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婉京，一九九〇年生于北京，后迁居香港。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哲学方向，曾在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担任访问学者，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小说界》《十月》《花城》等文学刊物，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长篇小说《新贵》等。

黄金蛋糕（节选）

周婉京

一

今年特别难。

我的儿子壮壮幼升小，一派志愿轮空。二派的学校听说在机场旁边，还没建好，而且噪音大，我们不愿意去。壮壮“落榜”之后一个月，学校的事终于有了眉目，我跟陈盼兮请他吃了一顿下午茶。那天午饭我们特意少吃了些，就是为了下午能多吃点儿。临出门前，陈盼兮批评了我，她说我们不该在困难时期搞形式主义，这样骄奢淫逸的，对壮壮的教育不好。我说这顿不花钱，用的是去年公司搞年会送的免费餐券，这样她才勉强同意。出门了，她又说壮壮上了这样一个学校，我们还可劲儿奖励他，这样会让他觉得生活太容易，他怎么着都行。我说“坏”一次也不碍事，孩子学坏也需要时间，咱家现在没有“坏”两次的资本。

壮壮今年六岁，属鸡。他生在鸡年的正月初一凌晨。陈盼兮属鼠，她小时候有位东北的大仙儿给她算过，她将来会生一个美猴王。生猴，生猴，她从那时候起就惦记上了。可惜壮壮硬是熬过了猴年，熬走了猴，变成了鸡。我说，媳妇没事儿，咱们就当他属猴，也不差这几分钟。就这么着，壮壮在属相上又变回了猴。

约莫着半年前，我揣着户口本，跑遍了顺义区所有的重点小学。东风、双兴、马坡、北小营，张镇、西辛、仓上、赵全营。最后，我站在东风小学的门口发愣，对着他们的招生简章一遍遍地看。我看不明白。他们说，今年孩子多，您的孩子派不到这所小学。但我想说，我的孩子又不是报名前才生出来的。孩子长得真快，过了年就要六岁了。我琢磨着，到底为什么，学校隔了六年都还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

那段时间，我只关心幼升小的消息。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壮壮必须上个好学校。他不能像我似的，被搁浅在社会的某个凹槽里。我的“凹槽”是一家小微企业。我的老板叫杰克逊，他已经拖欠了我三个月工资。这个“凹槽”眼看着就要干了，他才来想办法，说是要带我去跟客户吃饭。不过这次，我一口回绝了。他知道我是老好人性格，从不拒绝，这让他反倒关心起我来。我和杰克逊在大学就认识了。我们同级不同班，我学文学，他学电子商务。他儿子跟我儿子同岁，前两个月刚被家附近的国际学校录取。老同学的下一代，不看僧面看佛面，顺道手帮个小忙。他说喝完这顿酒，他就把我这事给办了。我让他具体说说怎么办，结果他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听他的口气，十拿九稳的模样。于是，我允许他成了我的最后一点儿希望。在这么困难的时期，有希望总比没有强。

这样的兴奋感没有持续太久。去酒局的路上，我就后悔了。杰克逊嘱咐我不要当着客人叫他“老板”，要喊他的英文名。他的办公桌上常年摆着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他把“盖茨比”用胶带粘掉，然后在空白处填上“杰克逊”。杰克逊乐意听人夸他，越离谱越好。他喜欢在开会时突然冲出办公室，一个人喷着烟圈，以悲悯的眼光看着我们这群失意落魄的中年下属激烈地互相辩论，为一张贺卡的广告词争个你死我活。可无论怎么包装，他也没办法摆脱我们公司是一个卖礼盒的小微企业这个事实。我们卖两句好听的话给普通人，却被杰克逊搞得跟上市公司似的。所以当他边说边笑，告诉我他能帮壮壮解决升学问题时，他的那份慷慨，让我感觉他是为了在酒局上显摆才故意这么说的。当然了，除非——这个想法我到现在都没说出口——是我身上的某种特质吸引了他，让他想给我和壮壮投资。可我认识他十几年了，这样的好事怎么现在才来？想到这儿，我倒吸一口气，一晃脑袋，唉，老板，我不行了。小庄，你今天是主陪，不准认怂，继续喝！这时候总是有一只手摁住我的手腕，给我倒酒。满上满上！庄树，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叫老板，叫杰哥！听你杰哥的，小庄，用壶抡！

