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报纸,就有副刊,甚至一份报纸受欢迎的程度,往往也跟副刊办得如何,有很大关系。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为适应读者要求和社会变化,创办了副刊。随之,各地报纸纷纷仿效,很快发展到几乎无报无副刊。 “五四”时期,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等是公认的“四大名副刊”。李大钊、陈独秀与鲁迅等,都曾是副刊的“铁杆”撰稿人。胡适曾说:“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其实,他主要关注的是《时报》的副刊《余兴》。 一百多年过去,报纸的面孔大变,副刊却依旧保持着文化的气韵。文学原本就是社会的镜子,副刊既灵活明达,又文笔粹美,能适应读者思想情感需求及社会变化。有气度把副刊办好、办大,这份报纸自身,也必定是从容自信的。 改革开放后,风格不同的副刊渐渐兴盛起来。凡影响大的报纸,都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副刊,甚至连专业报纸,如中国海洋报、中国国土资源报等,乃至企业小报,也都有自己的副刊,刊发杂感、随笔与多种样式的文艺作品。正是这些副刊,使专业性很强的报纸面容灿烂起来,投以文学之光便显得大气疏朗、扎实凝重,以独有的气韵、风骨,赢得了更广泛读者的信赖和喜爱,成为报纸的一大亮点。 副刊要大,不可路窄。因副刊的品质是文学性,而文学的本质是社会性。不丰富多彩,如何包容得了当今社会?我与副刊结缘,纯属偶然,而且,颇有些戏剧性。 1992年,《文汇报》副刊的肖关鸿约我开专栏,一周一篇,两千字以内。当时,我的精力都放在小说上,无暇他顾。但关鸿是我的老编辑,主编《文汇月刊》时发过我的小说,编辑过我的专著,经不住他的滔滔说辞,就答应了。第一篇《小人效应》,编辑怕惹争议,放在副刊最不起眼的角落。不想,很快接到《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友的来信,他说,将此文复印16份,办公室挨个儿散发。后来,在北京碰到了李国文先生,他甩出一句:“你有经典。”我一愣,忙问:“什么经典?”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小人效应》。”他们大约都是吃过小人的亏,那篇短文尽管很肤浅,根本没有篇幅展开,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还有一篇《寻找悍妇》,竟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有几封信中还夹着照片,希望与我文章中提到的副教授谈恋爱。最令我想不到的是老领导孙友余,亲笔来信“走后门”,让我那位副教授朋友先跟他介绍的姑娘见几面…… 这给我很大的激励,一篇信笔由心的短文,竟不比一篇须精心构思、躲别人还要躲自己的小说影响小。再加上关鸿催稿有方,他不打电话,下班后发一封加急电报。当时的加急电报要求在六小时内送达,正是子夜时分,邮递员的摩托车“嘟嘟嘟”地冲进我住的大杂院,然后,高叫一声:“蒋子龙电报,拿戳儿!”随即,大杂院里人醒狗叫,没人往好处想,肯定是认为出什么大事了……第二天,邻居们纷纷打听,我说是编辑催稿,人家都不理解,也不相信,好像我不敢说实话。越是不说实话,就愈加证明不是好事。有这么一两回,我再不敢拖拖拉拉,都是如期甚至提前交卷。于是,就开辟了第二副笔墨,大量写起散文、随笔来了,一写就是三十多年,曾给许多报纸的副刊写过稿子,甚至开过专栏。 副刊体现了报纸的一种文化形态,协调着媒体与生活、与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副刊的文字因承载现实而真诚,因坚守着文化品格而精美,因能兼容、能担待、能凝聚而丰富有趣。因此,给副刊的文章要有一点思想,还要有点真情趣,这锻炼了我思考与锤炼文字的能力。 我为副刊写的文章,有些得了奖,有的被指点。开专栏,短的几周或一两个月,长的十几年,这无疑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由衷地感谢报纸有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