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志国很孤单，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人亲近他。原因很简单：他是上海人。

陈志到江洲的第一天，就注意到刘志国的特别。

从各自的城市被招工来江洲的人在县城集中上驳船，到农场码头上岸，翻过堤坝，又集中在场部的场子上，各分场生产队长照已经拿到的名单，喊名字领人。

“刘志国。”一分场二队的队长吴毛俚喊。

“到！”

只听答应不见人，吴毛俚四下张望，看到一个小胖子提着一只老旧的大皮箱，正往坝脚下自己赶来的那驾牛车走去。

“你是刘志国？”吴毛俚把名单上的其他几个领过来，问。

“是。”刘志国已经把皮箱放在牛车上，很笃定地坐好了。

“你怎么知道是这驾车？”

“我刚在坝上看见您站在车边上。”

“哦。”吴毛俚眨了眨疤瘌眼，一侧身上了牛背。

宿舍四个人一间，门跟后墙的窗子对着，两边各两张床：床脚是钉在地上的木桩，床面是竹片，离地半人高。地上铺了石灰，可以放箱子、面盆之类。

刘志国跟陈志在一边，另一边是晏德成和聂宏亮。刘志国的床跟聂宏亮相对，在窗子那头，挂了个帐子，大皮箱提手朝上，立在靠墙的床头，床上剩下的位置，足够放平他的身子。除了上下床，帐子从不打开。陈志他们都是省城来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都斯文，互不打扰，只聂宏亮瘪嘴说：别看在帐子外面像只刚下的蛋，帐子里面就是个鸡窝。

县政府跟专署在一个城市，县名跟专区名相同，这给户口属专区市的人造成了一点麻烦，一定要声明自己是市里来的，免得别人误以为是县里人——县里人比市里人低一等，再下面就是乡下人。刘志国是市里来的，但他从不声明。因为他既不是“市里人”也不是“县里人”，他老家在上海。几天后，分在其他分场的几个熟人来看他，“阿拉阿拉”的，都说上海话。晏德成和聂宏亮班上好几个同学的父母是从上海来建“大三线”的，都听懂了——这几个上海人把他们都叫“阿乡”。

“上海有什么了不起？”

几个人出门后，聂宏亮愤然说：“百分百的暴发户，冒险家乐园，十里洋场，买办佣人市场，尽是帮会妓院、地痞流氓。往上几代，还不都是他们自己瞧不起的阿乡！茅盾小说《子夜》里‘马路上的小瘪三，饭可以不吃，香烟屁股一定要抽’，说的就是这种上海人。”

陈志被派去江对面的县城给食堂加餐采买，这是他到农场后第一次出差，郑重其事地把压在箱底的中山装翻了出来。省城有位邻居在机关当科长，去上海出差，母亲特地请他带的，说是儿子从小穿的都是大改小的旧衣服，现在参加工作了，总要像个样子。陈志一直舍不得穿，忽然穿出来，的确良面料，挺刮，发亮，大家都说像个新郎官。恰好刘志国走过，有人喊住：喂，小瘪三，这是你们老家的产品，怎么样？刘志国毫无准备，脱口说：这种衣服上海人是不要穿的。

要不是坝头上一同被派工的人在催上船，陈志差点就照他面门给一拳。

气归气，陈志心里明白，大家看不上上海人，不是因为自己了不起，而是因为比不过他，跟刘志国站在一块，立刻就真是他说的“阿乡”。

因为就这一个异类，大家觉得好欺负，个个要刘志国好好向本省人看齐，不要酸溜溜地摆小瘪三崇洋媚外的派头。他从不回嘴，也不看大家，心里明显固执着，一点没有驯顺的样子，更别说幡然悔悟了。

跟着外婆在庐山长大的白毛儿，卷头发，花格衬衫，大裤脚，处处模仿上海人，却用力一推刘志国的肩膀：说话呀，哑了？不服是不是？不承认自己小瘪三是不是？

刘志国被推得一个趔趄，站直了，还是不吭声。

几乎在一切方面，刘志国都表现出自己事实上的优异。

一年半载，食堂加餐，每人一大碗红烧肉，其他人大呼小叫，风卷残云，恨不得连碗一块吞下去。刘志国至少分成十次享用，每次一两块肉，一小勺汤汁，加到平时难见油星的水煮菜里，餐餐都吃得有味。