那天回家之后，我吐得一塌糊涂。吐完了，我打了一个酒嗝说，我还想喝。听见这句话落地，我和陈盼兮两个人都陷入沉默，这是夫妻间不想讲话时心照不宣的表现。后来，还是她忍不住先开了口，她说自己下午带着壮壮去了一趟派位的学校，到了才发现那儿还是个工地……我在这儿打断了她。我从马桶上回过头来说，别说了媳妇，咱家壮壮有学上了。

事情前后折腾了一个月才消停。

吃下午茶的那家餐厅就在罗马湖，在杰克逊家的别墅区里。进门先看到一座月牙形的拱门，然后是一个宽敞的露天花园，草坪上摆了十几张桌子。我走在前头，陈盼兮和壮壮跟在我后面。她一边走，一边拉拉我的衣角说，真气派啊。服务员顺着她的话递了一张名片过来，说是如果我们想给孩子办“生日趴”，随时来找他。我把名片塞进兜里，顺便摸了摸我的下午茶券，还好，没忘了带。

进了餐厅，服务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正好对着花园的大草坪。我和陈盼兮在一对老式大靠背沙发上坐了下来。那对沙发太软，一坐下去，身子就陷进去一半。陈盼兮鼓弄了半天，才把腰板挺直。她揉着身后的靠枕小声嘀咕道，这玩意应该是丝绒内胆，可贵了。

下午茶套餐里有五款点心，每样两件，从三明治到司康饼、水果蛋糕，由上到下摆了三层。红茶、咖啡另外收钱。我没客气，跟服务员要了三杯白开水。杯子很干净。透过玻璃杯最上面的那层金边，我看到隔壁桌的女孩正在吃三明治，她们从上往下吃。透过她们，我还看到她们身后的大厅，豪华又简单，也好像哪哪都镀着一层金。这样的宫殿住一百年也不用拾掇一下。吃吧。陈盼兮说着，递给我一个小盘，里面盛着一块司康饼。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先吃，吃剩下的给我。我接过盘子，却还是盯着盘子发愣。她转过身，去拿自己的盘子。就在这时，她一不小心碰倒了玻璃杯。我看到桌子上飞过一摊水。陈盼兮、隔壁桌的女孩、餐厅的服务员，所有人都听到了水声。水滴滴答答地从桌子上流下来，沿着桌子的金边滴到大理石地板上，仍然泛着金光。一切东西都静止不动，像被什么人的一双金手轻拿轻放，投进了一阵酣睡里。只有一只鸟儿在我耳边发出抑扬顿挫的长声，像是在问：“壮壮去哪儿了？”然后她马上又回答了自己：“这孩子怎么跑到花园里了？”

壮壮跟我一样，最常做的姿势就是呆然不动。他能一连几个小时站在一个地方，纹丝不动地盯着一个东西看。这一点随了我。我们这种人，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忍不住出神。有时候心血来潮，也会活动一下，不过那通常是应激反应下的本能之举。陈盼兮拍了拍我，我才摇了一下手，意思是先别激动，然后我继续一边出着神，一边欠身走出了餐厅。

壮壮正盯着一个金色蛋糕看。那个蛋糕至少有十寸，足够六七个人吃。我了解我儿子，上次他这副样子是我带他去罗马湖钓鱼那回。他一声不吭地站在河边，四五个钟头，用尽全力看我拿大鱼钩钓小鱼。他的目光凝聚在我背上，我知道他在用力看我。我嗽一下喉咙，好几次举起鱼竿来故意抛出长线，可他还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呆望。

壮壮，你看什么呢？每次都是我先开口。因为我等不了，再等下去就是别扭。我把手放在他的小脑袋上说，壮壮。他没理我。我说，过两天有个叔叔来接你去新学校里转转，你想去吗？他摇摇头。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滑开看，刚好是杰克逊的消息。壮壮突然收起了久久的凝望，两只小手开始活动。爸爸看黄金蛋糕，黄金蛋糕啊！他说着着急地转过头来，冲着我一顿比画：

“爸爸爸爸，我就吃一块，好吗？”

二

“无论是现在还是年老，我们都要不知疲倦地为别人劳作，当我们的日子到头，我们就平静地死去，我们在另一个世界说，我们悲伤过，哭泣过，痛苦过，这样上帝就会怜悯我们。”

