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口述

◇母亲自幼即聪慧且有主见

母亲原名林徽音，後改名林徽因，其间有一段故事。三十年代，北京有一位女作家，名叫林微音，是写「花边文学」的。与母亲的名字仅有一字之差，且「徽」与「微」极相似，常被外界弄错，母亲不高兴，就改名林徽因。

母亲的童年不太快乐，所以不常谈小时候的事。她生於官宦之家，外祖父林长民曾任司法总长，但外祖母是旧式妇女，不识字，又是殷商的女儿，也不會女红和家事，所以得不到外祖父的欢心。但是母亲偏偏生得美丽、活泼、聪慧，深受外祖父及全家的锺爱。尽管如此，却并不能改变外祖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後来外祖母就住进跨院，外祖父再娶，生了好几位子女。

母亲极爱外祖父，但恨他对外祖母无情；母亲也极爱外祖母，但恨她不争气。那个半封建家庭的人际关系，使她的心灵爱到伤害。可能由於这些事，使母亲长大後很少表现三从四德的温顺，而不断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 母亲在上海和北京时，都在教會女子学校读书，跟外国教员学會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她後来吸取新知、到国外读书和游历，以及结交外国朋友、扩大生活圈子，都很有帮助。

◇与徐志摩在伦敦初遇

我父亲是一位建筑学家。世人多以为我母亲後来也进入建筑领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其实是不对的。母亲读中学时，到一位同学家玩，同学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正在画图，当时中国没有这个行当，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建筑绘图。画一个图样，为人盖房子，这事使母亲著迷。她後来说，把艺术创造和人们的生活需要结合起来，这就是她想做的事。若干年後，她和父亲一同出国学习建筑，不是没有原因的。

外祖父林长民和祖父梁启超两家是通家之好，母亲很早就认识了梁家的长子、後来成为我父亲的梁思成，那时他刚入清华大学就读，在亲友的眼里，不仅两个年轻人很匹配，而两个家庭，一是司法总长，一是财政总长，更是门当户对。不过两人年纪都轻，两家没有很认真的谈过。

一九二一年，外祖父在北洋政府受到排挤，被迫「出国考察」，就带著母亲去伦敦。碰到在剑桥读书的徐志摩，徐对母亲一往情深，为她写了很多诗，又从伦敦追回北京。这件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事件」，直到现在，还受到大家的谈论。 当时也在伦敦的一位留学生张奚若，是徐志摩的朋友，後来也成为母亲的朋友。他回忆说，徐志摩常邀他去「和林长民先生聊天」。到了林家，稍事周旋後，徐志摩就不见了，剩下他一个人对付林长民。起先他颇为不解，後来听到内间谈笑之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徐志摩拿他当幌子，让他缠住林老先生，而徐自己去找林大小姐去了。

◇两人是性灵上的友情 而非俗世爱情

那麼我母亲对徐志摩究竟是个什麼态度呢？母亲是一个性格开朗、对自己诚实的人，她与徐志摩的情感问题，不仅我父亲深切了解，她也从不隐瞒我们姐弟。我可以这样说：她对徐志摩的友谊十分真挚，但绝不是男女之间可论婚嫁之情。

她在伦敦初见徐志摩，对徐确有好感，甚至可说仰慕他。但她只有十六岁，徐志摩大她八岁，且早与张幼仪结婚。基本上，徐志摩是外祖父林长民的小朋友，不是林徽音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情，很难解读为爱情。

母亲曾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她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当年离婚是不得了的事，她怎麼能叫一个男人离婚再跟她结婚，她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过。

母亲还说过，徐志摩爱的不是她，而是一位浪漫诗人想像中的林徽音。至於她自己，她要「对得起」人——她的父母、大夫、子女，甚至也要对得起徐志摩。

母亲对徐志摩的感情，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伦敦，对他有好感，仰慕。第二阶段是回到北京，两人再见面，母亲可能愈来愈欢喜他。那种欢喜，比一般友谊更深，但仍非外界所想像的爱情关系。这可从两份文件上看出来，一是徐志摩遇难，母亲写的追悼文；另一是为了向凌叔华借阅徐志摩康桥日记事，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两份文件过去一直找不到，现在发现它们，足可证明母亲对徐志摩的真正感情——是性灵上的友情，而非俗世里的爱情。

要知道，在七十年前的中国，男女朋友间的感情，在有名望的人之间，可不像现在这麼简单，社會舆情压力极大。而母亲以如此坦直的态度写入悼文、告诉胡适，可见她心中没有阴影。如果她确有半点暧昧，她必定避而不谈，以免愈描愈黑。以母亲平常做人的态度，以我们对她的了解，她不是一个會对自己说谎的人。

这几十年来，很多人相信市井间流传的故事，认为林徽音对徐志摩态度模稜两可，害得徐单恋多年，最後还为了赶去听她演讲而摔了飞机，言下多少有点责怪林徽音「玩弄」了徐志摩的感情，这实在是一桩冤案，是不懂林徽音个性和为人的说法。大家只要看了上述两份文件，自會有公平的论断。尤其是给胡适的信，最具可信性。胡当时是北京文化圈公认的领袖，是徐志摩的好朋友，也是梁启超、林长民的朋友和弟子；小胡适十多岁的林徽音，以师友视胡适，一向尊重和信赖他，不會对他言不由衷。