农场柴油发电晚上九点就停了，之后照明就点煤油灯。各个宿舍每次分摊油费，总是吵得不可开交：油怎么就烧完了？这才买了几天？我中间回去了一个礼拜，或者我每天停电前就睡了，凭什么一样分摊？

只有刘志国那间宿舍从来没有这种争吵。这全仗他的细心：他每天都睡得最晚，床头有一只小闹钟，同屋的人谁几点睡的，他都有记录。分摊油费的时候，上次买了多少油，烧了多少小时，每小时的用油是多少，各人用了多少小时，一清二楚。陈志真是替他可惜。这样的聪明过度，完全是一种浪费。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去管农场，管国家大事，去造卫星、登月球！又觉得他有几分可怜，他也许是用这种芝麻绿豆的计较，保护自己的聪明不受攻击。

农场吃的是定销粮，比城市的定量高一倍，但正在长身体的年纪，许多人还是不够，每个月总有几天饿得脚酸手软。刘志国总有饭菜票富余，跟人换现金，买烟。他老爸从前是洋行舞厅的琴师，后来在市里下码头的西门口摆了个烟摊，没事时就端张报纸，是自费订的上海的一种晚报。刘志国很小就学会了抽烟，到了农场，有了工资，抽烟可以随便了。但他并不随便：口袋里放两包烟，一包是上海老牌子“飞马”，一包是本省最便宜的“海鸟”，当着人面抽“飞马”，一个人的时候抽“海鸟”。每天几支，定量。

刘志国对自己似乎有一种悲剧性的执迷。他的聪明像装满的水桶，随时会晃出来。大家为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他冷不丁插一句，没人在意。等争完了，才发现，他插的那句，就是大家争到最后的结果；每个月，记工员给各人结算定额包工的工分：铲了几条沟，锄了几垄草，拢共多少分，慢吞吞地拨着算盘珠子，他在旁边已经报出了得数，跟算盘珠子拨出的分毫不差。快速的推断和计算，像是跟人比赛敏捷。谁的脑子跟不上，“拎勿清”，他就会冷冷瞟一眼。就这一眼，暴露出他骨子里让人厌恶的自负，让注意到的人很受伤。

也有绝对的禁区。

新职工宿舍几十号人，每天叽叽喳喳，吵吵闹闹。只要纠纷不牵涉自己，刘志国从不介入，更别说寻衅挑事。不管发生什么，哪怕塌了天，他都没有态度。问他有没有看法，有什么看法，他都回答：这是我自己的事——不是说那件事是他自己的事，是“有没有看法、有什么看法”是他自己的事，没有必要告诉你，你也没有必要知道。他从不指教别人，也不听别人指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各管各就好了。但他不管别人，不等于别人不管他。受到别人的嘲笑，他最多嘟哝一句：“关依啥事体？”别人挑剔他的小胡子，他的吸烟非吸到烟屁股不可，他的表情都是：“关依啥事体？”

除了上工、吃饭、睡觉，刘志国跟大家也没有多少交道好打。他的大皮箱里有一只琴盒，每天晚上不管干部念文件、开会、夜校多晚结束，他都抱着琴盒去坝外的柳林练琴。场部渔业队的木船上桐油，反扣在江滩的木架上，下雨天，他就钻进去，坐在地上。

场武装部的李部长下来蹲点，每天晚上把大家集中在一间屋里念文件，不论男女，都恨不得跟他连体。刘志国坐得既不近，也不远，从不发言，也不迟到早退，从头到尾眯着眼，左手掌朝上，拇指外的四个指头蜷着，不停地起伏移动。比国家干部还负责的陆国汉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让他认真听讲，他睁开眼，看看，又眯上。以至李部长来了半个月都喊不出他的名字。后来李部长被省城来的女职工甘新华害得撤职、离婚，接替李部长蹲点的黄场长也是一个长篇大论专家，刘志国照样是边听边动指头。凡是跟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都不用心，觉得不划算。