我和杰克逊是因为这段台词认识的。

那年也是鸡年。过完年后，我们选上了同一门课——《西方现代戏剧》。他一直没来上课，直到期中考试前一个礼拜才来。他问我借了笔记本，抄下了契诃夫的这段话。然后他告诉我，他在这所学校没有可交的朋友，这儿的人都配不上他。他说，他爸是外事口的一个领导，他以前跟着他爸去过一趟俄罗斯。他还去过契诃夫的故居。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剧作家的生平只限于几则半真半假的奇谈和两三个不好笑的笑话。可是对于他这样见过些世面的北京小孩来说，这些东西未免太无聊了。要是我们这班人都像他那样去过俄罗斯，知道契诃夫的故居不过是一幢破楼，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上《西方现代戏剧》的必要了。他跟我讲完这些之后，做出一脸严肃的表情。接下来，他跟我对了一下“出身”。他问我是北京哪个中学毕业的，我说我是河北清河考过来的。要是我老婆陈盼兮当时能听见我不打磕巴地说出这些话，她准保会高看我一眼。顺便说一句，我们学校的生源大多是北京本地小孩，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只占不到百分之十。不错啊你小子，深藏不露。杰克逊拍拍我的肩膀说。后半学期的排练，他总是在我上台时笼络一众女孩，撺掇她们为我鼓掌。杰克逊领着大伙冲我吹口哨，嘴里嚷嚷着喊道：“庄树，清河之光！”

在我印象中，生活的步步紧逼、层层压榨，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到了期末，全班分成两组，排演契诃夫的话剧。我和杰克逊还有孙向远分在一组。他们起哄让我来做导演。在分完组的剧场里，我身边就是孙向远，他当时正低头凑近一本书看。书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他正读到《胖子和瘦子》这篇。孙向远是个勤恳谦虚、可是没有天分的男孩，年纪比我们都大，头已经秃了。他应该跟我一样，也不是北京人。他一天到晚守在图书馆里看书。即使周末、节假日，他还是在看书。我知道，那是因为他没地方可去。我甚至能一眼看穿他的将来：毕了业争取留校，一辈子写许多枯燥的学术论文。但我还知道，他写不出一篇契诃夫那样的故事。做剧作家首先得有想象力，有热情和灵性，孙向远身上没有这些东西。多年以后，事实证明我的推断没错。他确实过得循规蹈矩，他成了一名律师。但在许多年前，他自己可能都不相信，他竟然在我们组里负责改写话剧。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他急匆匆地找到我。“怎么办，杰克逊罢演了！”孙向远双手合掌在胸前来回搓着。这个人对权威有着奴性的崇拜，班上的老教授、辅导员、班长、学习委员，甚至连杰克逊这种没人摸得清背景的人，孙向远都要挨个码头拜过去。想打消他的念头十分困难，要跟他争论更是不可能。因为他坚信只有把“权威”伺候好，他才不会过得太坏。

在食堂包子铺档口，我和孙向远压低了嗓子说话。我们的神色有些变了。他告诉我，杰克逊不想演瘦子了，他觉得瘦子没有胖子有戏。食堂里海浪般翻滚的嗡嗡说话声，快速漫过了我们，让人心里生出一种做什么都没用的感觉。上大学之后，我还没习惯这种感觉，排戏的时候看着上蹿下跳的北京同学，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倒不是说我害怕，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然而究竟是什么感觉，我说不出，契诃夫的剧本里也没有写。最后，我们决定站在食堂门口吃包子。孙向远只吃一个，把剩下的包子塞进了书包。我不经意瞧了一眼他的书包，瞥见两个罐子。庄树你说，要是我把这几罐辣酱送给杰克逊，他会不会就不闹了？后来，等我们在校门外的酒吧街找到杰克逊，孙向远真就捧着两个罐子冲到杰克逊面前，表忠心似的说，演什么戏、怎么演，加不加戏、怎么加，全听您老的！我呢，也装出一副愿意为杰克逊换角色全力配合的模样。青年时的友情，总是若有似无。回学校的路上，我们三个并肩走在林荫大道上。杰克逊搂着我的肩，我捧着孙向远孝敬他的辣酱。孙向远则在后面跟着，一路嘻嘻笑着。

《胖子和瘦子》的故事非常简单，讲的是在沙皇一世的俄国，两个儿时的朋友在火车站相遇了。瘦子是个八品文官，胖子是个三品文官。瘦子在跟胖子的对话中，逐渐发现对方是自己的长官。他的变化，就从他喊朋友那一声“您老”开始。孙向远代替杰克逊出演瘦子，到了终演时大家都说合适。尤其是他的微表情和小动作，他弯下整个身子去一鞠躬，欲拒还迎地握住杰克逊伸出来的三个手指头，嘴唇一抿，发出“您老嘻嘻嘻”来，简直把契诃夫笔下的奴才给演活了！相比瘦子的本色出演，胖子的表演就稀里糊涂得多。我怀疑杰克逊上台之前压根没看过剧本。在十分钟的表演里，他不断忘词。一旦忘词，他不是对着瘦子咆哮怒吼，就是对着台下的观众捶胸顿足。

