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场到航空公司安排的酒店，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在这十几分钟里，一车的人都在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自言自语，互相之间，或者跟电话那头的某个人。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说后面的航班延误了，现在航空公司已经安排我们到酒店来休息，让她也早点休息。

这是一家老旧的酒店，霓虹灯招牌上那个“锦”字快要掉下来的部首，以及大块大块已经脱落了瓷砖的外立面，都证明着它的老旧。刚一下车，很多眼尖的人又开始大声嚷嚷起来，那么破怎么住啊。为了省钱把我们弄到这里，搞什么啊搞。这怎么行，跟航空公司投诉去。

我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嚷嚷，因为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用——事实上，我也并不是头一次碰上这样的倒霉航班。这种时候，平心静气比嚷嚷一些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气话能让自己更好受些。我拖起拉杆箱，默默地夹在排起一条长队的人群中，等着将会分配给我的那个房间。

房间很小，起码比想象中要小，目测还不到15平米。房间里面比酒店外面更显老旧，油腻腻的棕色窗帘，脱漆的老式桌椅，翘了皮的木地板，床头一侧的墙壁上还布满了一大片霉斑——虽然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之下看上去更像是一幅油画。也可以把它当成油画，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把拉杆箱一推，在那张带扶手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和打火机。

到房间了吗你，她在微信上问。到了，刚到，我说，然后起身拍了那幅“油画”给她看。

跟你说了让你直接飞直接飞，偏不听，这下好了，航班延误了吧！她说，她想以这样的口气来证明她的先见之明。她总是这样。马后炮！我回了三个字，以及一个感叹号。什么马后炮，你定机票时我怎么说的？是不是说了中转航班不靠谱？你就是不听，非要按自己那一套来！她快速回复道。就当来厦门玩一趟嘛，不是一直说来没机会来，你快睡！我说。

明天12点前回不到武汉我看你怎么搞！她说。我想了想说，回不来你改签嘛，反正去桂林玩，哪天去不是去。你说得轻巧，好不容易我才请了四天假，晚去一天就浪费一天！！！我仿佛从那三个感叹号里听到了她的咆哮。你快睡吧，明天上午一准儿能回到武汉，我说。

接下来她没有再回复，过了大半个小时也没有回复。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又或者是不想再回复我什么。我摸出来一根烟点上，走到窗台前，把一口烟气喷出去，看着那股烟气一阵阵飘散，继而消失在夜空里。几颗星星挂在天上，月亮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照着。

楼下，酒店外层那道栏杆的拐角处，蓝色垃圾桶边上有一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男的也在抽烟。他左手夹着烟，右手举着电话，跟那头有说有笑的，说几句就抽上一口。

我摁灭烟，去冲了个澡。我决定洗完好好睡一觉，把从上海带回来的那些疲惫都睡掉。

洗完澡躺下，却无论怎样都睡不着了。我摸出来手机看了看，她还是没有回复。你是不是睡着了？我发微信问。她还是没有回复。我又打微信电话，打电话，她也没有接。

她肯定睡着了，我对自己说。我摁亮灯，靠着枕头坐起来，迷迷糊糊的意识一点点清晰起来。我再一次注意到房间里那些过时、老套、破旧的家具和摆设——在所有我住过的酒店里，这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最不堪入住的一家了。在厦门，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厦门，我实在搞不懂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酒店存在，怎么还会有跟这样的酒店合作的航空公司存在。

房间小是小了点儿，虽然还不到15平米，不过面积并不是最重要的。对客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设计感，是舒适度，是人本关怀。其实完全可以这样改造嘛，把木地板换成石材地面，墙面可以用亚克力雕刻的复合型材料，电视机以画架形式巧妙摆放，椅子换成高性价比的藤编椅，桌子换成铁艺实木办公桌，顶灯换成后现代简约枝型造型灯……当然，也可以有更高级的改造方案，对我，一个资深软装设计师来说，这些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下了床，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圈，又摸出来一根烟点上，然后走到窗台前。

楼下，酒店外层那道栏杆的拐角处，那个蓝色垃圾桶边上，那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男的还在打电话，保持着我一开始看见他时的那个姿势。我看了看手机，已经快零点了，他起码打了有一个小时了，不知道他都在说些什么，又有什么好说的。我点上一根烟，望着他。

几分钟之后，我注意到他狠狠地踢了一脚面前的那只蓝色垃圾桶。他这一脚十分用力，因为在他踢完后我注意到那个垃圾桶就歪倒了下去，磕出了里面的一些垃圾。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他又扬起来右脚甩了好几下，然后又蹲下来，揉搓了好一会儿右脚尖。我笑了笑。

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那个垃圾桶，走到旁边去了。我看见他还在继续打电话。

通知航班起飞的电话是在将近凌晨1点时打来的，当时我已经快睡着了，又被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拖着拉杆箱走到酒店大堂时，很多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说说笑笑的，欢呼雀跃的，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接下来的行程，他们已经忘记了几个小时之前的大声叫嚷。

上了接驳车，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车缓缓启动时，我才意识到之前那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男的，现在已经不在那道栏杆的拐角处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此时此刻，被他踢了一脚的那个垃圾桶仍旧还歪倒在那里，里面的垃圾撒了一些出来，并没有人过来收拾。

接驳车开出酒店大门，拐上了一条空空荡荡的马路。靠在车窗上，望着马路一侧那栋高楼上零零星星的几盏孤灯，我又想起那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男的，想起来他的制服，他踢疼的右脚，以及他一瘸一拐的样子。他电话那头的那个人，不知道是她还是他。不，应该是她，肯定是她，绝对是她。我几乎可以看见她，她就在厦门，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