这样的油盐不沾，一样让人恼火。

队上的新职工没人讲刘志国的好话：虚假，滑头，对谁都客客气气，其实谁也看不上；自顾自，会盘算，跟他打交道要多几个心眼，要不把你卖了你还谢谢他；琐琐碎碎，小里小气，兜里跟大家一样翻不出几文钱，还穷讲究，死要面子活受罪……

恼火归恼火，许多人又离不开刘志国，暗里跟他套近乎，请他让上海的亲友买上海货：香皂、雪花膏、格子衬衫、胸罩、丝光袜子、回力鞋……五花八门；说话、穿着、举止，处处模仿他。他抽烟，牙齿还雪白。有人发现是因为他除了一早一晚刷牙，每餐饭后都要漱口，也就跟着在饭后舀一碗清水，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一通猛喷；抽烟的甚至学刘志国用中指和拇指掐着烟蒂，把烟蒂抽到实在不能再抽为止；白毛儿原来以为上海时髦男人都是一头卷毛，见到刘志国以后，一遍一遍地洗头，努力把自己的一头卷毛捋直，梳成刘志国那样的发型：偏分，小波浪，大鬓角。

但是菩萨哪里是一天修成的！大家怎么学也学不像，就只好骂他“假洋鬼子”“外国狗”。因为骂人比较容易。

人真是怪，越是得了一个人的好处，就越是恨这个人。越是知道一个人比自己高，就越是要贬低他。

倒是在老职工里，刘志国有人缘。他矮矮胖胖，平脚板，走路一摇一摆，肉嘟嘟的脸、胸脯和屁股直晃动，像只笨鹅，老职工觉得特别喜兴。队长吴毛俚最看好他，说莫看这帮城里伢儿一天到晚呜呜噪噪，疯疯癫癫，日后最有出息的就这伢儿。

刘志国在老职工面前，也的确是活络，男女老少都兜得转。他抽他们的黄烟，一定回敬自己的香烟；见了小媳妇带到棉花地的细伢儿，不知从哪里就摸出一粒“大白兔”。吴毛俚的小舅子在场部渔业队驾船，知道了刘志国天天晚上在江边练琴，拜托所有船工夜里值班记得留块跳板，好让刘志国上船，天气再坏也不怕了。

二

聪明的人往往胆小，刘志国就属于这种。他谁也不敢得罪，夜里去江边练琴，就是怕吵了大家，惹骂。但大家并不领情，觉得是应该的：谁让他是上海人！

同屋的几个，晏德成整天咬着老职工送的竹烟筒，夜里去江湾游完泳就上床睡觉，从来不多话；聂宏亮喜欢朗诵诗歌，得到黄场长的高度表扬，说是思想教育的好方法，一有空就把宿舍的走廊当舞台，挥动双手，慷慨激昂；陈志一回屋就慌慌张张找纸找笔，趴在床上爬他的格子，眼巴巴指望那些字变成钞票。那次刘志国轻蔑他的中山装，他一直记恨在心，视如仇人。

聪明跟青春期的躁动一样，不释放会堵得发慌。但洲上需要的是干活的体力，太用脑力的事情不多。刘志国智力过剩，成了他的一个累赘，总要找个方式发泄。做不了大事，做点芝麻绿豆小事，也算一种消遣。小事常常是麻烦事，但再麻烦的事，到他手上，都会拎得清清爽爽。聪明好像是他特有的一种玩物，什么事只要他玩了，都能玩出花样。

下农场的第二年，开春，大坝上来了挑箩担卖鸡仔鸭仔的人。刘志国下早工时刚好碰上，买了一群。

宿舍与大坝之间的空场上，去年收棉花后拔出的棉花槁子，打成捆，运到食堂当柴火，堆了一个大柴堆，跟宿舍一样高。天晓得什么时候，刘志国在柴垛底下抽出了一个洞，洞口挡了一个柴捆，做了鸡鸭的窝。每天上工前把柴捆移开，放出鸡鸭；晚上收工回来，鸡鸭已经自己进了窝。