没到终场谢幕，台下的观众已经走了大半。落幕了，我的面前有零零碎碎十几张面孔，彼此全不相像，几十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站上台去。毕竟，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得同时负责舞美、化妆、灯光和拉大幕。如果我不做，杰克逊和孙向远就会带着本该负责这些的同学把我赶下台去。我听见有人在台下嘘我。可我没有走，我弓着腰，站在一片嘘声中。我巴不得台下的所有人都害怕，我希望他们都怕我，拼命喊叫着跑出礼堂。也是从那时候起，我一害怕就会出神。

当时的我并不像现在这样漠然。大学最后两年，我旁听了学校里所有能听的历史课，也没弄明白，何以大多数人进入千禧年后还在经历所谓的九十年代。这也就意味着，从逻辑上来说，大部分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实际上是在经历八十年代。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告诉我在清河家具城上班的父母，他们说我学坏了，学的净是些资产阶级的知识。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只有资产阶级家的少爷小姐才有青春期和罗曼史。少爷小姐们的反抗是出于百无聊赖。对我父母来说，反抗只能有一种意义，那就是摆脱贫穷。他们每天拼命地接活儿，开小作坊帮人做工。他们什么活儿都接，做木工就是木匠，做铁器就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我是他们的儿子，所以我的反抗也注定只有一种，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成为像杰克逊那样的有钱人。

阔人的身旁总少不了寄生者。我受不了孙向远在杰克逊面前装出来的那种音调发颤的笑声，我受不了班上的女同学遇到杰克逊时总是眯细眼睛的那种表情。更可悲的是，我不明白那个真心喜欢契诃夫的老教授，为什么也会加入这帮人的阵营。最后还是孙向远这个耳报神给我递了信儿来：老教授要送儿子出国，有求于杰克逊他爸。可我当时怎么也不明白，出国能比得上文学？这件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恐直到期末分数下来的那天都没散净。教授特意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捧起一杯龙井，吹开浮面的茶叶，抿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蒸得模糊了。他摘下眼镜，一面擦，一面觑起眼睛看我。他叹了一口气道：“我听其他同学说，你对我的评分有意见？”我只好照实回答：“剧目没排好，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可是……”他抬手打断了我。我还记得他脸上现出的威严，还有平素为学生操碎了心的神色。他说：“庄树，你知道我对你抱有很大的期待。”接着他随和地微微一笑，再次觑起眼睛。等毕业后进入社会，我发现每一个想要裁掉我的老板，他们脸上都有过这样的表情。我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那是一种轻蔑的善意，一种“平庸之恶”。他听说我有意从事文学，就给了我他最中肯的建议。他甚至觉得那是祝福，他笑着说：“庄树，你不是那块料。”

三

算上今年，我步入社会已过十年。工作中大部分的事，我都记不得了。时间证明，我这块料确实不堪用。这些年只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很多年前，一个傍晚，我从报社离职后亲眼见证了立交桥下的涌潮。

月亮或者某幢大厦时断时续的柔弱光线洒在立交桥下，偶尔传来一束手电筒的强光。一辆崭新的SUV车漂在水里。接着是一阵骚乱，然后众人引颈瞭望。雨水仿佛改了主意，桥下的水面在雨水的拍打下激起了一道两三尺高的浪。这倾天而降的大雨对我们所有人毫无保留，洪水在我们身边奔涌而过。黑暗中，人很无奈，那种无奈是由衷的、原始的、本能的，我们只能任凭大雨奔流。

雨先是在城市的高空侦察，接着毫不犹疑地落下。水在立交桥的两侧盘旋，将所有东西卷入桥下。最后，它淤积在桥底，不停地打着旋儿。我一个人站在桥上。我觉得自己实在无法描述当时那一幕带给我的震撼。我感到一切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了。大自然凶猛狂暴，极具毁灭性，反倒让人搞清楚了自己几斤几两！我全神贯注地凭栏眺望着更远的地方，眼前的一切令人既兴奋又不安。在黑黢黢的漫长午夜，雨就这么下着，倾泻着它的力量，丝毫没有变小的迹象。

