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浪漫常作为两种基本的打量世界的方法论，充当我们价值观的梁木，支起人生的苍穹。

理性的求真与思辨本就是人之本性，无论是对浩瀚星辰、物理准则的追问，还是对人作为个体应处之位置的拷问，都是理性在人的精神中闪耀的凭证。无理性，十八世纪的启蒙家们无法为欧洲解除封建王权的束缚；无理性，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无法建造如此伟大的科学王国。可信的是，由人猿进化到当代，理性始终是人扎根的土壤。

而浪漫的审美与诗意则更关注人的情感，行事处世适心随意，最终“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熊培云“在时间的溪水边垂钓”，周国平“煮豆撒盐”的恬然淡泊，和东坡“朝嬉黄泥之白云，暮宿雪堂之青烟”，未尝不是中国士大夫对浪漫二字最生动的注脚。浪漫大抵可为川端康成所倾心的生命的海棠，于无声处沁香。

诸如以上，二者立场看似对立，实则不然。便是如濠水之畔的那场传世辩论，惠施的理性逻辑，与庄生的人情宇亩，又何必分个高下，争个胜负？

理性不是美杜莎的眼睛，流云与霓虹不会因其存在而石化僵化；浪漫亦不是伊甸园的蛇，破坏世间的规则与秩序。恰恰相反，无理性，浪漫成为“驰于虚声、骛于空想”的不切实际；无浪漫，理性成为一板一眼、功利至上的不合时宜。因而最理想的方法论是糅此二者合一——于理性土壤之上，海棠花开！

卢梭想必是极有发言权的，他在推崇政治理性的同时，也重视生于浪漫的宽容与和谐。若说庄子不重理性只重浪漫，似乎也有失偏颇，其对“逍遥”的拷问与沉思不也绽放着理性的沉静的光辉。爱因斯坦在物理理性上的造诣可以说无人能及，但其秉持着一颗浪漫且搏爱的心，以实际行为述说人性的尚尚与和平的辉芒。

世界并不是偏狭的，它容许和谐与包容，为理性与浪漫都预留各自的位置。这也并不是二者必择其一的抉择，而是如何将其统一贯彻的思考。

或许我们只需在纸上写下一个函数，再仰首望一轮明月。在理性的土壤上耕耘，静待海棠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