有一天，刘志国忽然发现，有一只鸭仔，小小的，黄黄的，茸茸的，傻傻的，一摇一摆，有点像他自己。又过了些时候，在那群鸡鸭中高出一头，原来竟是只鹅！

刘志国惊喜得不得了，一弯腰抱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摸。以后每天见到，都要在怀里抱一会儿，摸一会儿，梳理一会儿羽毛。

鹅闷声不响，只要见到刘志国，就会伸长脖子，加快步子，很厉害地摇晃着，扑过来，在刘志国脚前脚后扑打翅膀撒欢，像是一对亲兄弟。新职工里的刻薄鬼干脆就用刘志国的名字给它命了名：“刘志国”。刘志国不生气，也一样“刘志国”“刘志国”地喊它。

刘志国其实并不小肚鸡肠孤芳自赏，反而天生懂得化解和协调。别人疏远他，他不计较，别人一有好意，他马上就欣然接受。

仅仅这一点，陈志对刘志国就是认可的。上海人的见识就是不一样。他们好像什么都见过，不把名头太当回事，对各种无法抗拒的要求表面服从但心里未必诚恳，都是自己远远不及的。

蹲点的黄场长有一天开会，清了好久喉咙，神秘兮兮地宣布：场部通知，有一帮外国记者要来参观，可能会到队上来，到时大家既要热情，又要警惕，既要大大方方，又要小小心心……话刚开头，会场就炸了锅，大家又兴奋又紧张：不晓得是哪国人？有没有敌特？

刘志国不以为然。他不觉得外国人除了亚非拉，就没一个好东西；也不觉得一说外国人，自己就矮了三分，装着鄙视，其实畏缩。有什么神秘的？不管哪国人，终归是人，他轻飘飘地说。

新职工里第一个结婚成家的聂宏亮搬走了，屋里剩了三个人。晏德成是老大哥，给死心塌地喜欢他的翘白儿老缠着，陈志跟刘志国同年，在一间屋里处久了，老别扭着都不自在。

“可不可以看看你的书？”刘志国试探着问。

陈志床头有一个棉花篓子，装满了书，有省城带来的，也有在农场各处借来的和顺来的。

“可以啊，杂七杂八，没什么好的，你不笑话就行。”

“那回我真不是笑话你。就那么随口一说。”

刘志国说的是陈志那件中山装。

“你说的也是事实。”

毕竟年轻，说是记仇，时间长了，陈志也渐渐冷静。他一直在观察刘志国：他的聪明处处闪烁，像是卖弄；觉得不该说的又绝不说，像是自私。如果不带成见，其实应该说：前一个是本能，后一个是教养。

“你的诗写得真好。”这是刘志国真想说的话题。

陈志来农场后写的第一首诗《我恋爱了》，被黄场长在夜校念出来批评。那首诗里有“我要在你滚烫的怀里徜徉”之类的句子，写的其实是劳动：播种、耕耘、收获，是跟农场“恋爱”，但被黄场长看成了黄诗。

“真的吗？”陈志来劲了。

“真的。”刘志国说，“我二哥说，交朋友，不在乎他是不是得志，只要自己觉得好。”

陈志很感动，刘志国是真诚的。

他们都把枕头掉了头：先前的脚板对脚板，改成了头顶对头顶，便于聊天。

陈志的印象里，刘志国的老爸很奇特：会讲好几门外语，二哥和刘志国学琴，一开始就让他们读五线谱。一个外国芭蕾舞团来上海演出，无数上海人在刺骨的寒风中通宵排队。老爸在晚报上看到，让二哥坐一天一夜火车赶去上海。平时恨不得一块洋钿掰做两块花的老爸，在这一点上一点不讲实惠。二哥临走前，再三叮嘱：看演出前，一定要换上干净衣服，进了剧院，一定要守秩序，讲礼节，别给上海人丢脸。为此专门给二哥讲了一通国际习惯。

刘志国最崇拜他二哥。他的帐子里挂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全家福，一张是他二哥：外国大草帽，雪茄，粗布衬衫，红围巾，帅得不行。

“二哥后来上的是上海的艺术院校。本来可以留在上海，人家还是让他去了大山沟教书。不过我嫂子很漂亮，是班花，差一年毕业，不顾一切跟他走了。”刘志国为二哥遗憾，又为二哥觉得值。

