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的文协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正在开大会的时候，敌机空袭武汉。在轰炸声中，大会继续进行，并未少停。那一天，敌机没能扰散大会。以后，一切困难也都没能使“文协”解体。到今天，“文协”已有了整整五年的历史。

一个人的事业也许不难于继持五载，一个团体就不这么容易了。想起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很惭愧，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来。可是，五年的生存，也充分的表示出，文艺工作者们既没有因生活的困苦而离开岗位，又没有改变了以文艺宣传尽力于抗战建国的初心。这一点，虽然不足使我们自夸，可是也不妨明白的指出，使大家更奋勉前进吧。

在文协初成立的时候，大家谁也不晓得应当怎样去作事。但是，在没有详密计划的情形下，大家却不约而同的决定了做事的宗旨。就是：第一，团结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长远，推展得普遍。第二，大家要多对团体尽力，而不苛求团体的供应周到，因为文协命定的是个清苦的团体。第三，事事公开。这三点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一种默契；不是办事的细则，而是大家爱护团体的一点不言而喻的约束。在今天我们要报告五年来的会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这三点，因为我们所能说出的那些事实都实在以此三点为主动力，我们的团体之所以能延续五年，也不过是此三点的证实而已。

真的，因为大家晓得团结非一时一地的事，所以总会才能继持五年，而且凡是与总会接触过的，赶到散至四方的时候就马上组织分会——因此，我们在成都，昆明，贵阳，香港，桂林，襄樊……都有了分会。

因为大家晓得文协是个命定清苦的团体，所以也就知道非苦干不能有任何表现。会中的经费，在武汉时，每月都有二三百元。到今天，也不过千余元。以这么一点点钱，我们要维持一个会所，要按期刊行会刊，要举行种种集会，要与各民众团体交际联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竟自被我们做到了。在开源方面，我们除了政府机关的补助，概不接受。我们穷，可是不能随便伸手接钱。在节流方面，我们就专凭会员们的热心，来替团体赔着钱作事。在武汉的时候，大家给会刊写稿，并没有稿费。会所迁至陪都，大家的生活更感窘迫，会中才按月拿出一些钱来，愿要稿费者照付，不愿要的便道谢。近二年来，物价高涨，大家才一律拿稿费。会中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乃恳请中央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即蒙批准。会刊才得以继续刊行，未曾中断过。一方面是表现了会员的苦干精神，一方面也是政府的鼓励所致。大家支持会刊的这一点精神，也在其他的事务中表现出来：我们开茶会，会员自己掏茶资；我们聚餐，大家出饭费。除了开年会，我们不曾把钱花在点心茶饭上过。会中印好的信纸信封是为写公函用的，会员们和理事们全未揩过油，而理事们为会中通信，几乎永远是白赔邮票。只有一样是我们从来不愿缩减的，就是会所中的灯油炭水。会所中的设备是极简陋的，但是凡来会所居住的都不用出灯油炭水的费用；我们虽不能供给饭食，可是多少也教由远道来的朋友得到一点亲密之感，多少教文协的会所有点文艺之家的样子。这些琐细的事情，似乎值不得写在报告里，可是，细想一想，这又的确是我们办事的精神。因为有这一点精神，所以大家才相亲相爱，才大家一心的爱护团体。五年来，我们无论开什么会议，从不流会；无论发起什么运动，大家总踊跃参加。总会为此，分会也差不多，因为多数的分会是由总会的人到各处去创设的。他们既晓得总会是怎样苦干，所以分会也应当照样的没有钱而要办出事来。假若他们等着有了钱再办事，恐怕我们就连一个分会也没有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年来抗战文艺的推动与文协的发展，不是金钱的作用，而是大家苦干的精神所结的果子。

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点也不否认这句老实话。真的，我们有多少多少事，都因为没有钱而无从举办。但是，我们决不灰心，决不因穷困而停止了挣扎与努力。明乎此，我们便明白了文协为什么可以用那么少的钱而办出事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文协有时候显得那么寒碜的样子来。钱并没有控制着我们，不过钱可也有时候使我们决定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在热闹场中，文协多半是不肯露面，因为我们晓得吃西餐的费用不是我们力所及的。反之，遇到文化劳军和宣传中英中美新的这类事的时候，我们便一定不肯落后。每次为慰劳将士献金，文协必定走在前面。我们没钱，但是可以卖字卖文，和捐赠图书去义卖。最近，为文化劳军，我们奉献了一万多元。至于宣传的文字，政府机关只要委托我们写制，我们必尽力去作。从台儿庄的胜利，到中英中美签定新约，我们所写的宣传品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办事的另一个原则便是事事公开。文协成立了已经五年，我们敢说它没有一件秘密的事。有事，必定要大家商议，大家负责去办。因此，五年虽然不算很短的一段时光，可是我们的会里没有派别，没有因意见不同而发生的笑话。仗着这个，我们确实作到了文艺界的大团结。

