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典，就是大家都认为应该读而没有读的东西。”

    这是马克·吐温先生的话。这话说得当然不算严谨，马克·吐温本来就是一位幽默大师，但这话却又说得深刻，像所有高级的幽默语言一样，让人在一笑中有被“刺破”的慌乱。

    当下人们对于经典的态度，恐怕不幸为马克·吐温先生所言中。除了以研究经典为业的专家学者之外，一般的读者大众都知道经典是好的，也乐意在言谈中引经据典，然而，在大多时候，又把品读经典视作畏途。

    其中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是“忙”。大家都是大忙人，忙工作，忙家务，影院有大片，网上有网剧，不断更新，汹涌来袭，根本看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读经典？第二是“隔”。经典常常是上了年岁的东西，跟眼下的大千世界看上去并不那么合拍，这是时间之隔；又因为经典历来被谈得多，人人都略知一二，自以为了解，就懒得再读，所以常常浅尝辄止，并不识得真味，这是内容之隔。第三是“用”，经典是日用而不觉，不用更不觉，似乎不如柴米油盐那样，为生活之所必需，那么，读经典就等等再说。

    读书跟恋爱一样，是最没办法强求的事情，要你情我愿，真心喜欢才好。正因如此，看一看历代的知识分子，大体上都在做两件事：一是传道，二是布道。“传道”就是黄卷青灯，攻入经典的内部，首先把前人学问之精髓传承下去，不使之断流，然后，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力争创造新的经典。“布道”就是把前人学问之精髓，用贴近时代的语言，准确、生动地说给普通读者听，让大家知道经典到底好在哪里，从而使这些文化精髓能够“化人文，致盛世”——这两项工作的意义，都非同寻常。

    现在我们倡导全民阅读，就跟上述第二项工作有关。因为全民阅读要想真正深入、持续地开展下去，其内在的动力，一定是要唤醒人们对于读书的兴趣，让人们真正发现图书的魅力。这中间，就有很多“布道”的工作要做。以受众面最广的文学经典为例，如果只是重印几遍原著，或者只是以学院派高头讲章的方式，用抽象的文学理论来对经典作一番解读，想必读者量是不会为此增加的。但如果请真正的行家，脱下学术的外衣，放下学理的身段，用生动的、文学的语言，把经典的奥义乃至他们阅读经典时的感悟，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地讲出来，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此前史学领域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文化领域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其实都在做同样一种努力，就是把一些抽象的、生涩的，然而又是精华的东西，换一种言说方法，用更易于为读者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在做“文化布道”的工作。

    时下的出版物市场里，解读经典的图书确实越来越多，很多学者、专家都开始有意识地尝试这项工作，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值得提出的是，这种“文化布道”的工作，也不是人人可以为之，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对于经典的歪曲与误读——这就不是在传播文化精华，而是在削弱文化根基了。当经典已经定型的时候，人们首先要尊重，然后才是传播。知识分子该有这样的自觉，不在传播经典的过程中，扮演“歪嘴和尚”的角色。而我们的图书出版机构，也应该把社会效益想在前面，不为了追求一时的出版效益，而降低出版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