我呆站在原地，等待大雨过后的城市复归原样，现出一种湿漉漉的干净。

四

陈盼兮跟我不一样，她有俄国血统，八分之一混血。她一边讲自己的家族史，一边又摆出不以为意的模样。在他们呼兰河，像她这样的混血一抓一大把。她也经常搂着壮壮，说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大多数是她听来的，从她爸妈或者姥爷姥姥那里。她告诉壮壮，他们的祖先是“骚达子”，俄国骑兵团。他们的八分之一血统从莫斯科来，抽着“木什都克”，喝着“毕瓦”，嘴里啃着“塞克儿”或者“大列巴”。他们见了美女就喊“哈拉少”，见了乞丐就骂“拔脚木”。他们想赶在西伯利亚的北风吹来前，带回去一些中国的“老薄待”。只在这儿，陈盼兮稍作停顿解释了一下。老哈尔滨人管卖苦力的叫“老薄待”，这话是她曾祖父那辈的话。

这些事我都是在壮壮出生后才听她讲的。结婚之前，我一度以为她是一个南方姑娘。她小鼻子小眼，眉清目秀的。无论是她把我从下着暴雨的桥上拽下来，还是之后谈恋爱我送她回家，或是她半路停下来跟我接吻，或是我抱着她走进她的房间，又或是她脱下衣服递给我一盒避孕套，我始终觉得她应该是个南方人。她呢喃喘息的声音里没有“大列巴”的味道。

大年初一，陈盼兮生壮壮的那天凌晨，我和丈母娘徘徊在产房门口。产房里寂静极了。我急得后背出汗，摇晃着，坐立难安。可我的丈母娘却把脚搭在窗台上，安心地涂着指甲油。她那一张标准的国字脸，配上高高绑在脑瓜顶的大红丝带，对我说话时的样子，简直像一个战斗女英雄在分享她的革命事迹。她翘着脚，一遍一遍地涂指甲油。指甲油跟脑瓜顶上的丝带一个颜色。丈母娘心不在焉，嘴里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不时提醒我：“别担心，你太小看咱们家盼兮了，你怵啥？”

后来，丈母娘告诉我，我媳妇小的时候曾经在市集上被人掳了去。坏人就是呼兰河下岗厂子的“老薄待”。他们其实啥也没干，只是在结了冰的河面挖了两个窟窿，把陈盼兮给丢了进去。陈盼兮也没叫，没呼救。她任由他们用一根绳子穿过她的胳肢窝，然后绑在一根弯曲的木棍上。这根木棍，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河水里，从一个冰窟窿通到另一个冰窟窿。陈盼兮呢，她就穿着一身我丈母娘新给她做的花棉袄，扑通一声跳进冰窟窿。她不是被那帮“老薄待”推进去的，我丈母娘非常肯定，陈盼兮是自己跳进去的。这些人把她从冰面下拉过去，再从另一个冰窟窿里揪出来。等到我丈母娘拎着木棍赶到，那帮“老薄待”早跑了。陈盼兮被街坊们拉了出来，躺在雪地上一动不动。她浑身上下都僵了，花棉袄上结了厚厚一层冰。就在大家都觉得这孩子活不了的时候，陈盼兮连着打了几个冷战，然后使劲打了一个喷嚏，全身缩成一团。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陈盼兮了，因为呼兰河人都知道，这孩子天生就啥也不怵。

按照陈盼兮自己的说法，她的前半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五岁钉过一个小板凳，八岁从呼兰河最高的樟树上头朝下栽下来，九岁开车撞过一根柱子，十二岁从冰窟窿里爬出来，十五岁自己编写了一整套《呼兰河百科全书》，十九岁离开呼兰河去北京闯荡，二十九岁在一场特大暴雨中救下了我，原本计划三十二岁结果三十三岁生下了一个小孩……今年她三十九岁，刚辞了工作，在家全职带壮壮。

从她身上我意识到一件事，不是一定要读过很多书，才会变成一个奇怪的人。她读书很少，但她勇敢、乐观，性格里天生带着点儿怪。多年前，我被困在立交桥上，她打着一把被风吹烂了的雨伞出现在我面前。那把伞只剩下伞骨了。我接过她的伞，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它坏了……她却用柔和的低音说，我看是你坏了吧。我到现在还不确定，她当时到底说的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她爱谈严肃的事儿，可是凡事经她一说，就不严肃了。她老是爱挑刺儿，可好在她的声调很招笑，急了还会发出两声奇怪的鸟鸣，她说这是当年掉冰窟窿留下的后遗症。所以啊，她的抱怨和痛骂并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惯了。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每回见面她总要带来五六个生活趣事，照例往肯德基一坐，一讲就讲一个下午。

