口令如雷鸣在耳。武装部队领命后，轮流坐上卡车，鱼贯而出，最后消失在彼得格勒温柔的夜色中。士兵水兵，随后也集结出发。

革命的力量摧枯拉朽。十一月六日夜间到十一月七日上午，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彼得格勒战略要地，邮政总局、波罗的海火车站、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等交通要冲也被控制。紧接着，革命者关闭了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切断临时政府通话线路。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见状，坐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跑。

七日晚九点四十五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发出总攻信号。雷鸣般的“乌拉”声响彻广场上空，赤卫队员、革命士兵越过街道和堡垒，冲向冬宫。在楼梯间，残留的士官生与革命队伍使用匕首、大刀、工兵铲对斗，但大局已定，临时政府成员全部被擒，冬宫被攻克。这个碧玉镶嵌、包金镀银的华丽皇宫，回到人民手中。

当夜，在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中，全俄罗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列宁发布《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一切权力归属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主席。委员会下设各部，执行无产阶级国家各种职能。斯大林当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放眼寰球，资本主义制度不再一统天下，社会主义阵营渐次壮大。

革命发生后，刘镜人又发一通电报，报告起义消息：

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北洋政府通过电报，对俄国政局变化情况基本掌握。但电报内容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大多数民众不知情。传媒的力量此时显现出来，一些报刊开始对革命进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报道。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国民党在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报道革命消息。长沙《大公报》在专栏中介绍“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广东中华日报》报道《李宁（列宁）取得胜利的原因》，《劳动》杂志刊载《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列宁）事略》。

报道让革命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有的难以接受，有的大加赞扬。李大钊无疑属于后者。写文章探讨“二月革命”影响开始，李大钊就从报端纸缝里关注俄国局势，直到撰文介绍十月革命经验，他的思想开始朝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天安门附近的中山公园人潮涌动，中华门前架起高高的彩牌楼，天安门、正阳门也装饰了彩灯。学生、知识青年、做小买卖的、农民、拉洋车的、矿工等各个社会阶层，大家聚在一起，北京大学正组织教授们演讲，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李大钊是演讲者之一，两天里，他先后两次做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不久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了演讲词，和李大钊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之一。

战争胜利极大鼓舞中国民众信心，东交民巷的外国在京人士举办提灯会，教育部下令各省学校升旗、放假庆祝。上海教堂里的钟声此起彼伏，音律各异，抑扬顿挫。怕是教堂钟不够用，就连救火车，也开到城市主干道鸣响汽笛，分享喜悦。各个商号门前，国旗高悬，总商会通告升旗三日。市民一面上街欢呼，一面点燃炮竹。

众人欢欣鼓舞，李大钊心有戚戚，但段祺瑞等人为“掠功”大搞庆祝活动，李大钊难掩愤慨，他要通过演讲和文字，揭露他们的卑劣，回答欧战胜利的真正原因：

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

李大钊的演讲激情飞扬，手势随着语流上下翻飞，黑色圆框眼镜难以遮住他火热灼灼、信仰弥坚的眼神。阻碍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腐败势力，都像是枯叶遇到凛冽的秋风，被社会主义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李大钊向着人流高声呐喊：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此后《新青年》上，李大钊笔力爆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等文章，构筑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波浪潮。从晚清帝国分崩离析到辛亥革命流产，从古老中国被列强侵略瓜分到内忧外患加剧，从孩提时代祖父耳提面命到留学东京深研政理，从大黑坨村到樱花树下，李大钊始终保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关注世界政局，把握时代脉动。

多年以后，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论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如今，李大钊终于“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寻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相结合的道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也开始向着马克思主义所指示的光明未来，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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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