◇父母以研究建筑 为终身职志

我父母的结合，感情非常深厚，因为他们关心同一个事业——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们在一起，除了有爱情的基础，还有共同语言做基础，更宽广的事业前景做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音後来是完全理解的；反过来说，林徽音所追求的，徐志摩未必理解，更谈不到专业上的支持。从中国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来看，梁思成和林徽音才是最好的搭档。 也许我就此可下个结论：如果林徽音当年嫁给了徐志摩，我们顶多只能有一个文学家的林徽音；因为她嫁给了梁思成，我们不仅有一个文学家的林徽音，还有一个建筑家的林徽音。

父亲青年时代就有艺术倾向，他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在清华读书时，校刊里面的绘图、漫画，多出自父亲的手笔。祖父本来希望他出国学政治，母亲那时还是他的女朋友，劝他习建筑，於是两人就去美国学建筑。父母同入宾州大学，後来父亲入哈佛、母亲入耶鲁，继续深造。一九二八年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因为姑丈温源宁在那儿任总领事。母亲不愿穿西式白纱礼服，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就设计了一套有「民族形式」带头饰的礼服，受到摄影记者的注意。他们回国後即以研究建筑为终身职志，也以「民族形式」为追求的理想目标。

父母自美回国，初期在东北，以後在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工作、任教，曾先後到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抗日逃难时，别的东西可以丢，调查资料和研究报告可是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母与费正清夫妇 在美结为至交

抗日期间，我家多半时间住在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是一个穷困和交通不便的乡村，物质生活条件极差，父母亲和他们的同事仍旧勤奋的工作。那时母亲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晚上咳嗽睡不著。没有医生，没有药，甚至连体温计都没有。但是她仍然强撑著。有一天，他们的老朋友美国的费正清教授夫妇来探望他们，看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十分感慨的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於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提到费正清夫妇，就不能不提到母亲与费夫人费慰梅（Wilma）的友谊。费正清带著女友慰梅来华留学时，我父母刚从美国回来，两对年轻人立即成为朋友，後来更变成莫逆之交。母亲最欢迎的运动之一，是跟他们一起骑马。回来他们回国，母亲与慰梅书信不断。慰梅并写成《梁思成与林徽音》（Liang and Lin）一书，一九九四年由宾州大学出版。母亲的英文名字叫费丽斯（Phyllis），为了纪念她，我为我女儿也取英文名叫Phyl-lis，我女儿到美国留学，去拜望费慰梅，她竟然不承认我女儿的名字。她说，在她心里，Phyllis就是林徽音，除了她，谁也不能用这个字，可见这两个人交情之深。 我母亲文学上的素养，掩盖了她建筑学上的成就，这是很不公道的。她和我父亲共同做成的调查、研究、论文，专业水准都很高。母亲过世後，父亲曾告诉我们，他所有的好文章，眼睛都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母亲兼具诗人 与艺术家的才情

有人问我，母亲应该专心文学，还是研究建筑，对她个人更有意义也會更有成就？我认为，在母亲身上，那种诗人的气质，和建筑艺术家的眼光，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她的建筑文章，尤其是早期的这类作品，写得神采飞扬。譬如《平郊建筑杂录》，其中有几篇，就被行家认为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范文。建筑除了要有「诗情画意」之外，还要有「建筑意」，这是我母亲最先提出来的主张。 母亲在文学和建筑学两方面都有才华，但从一九四二年就发病，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一日病逝，只活了五十一岁，她多方面的才能未得发挥，实在是一件很悲惨的事。

父母亲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从气质上说，母亲对我影响比较大。我从小就崇拜她，欢喜听她读书，尤欢喜听她读她自己的诗。母亲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野狼这类故事，而是她读到什麼好书，就跟我们讲那本书。当她读米盖朗琪罗传，就给我讲这个大艺术家的故事，并详细描述他在圣彼德大教堂屋顶作画之艰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她看得高兴，就要我们姐弟也看，而且要倒过来讲给他听。我记忆最清楚的，是母亲为我们读古文《唐睢不辱使命》，她读得绘声绘色，唐睢的英雄胆气，秦王的前倨後恭，简直像是一场电影。这些，对我审美能力的培养，关系很大。

台湾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據说把她演成一个柔弱的女子，那不正确。母亲不是一个少奶奶型的人，也不是传统闺阁型的人，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差不多可叫做「女强人」。但她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她就教我们一句话：Be yourself。做人不要故意做作，你是什麼样的人，就本分的表现出来。在那时代，她大概是一位「新女性」。她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有意识的要为妇女闯出一片天地。相反的，她对这些颇无好感。她写信给费慰梅说，她写作的动机，是她有真实的感受，有话要说。她也反对所谓的「普罗文学」。母亲有很多文章虽然也是为平民大众讲话，但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母亲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她自己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也不矫揉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