陈盼兮比我大两岁，她的同学中有人去偏远山区做了小学老师，在那里教教书、放放羊。她说她可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她高中毕业之后只读了半年幼师就辍学了。“我跨越过时代，如兽般的姿态，琴声唤起——沉睡的血脉。”在别人都努力去考教师资格证的时候，她哼着“周杰伦”一个人来到北京，四处游荡。她当过餐厅服务员，批发过小商品，发过传单，刷过墙，还把自己写的百科全书推销给一家出版社。在那个没有微信、支付宝的时代，她把在北京挣来的钱，一张一张地叠好、码好，等到过年的时候，一次性背回家。上火车之前，她总会在裤兜里多揣一百块。她说这是给小偷的压岁钱。小偷拿了这个钱，就不好意思抢她的辛苦钱了。

恋爱三个月后，我们各自退掉房子，搬到了一块儿。那时，我已经离开报社快一年，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负责写贺卡祝词。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爱情的滋润，我那段时间卖了不少畅销的爱情贺卡——“我们的相遇是个奇迹。”“这是不是你，我生活的写照？”“每天有每天的快乐，今天是新婚快乐。”稳定下来之后，我和陈盼兮贷款在顺义买了个一居室，每天搭公交去市区上班。我们俩的单位离得不远，我每天下班后都会顺路接上她。我继续写我的贺卡，生活就这样持续着。丈母娘看着手机说，某位英国人曾说，婚姻就像是一顿冗长而无聊的饭局，最先上的是美味的蛋糕。我陶然于婚姻当中，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说这话的人其实是惦记着吃北京特产的蜂蜜鸡蛋糕。于是赶在年前，我特意抽了一天起早去前门点心铺排队，准备给丈母娘买一盒蛋糕。

我没想到会在店门口遇上杰克逊。他变胖了，看上去更有钱了。他说着跟以前一样的刻薄话，我听着。我想，他这种挑别人毛病的习惯表面看上去无伤大雅，实际上却在把他拖进一个深渊。不过，我又想他也不在乎。他告诉我，老教授退休了，孙向远没有留校，当年我们组的演员没有一个去搞戏剧，或者文学。听了这话，我心里直发闷。他提溜着三盒点心，把我拽到了路边。他仔细询问，想知道我现在在哪儿高就。他的表情还是那么神气、傲慢、粗鲁，一点儿没变。那种一本正经说废话的本事，那种说完废话还讪笑着不走的能耐，我都无法理解。我听着听着就出神了。这是我婚后头一次出神。我凝视着他，脑子一片空白。他以为我的沉默是对他的鼓励，于是继续说了下去。他想让我去他的公司上班，一家新成立的广告公司。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他们公司做的礼盒。一个圣诞树形的纸盒，表面涂了一层亮晶晶的金色颜料。盒子的一角用英文写着一句话，他怕我看不懂，还特意用中文帮我念了出来：“每天有每天的快乐，今天是圣诞快乐。”

回到家后，我坐在客厅里抽烟。我想不起来究竟有没有买到蛋糕。我感觉到累，用陈盼兮的话说，怎么好好的就没劲儿了呢？这种累很真实，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或许我一直都是这样，生活在别处，而此处的生活没有一样是重要的。“你是我最重要的人。”“能让我狂奔的，除了大雨就只有你。”“山河错落，你是人间星光。”我的生活完全不是我在贺卡上说的那样。然而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就吃这浮于表面的一套。杰克逊招我当内容总监的时候，反复强调让我把这一套吃透了、弄通了、做好了，他说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服我，我的工作才能做实做稳。其实谁都明白，不是我写了这些话，而是这些套话在牵着我走。

上级指示、下级汇报、纸张涨价、设备换新，我进了杰克逊的公司之后，什么都得管，还管过一阵食堂。我蹲在灶台下帮大师傅修燃气管，顶着一脸的灰，任凭油污沿着管道滴到我的脖颈，想出了那年我们公司最畅销的祝词——“人生百味，唯你是甜”。

所有的祝词，卖的都是我们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我把它献给了陈盼兮，她把这句话埋在了呼兰河畔的雪地里。那时，她拉着我踩在烟灰色的河畔上，步履轻盈得像风在枝头。

“再见了庄树”——没等我与过去好好告别，陈盼兮就怀孕了。她告诉我，她怀上了壮壮。

五

“如果你年轻十岁，还会走一样的路吗？”

我在周一的例会上走神了。杰克逊隔着桌子朝我脸上丢了一支笔。他让我站起来给大家念一念PPT上的标题。我看到了，我也照着念了：“如果你年轻十岁，还会走一样的路吗？”