以上是就团结，苦干，及公开三宗旨来说明我们怎样在经费奇窘中支持我们的团体，至五年之久。以下要报告这团体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顾名思义，文协是文艺界抗敌协会。既标出“抗敌”的字样，显然的我们是要在抗战中以文艺宣传报效国家。于是，我们倡导并实际去写制抗战文艺。假若没有这个团体，我们相信也会有许多文人自动的这样以文字为利器，从事抗敌。但是我们也会想到，有一部分文人或因生活的方式，或因迎合读者的心理，而仍撰制一些与抗战无关，或且有害的文字。有了文协——它既是全国文人的组织——情形可就不同了。它有全国的文人作它的支持者，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及报纸的文艺副刊的编辑者几乎全都是文协的会员。这样，文协便成为战时文艺运动的心房。这颗心既因神圣的抗战而跳动，它就决不容有害的东西掺入血液中。诚然，我们并没有浪费笔墨喊叫打倒谁，但是我们对抗战尽力的一点真诚，便是以使该被打倒的人自动的隐匿起来了。

文协是个合法的民众团体。往上说，因为有了这个团体，政府在需要宣传文字的时候，可以委托我们去作；我们自身的困难可以向政府陈诉。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有多少文字都是受了政府的委托而写制的。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当然乐于服务。只有一二不明理的人，住在国土上，拿着国家的薪水，而偏偏爱唱不近情理的高调，才会侮辱我们，说我们是“御用”机关。这个，我们不便去声辩什么；我们只知道尽力于抗战，和与政府合作，是我们的天职；而我们的团体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再说，因为我们与政府有这种关系，所以政府才信任我们，关切我们。每逢政府派遣人员到前方慰劳将士，必定有文协的代表。我们自己发动的事情，象作家访问团，象增加稿费保障版税的运动，政府都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予以助援。假若没有文协这个团体，那就恐怕爱莫能助，政府虽欲加以辅导，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与机关了。

从我们自身的发展上说，有了文协总会，才有各地分会。诚然，各地分会因会员变动的关系，因总会不能接济经费的关系，便有时候极为活跃，有时候显着沉寂。但是，即使是昙花一现，也给地方上的文艺工作一些刺激；种子不能尽数白费，撒下去总会有一点收获。在最好的时候，我们一共有成都、昆明、香港……等处九个分会。香港失陷，分会当然不复存在。襄樊分会因理事都到别处去工作，一时也告停顿。现在，分会只剩下了五处。这些分会虽然得不到总会的钱，却都有自己的刊物；香港分会还出过外国文的小杂志，和世界语的小册子，把国内的战时文艺介绍到国外去。假若这些刊物都继续出版，文协便替国内各地织成了一个文艺网。可惜，总会既穷，分会也窘；遂致刊物忽生忽灭，只表现了我们只管今天尽力，不顾明天如何的精神，而不能持之久远。不过，成都，昆明，与桂林，在今日的印刷困难情形下，还能维持自己的刊物，也就真正不易了。

谈到文艺本身，我们从文协成立那一天一直到今日，始终是主张文艺须负起抗战的任务的。有了这一决定，消极的便扫除了浪费笔墨与因循颓废，积极的便给了文艺以英武爽朗之概。文人们不再在斗室里徘徊微叹，而要出来看看：国土上的高山大川，听一听炮响，从而为国家民族争一口宁死不降的正气。不错，我们还没有能写出怎样了不起的作品来，可是这并不因为文艺不可抗战，而是因我们对抗战的一切还知道的不够。就是由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写成的那一点来看，我们已能明白的指出：

（一）文艺应当关切它的社会，否则它便是温室中的花草，遇到风雨便马上衰萎，在战前，我们曾经看见过一些温室养出来的东西，而今可还存在么？

（二）既要关切社会便须认识社会。这就是为何文人在抗战中奔走四方，及到军队中服务去的原因，他们想认识自己的父老兄弟。在斗室中看着盆景读着明人小品，而找灵感的时期是已经过去了。

