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虎年，却胆子小，每历虚惊之后，总会内心自愧，辜负了这个王者的年份。作为一个作家，对人对事喜欢琢磨穷究，“何以至此”是我写小说的内在逻辑，但对于我的胆小，捉摸不透，记事开始便有之，似乎有着无法倒推的逻辑，只好归于天性。

有人问起我的生肖，“大猫”冲口而出，搞得别人愣半天才回过神来。我母亲说，大概是被父亲讲的那些睡前故事吓坏了，小时候一旦提到老虎二字，我就会哇哇大哭，所以老虎在我们家一直被叫作大猫。那些睡前故事很简单，讲的是父亲少年时跟随大人去深山打虎的一段历险。故事重复来重复去，情节会随着父亲当晚的兴致和精神状态有所加减。在父亲的故事里，老虎的眼睛有着手电筒光一般大，绿莹莹，它叼起摇篮里的婴孩，从窗边经过，脚步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它甩着长长的尾巴，把门口菜园的篱笆扫得稀巴烂。在故事的结尾，总会讲到人们将打死的老虎抬回村里，需一二十人才能将它抬起来，就像抬一辆东风牌卡车一样。父亲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那间1974年的老屋。

老屋挂在偏于城市一隅的半山腰上。我出生56天之后就搬进了老屋，一直住到念书才得以搬离。父亲是大学的文科生，毕业后到地质队工作，在广西十万大山之间颠沛辗转，老屋是他与母亲结束两地分居后第一个真正的家。虽是陋室，但终究是一家齐整了。老屋两居室，瓦片屋顶，水泥地面，门口搭着简易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在当时居民生活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并不算特别窘迫，但因为左右无邻，显得尤为孤寒。屋前是母亲用篱笆围起来的一个小菜园，种些平常小菜贴补家用；屋背后是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父母常常背着些松枝柴火从那里下来；左边是地质局一个大大的实验室仓库，从窗子里看进去，灰扑扑的玻璃试管、瓶瓶罐罐常年躺在架子上；右边是空旷的山野。所幸，在老屋的坡底下，有几家居民，夜晚，看到脚下星星点点的灯火，才不至于害怕。

搬离老屋，我们住到了单位的宿舍楼，这才有了市井生活的感觉。有了抬脚就能串门的邻居，阳台上种起了赏心悦目的鲜花。我也有了自己的床和书桌，睡觉前，我自己看书，入梦前，书本滑落枕边。因为宿舍楼靠近北山公园，夜深人静时，能隐隐听到公园那只老虎的咆哮声。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不再害怕老虎，躺在暖暖的被窝里，听到那声音竟然觉得凄凉。不害怕的原因还在于，我时常跑去北山公园玩，认识那只咆哮的老虎。那是公园里唯一的一只老虎，身形并不像父亲故事里的那么雄壮，眼睛也没有手电筒光般大。人们围着它看的时候，它就在笼子里转来转去，一声不吭，好像总是在寻找一扇出逃的门。调皮的小孩用食物扔到它身上，它也不发威，只是甩甩尾巴躲到另一边去。我不怕它，敢跟它的眼睛对视，就像是在看一双猫的眼睛。它在深夜里咆哮的声音，总会让我难过，心下盼望它能快快找到那扇门，勇敢一跃，回归自由广阔的森林。

工作后，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到了更大的城市生活。有一年回家探亲，陪父母聊天，忆苦思甜，兴致起，爬到那座久违的山腰上，竟然看到老屋还在。房地产商还没来得及开发那一片区域，让它空荡地闲置到了新世纪。野地里孤零零的一间旧屋子，想象一下，在乌漆嘛黑的夜晚，父亲在里面给一个几岁大的女孩讲老虎的故事，怎么会不害怕？我问学历史专业的父亲，肚子里明明装着那么多历史故事，为什么非爱讲这种毫无根据的老虎故事？事实上，很早以前我就已经能判断出这些故事的虚假性。仿佛被人翻起某个不堪的旧账，父亲尴尬了，承认那些故事都是自己不经大脑的随口胡诌。那个时候，为了能离开地质队，为了使我们尽快搬离这间孤寒的老屋，父亲跟很多创业的年轻人一样，每天疲于应付工作之余，还耗神写作谋求改变命运的机会，哪里有多出的精力重新编织睡前故事？彼时，我已深谙谋生之不易，迅速感同身受，进而又想到，一贯瘦弱的父亲，偏要去虚构一个亲身打虎的英雄故事，是否亦需在那些暗夜里为自己壮胆？我似乎倒推出了我胆小的天性源自父亲的基因。母亲却坚决不认同，她说，父亲是个勇敢的人，在老屋住的那些年，父亲总共捕捉了二十多条威胁到我们居家安全的蛇。实在难以想象，父亲一介书生，多愁善感，甚至在我看来是胆小怕事的，竟曾有过那么多次的临危之勇。然而，在成年之后得知父亲的这些勇敢，却并未引发我的感佩和骄傲，更多的是唏嘘和感伤，甚至希望这些勇敢从未发生过，一如父亲虚构过的打虎故事。

人到中年，我这只大猫依旧胆小，但已不再对此纠结，现在，品嚼世事有了自己执拗的角度，在我看来，勇敢的背面不是胆小，勇敢的背面是被庇护，被爱，被尊重。我感激并庆幸，我这只大猫活在了勇敢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