我不知道。

同事们正在讨论新一期选题。殡葬部坚持推他们的新宣传语——“你的生活一成不变，倒不如节哀顺变”。按照殡葬部的说法，人生不过是几个十年，年轻十岁也不能真正改变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回到过去，生活已经够“卷”的了。一不小心穿越回去，搞不好要再多“卷”十年。婚宴部不同意。婚宴部说，传播正能量向来是我们公司的营销特色，现在外面那么多失业、待业、自主择业的人，有相当广阔的市场等着我们去挖掘，有相当大的人群等着我们去补给正能量。再说了，要是真能回到十年前，至少先在京郊按揭几套房子，留着给孩子结婚用。

杰克逊从我对面站了起来，他把半杯水倒进口腔，快速地咕嘟了一圈后吐了出来。他把那杯水推到我的面前，然后笑着说，你们都别争了，听听小庄怎么说。

众人一起笑。我抬起头，四下看看，左右两个部门的人都没发现我在走神。我捡起杰克逊丢过来的笔，双手交叉放在那杯水前面。从我进公司以来，大大小小的会议参加了不少，但从来没被这样邀请发言过。一般都是杰克逊说，大家听，我记录，或者大家说，杰克逊听，我落实。我捏着桌前的杯子，坐在那儿，十分羞惭似的，黢黑的面孔一下子涨紫了。我偷偷瞅了杰克逊一眼，嘴唇忍不住抖了起来。

同事们渐渐安静了。大家都把身体靠向了椅背。过了一会儿，殡葬部的主任把椅子拽到了我面前，说：“老板都发话了，庄经理你来表个态吧。”

大伙又笑，杰克逊当然也笑了。婚宴部的主任掏出一包中南海，撒了一圈，转到我这儿递上最后一根，笑着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庄总的那句“人生百味，唯你是甜”，真不得了，一口气蝉联了咱们三个月的销售冠军。庄总，抽一根。

我低着头，呆呆地望着那杯水。半晌，我搂起那杯水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要把水泼到杰克逊脸上时，我端起杯中水，一饮而尽。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自己干吗要喝这杯水。杰克逊怔在原处，看得明明白白。直到杯子脱手，砸在办公室的木地板上，十分响亮地咣当一声，碎了一地。这时，杰克逊才捞起他那件十分金贵的西装，像个伟人似的笑了。他用下巴轻轻一指，婚宴部主任马上开始拾捡地上的玻璃碴，殡葬部主任冲上台翻了一页PPT。杰克逊依旧看着我，坚持由我来为大家宣布公司的新项目。

“黄金蛋糕。”这四个字短短的，念起来其实不难。可我就是呆在原地，僵持着，一动不动。我感觉自己又被推回到大学时的话剧舞台，那些契诃夫写的句子一直留在我的身体里，总是牵牵挂挂，难以释怀。

周一的例会到此结束。

今年是虎年，我三十七岁。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三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中年人，四十岁以上是老年人，五十岁以上就跟潘家园的古董没两样了。那些最好的作家，像是契诃夫，在二十三岁时就写出了《胖子和瘦子》，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二十四岁就发表了《穷人》，他们统统是在三十岁前发迹的。如果一个人三十岁了还不能有所作为，那他之后的人生就更难指望些什么了。而悠悠流逝的时间，也证明了我那时的想法没错。我年轻时引以为豪的年龄优势，很快就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不见了。没有人会因为年轻而得到原谅，再年轻的人迟早都会变老。

一进家门，我听陈盼兮说壮壮在学校新学了一首歌。她问我有没有听过少年合唱团的歌。我说，没有。她说有一首叫《老某某祝你永远年轻》，非常有名，去年还拿了北京市合唱节的奖。那么，老庄树祝小壮壮永远年轻？看来，同样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真是代代相传，想到这儿我就笑了。逃避现实的讽刺谐语也是代代如此。我把壮壮叫到客厅，搂着他问他还学了什么歌没。再没有了，他回答说，合唱团候补成员只能学这一首。什么意思？你们刚入学就分正式和候补？候补就是候补，这是老师规定的，候补学生不能登台演出，也不能参加比赛。我听了这话，当时就笑不出来了。接着，壮壮又给我唱了一遍“老某某”。我发现他一直重复着歌名，唱不出任何新东西来。他说，爸爸，这样最好啦，想唱多久就唱多久。