（三）认识了自己的同胞，便须设法使同胞们懂得我们的作品。诗要能朗诵，小说剧本要写得爽快易懂，都是基于此义。文艺不是以难懂为贵，而是要以深入浅出的手法，广博的认识，普遍的感诉，成为一种健康的美丽的东西。怎样接受文艺遗产？诗须能朗诵，和如何朗诵？旧形式宜如何利用？文字应否欧化？大众的语言应如何采炼……这些问题都是五年来大家所热烈讨论的。为什么？为了因抗战而来的兴奋，与因对军民的认识，而想革旧树新，建设起民族的新文艺来。这个志愿也许太大，不是今日的文人的才能所能实现的。但是今日我们已从事讨论，从事试作；后来者居上，也许有那么一天，真正的民族新文艺会因为我们的辛勤灌溉而结出硕美的果实的。我们的能力虽很有限，我们的路子可是走对了。想想看吧，假若有一种文艺，是照着我们的看法写成的——对军民有深切的认识，对社会作有益的指导与关切，对文字是既通俗，活泼，而又美丽，谁能说这不是应运而生，足以配备起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健美文艺呢？

真的，文协因人穷会穷，实在没有作出多少事情来。但是，上述的一点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却是千真万确。即使我们要极度的谦虚，我们也不便否认自己的一点功绩。这点功绩并不是我们今天开一次会，昨天献金一千元那类可以屈指算得出，脱口讲得来的事，而只是一种影响。可是细想一想呢，影响所及，也许是能有益于“百年大计”的吧？

关于有日记可查的那些事，不想在这里多啰嗦。我们倒愿意说说自己的缺点，和何以有这些缺点，指出自己的缺欠，或者更能够使我们自策自励吧。

按照会章，我们经常的事务由总务，出版，组织，与研究四组来分头担任。总务组最可怜，它要管理一切的事务。

本会经常的收入是每月一千五百元。从这点经费中，我们要维持重庆与北碚的两处会所，要付会刊的稿费四五百元，要用一位工友，要在邮电文具的费用而外，还买几本书！我们没法多办事。每办一件事，势必教大家赔上许多钱。在今天的生活困难情形下，常教大家赔钱，也有些不忍吧。

假若会刊——《抗战文艺》——一停顿，我们的出版组就完全没事可作了。当初，我们本来有相当庞大的出版计划，想自己印书，不必依赖别人。慢慢的，不但这个计划无从实现，连会刊的印刷都成了问题。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教它停顿，因为它是我们的一面大旗。因为委托别人代为印刷，我们没法子使它面面美好，使我们差足自慰的是它编选的水准始终是相当的高。积极的，我们尽量的向全国的会员征稿，使它成为全国性的文艺刊物；消极的，我们决不登攻击个人或谩骂式的文章。我们要使它纯洁严肃，给文艺刊物树立一种良好的风气。现在，它每期有一万份的销路。

组织是繁难的工作，而我们的人手不够用。最使我们心中不安的是总会与分会间的联络始终没作到好处。要作得好，似乎也并不很难。假若我们能有钱，专请一位干事负责办理这桩事，我们就能有条有理的办得清清楚楚。提起钱来，总使人气短，我们也只好不作幻想吧。

关于研究工作，我们只作到了“谈”，而没能印行专书。所谓“谈”者，就是凡遇到一个文艺上的问题，我们总召集座谈会来讨论。讨论的结果，随时发表在报纸上，或会刊上。至于文艺遗产的整理，或专书的研究等等，则一因会员你来我往，变动频繁；二因没有固定的经费，就只好由会员们独自去作，而非会中所能顾到的了。最使我们惭愧的是对文艺青年未能加以辅导。我们会曾经多次会商，如何创设一个类乎函授学校的小组织，专代青年们看文章，及解答各项文艺上的疑问。可是，我们始终找不出这笔钱来，只好作罢。幸而青年们已有青年写作协会的组织，而关于青年写作的指导也有了青年写作指导会的成立。这两个会虽非文协发起的，可是我们深盼它们有良好的成绩，能够培养出许多新作家来。

今天是文协的五周年纪念日，我们把好话坏话都说了一遍，希望新的理监事选出来，能够除旧启新，更有一番新气象吧！

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