第二天早上，我送壮壮上学。

过了七点，陈盼兮还没起床。她不是病了，近来她起了点儿变化。在接送壮壮这件事上，她能避则避。尽管她在壮壮出门时还会问这问那，笑着、搓手，但是刚开学时总想去校门口见见世面的那种殷切，已经消失不见了。她为难，同时又为她的为难而不好意思。即便她不说，我也猜到了个大概。

等我到了校门口，果然迎头撞上杰克逊的老婆，时髦、漂亮，装束上流。我跟她寒暄了两句，立马就明白了陈盼兮的顾虑。这女的跟她老公一样，嗓音里天然带着一种富贵人家“嘻嘻嘻”的嘲弄。我很怕跟杰克逊老婆这样的人讲话，因为说不上几句，我就会忘了该怎么讲话。倒不是怕露怯，我更怕的是——讲着讲着，就跟她一样拿腔拿调了。

人生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已经浪费了很多，不想再继续浪费。我喜欢凡事有条不紊，我把每天要干的事儿记在一个小本本上，然后把这个小本揣在左边裤兜里。我还喜欢把家拾掇得干干净净，好像只有这样它才配得上我们每个月一万多的房贷。我还喜欢跟邻居搞好关系。隔壁邻居家门口的脚垫一年四季都摆得端端正正，这也是我的功劳。我不喜欢邋里邋遢，也不想死后给老婆孩子留下一个烂摊子。前不久，趁公司不太忙的时候，我已经找律师拟好了遗嘱。

我的律师，其实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孙向远。我撞见他是在我离开壮壮学校之后。大约在中午，我来到罗马湖的法国餐厅订蛋糕。孙向远瘦了很多，过去的圆脸已经消去了婴儿肥。很奇怪，他完全不像杰克逊那样，他没有发腮，深蓝色的眼镜框后面藏着一双黑色的眼睛，脸上带着聪明人那种有所保留的微笑。也许是因为瘦，他看上去比从前精干多了，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他说我看上去还是那么“伤感”，只是老了一点儿。他还问我记不记得，演完《胖子和瘦子》的那天晚上，我在一个聚会上喝了点儿酒，有点儿伤感。这时新闻系的一个女生路过，同情地问我是否还好，大家都没想到我的回答竟然是——“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我说我不记得了，所以后来呢？后来那个女孩回答说，“又来这套”，然后立刻抽身而去。说到这儿，孙向远笑了。他说好像就在那一刻，契诃夫彻底从我们的青春里消失了。文艺腔不仅不能让我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反而成了泡妞的障碍。

孙向远主动跟我提起了杰克逊，他问我还记不记得这个人。他前几年偶尔会想起我，想过要联系我们。可他又害怕我们把他忘了。毕竟，他从来不是话剧组的核心人物。庄树，我想呢，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也该说出真相了。他继续说，当年老教授批评你，其实是杰克逊去找了教授，是他在背后捅了你一刀。我说，哦，还真意外。他说，杰克逊可没把你当朋友，他觉得你出身不好，还自视甚高。我知道，他还说什么了？孙向远顿了一下，他再次聊到了《胖子和瘦子》。他一本正经地问我，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什么？我说是童年朋友的反目、贵贱阶级的敌对。他摇摇头。他怀疑我到现在还在误读作者。我说契诃夫在原版小说中就写了这么多，三页纸而已。他说问题就出在这儿，这是一篇小说，不是戏剧。小说跟戏剧不同，人们总是可以自由地选择不相信，而这份自由、这种怀疑的本事，才是文学的核心要素。他继续说，即使你说自己相信胖子和瘦子的话，其实也不是“完全”相信，你相信的是自己心目中的“好像”。你合上书，出门随便干点儿啥都行。

孙向远走后，我又坐了一会儿。按照“黄金蛋糕”计划的要求，我需要把三十个金箔蛋糕的钱一次性付清。付完了钱，我向服务员要了一份蛋糕介绍卡。然后我一边读，一边眺望敞开的玻璃窗外面。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扎成的栅栏和两三棵瘦梨树、苹果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四环主路、高楼以及瓦蓝的天空。服务员递上收据时乐呵呵地给我指了指花园的栅栏墙，他说这里经常举办名人婚宴，几年前有一对明星夫妻结婚时，有狗仔爬到了栅栏上面。后来呢？我问。摔下来了，但是没死。服务员离开了，我还盯着那堵墙看。我隐约看见两个衣衫破烂的小男孩爬上花园栅栏，笑话我的秃顶。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读到了——瞧，那个秃头！

如果我年轻十岁，再十岁，再再十岁，我会加入他们吗？我满脸通红。然后我捂着自己的头，差点儿忘了拿发票，匆匆忙忙离开了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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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