二哥每次回家探亲，除了跟刘志国一块练琴，还给他讲各种道理，比如“气质”“修养”“成长”“成熟”：一个人优秀而自己不觉得，那就是气质；富有而别人不觉得，那就是修养；看重原本看轻的东西、看轻原本看重的东西，那就是成长；能登大雅之堂，也能入乡随俗，那就是成熟。就几句话，简单，明白，确定。

“难怪你这么懂事。”陈志深叹了口气。从来没人给他讲过这些。

但刘志国的弱点也是明显的。他因为精明而太过谨慎，几乎有一点怯弱。偶尔凑手打扑克，一张牌捏在手上发抖，半天也甩不下来；一步棋可以想一晚上，边上的人都看出，只要一动那个子，绝对就是一步好棋，他就是下不了决心，非让人急出病来不可。他从来没有疯笑过，再高兴的事也只是抓着拳头挥一挥；也从来没有痛哭过，再伤心的事也是背过身子窸窸窣窣。跟队上天不怕地不怕的烂李子比，像个女孩。

那些鸡鸭转眼就长大了。母鸡煞有介事刨食，“唧唧咯咯”卖弄风骚；公鸡露出了冠子，把母鸡追得飞跑。按理柴堆下的那个窝该容不下它们了，但始终没有发生拥挤，鸡鸭反而一天比一天少了。

半夜里，听见柴堆下有鸡鸭的惨叫，刘志国说，是黄鼠狼；坝外的水塘里飘着鸡毛鸭毛和血迹，他照样说：是黄鼠狼；宿舍夜深人静时有快活吃喝的“吃吃”偷笑，他还坚持：是黄鼠狼。

刘志国只做了一件事：找了块小木片，拴上绳子，挂上鹅脖子，木片上用反复填粗的笔画写着——

“恳求手下留情！”

聂宏亮搬出去以后，他那张床一直空着，陈志建议，夜里让“刘志国”进屋睡。晏德成松开紧咬的竹烟筒：“对对，保险。”

刘志国在床下垫了薄薄一层棉花槁子，铺上一个抗洪剩下的草袋。“刘志国”跟刘志国一样灵光，一进门就什么都明白了，大摇大摆地走向它的安乐窝，长脖子往后贴到背上，脑袋钻进翅膀，像吃饱了奶的婴儿一样睡了。

“刘志国”的草铺永远是干净的，它从来不在上面排泄；“刘志国”的羽毛永远像大晴天的云，除了刘志国给它梳理，它自己每天都会在坝外找特别清澈的水塘洗澡。

一早，大家起床，“刘志国”也跟着钻出床底，傻傻地一下一下向前伸着长脖子，送大家出门，然后就老成持重地在坝里坝外高视徜徉。一到傍晚，又傻傻地站在宿舍走廊上，等收工的人声。

“刘志国”很乖巧，见到宿舍的所有人都很滑稽地一下一下往前伸着长脖子讨好，有时候还大大地张开翅膀，大幅度扇动，作激动状。

大家也就真的手下留情，对“刘志国”比对刘志国亲热多了。

“刘志国”成了新职工宿舍的一个宝贝，一个美梦，寒冬的日光和暗夜的月亮，每天每日不能少的一种意义。女伢儿喜欢搂着它合影，它会臭美地缠绵或神气地抬头。沉默寡言的晏德成，只要见到“刘志国”，就有说不出的开心。

悲剧还是发生了。

省农垦文工团巡回演出，到江洲的首场，所有人都蜂拥去了场部。半夜回来，不见了“刘志国”。

刘志国转身就往大坝猛跑。

坝外，惨白的月光下，“刘志国”洁白的羽毛拖着黑色的血，在水塘上漂浮。

陈志担心刘志国受不了，会喊，会哭，会疯掉。

但是没有。

刘志国从床头的大皮箱里，抱出琴盒，轻轻打开。绛红色的小提琴，像女妖忽然睁开的眼睛，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射出异样的光亮。

陈志听刘志国说过，他老爸拿出家里全部的积蓄，从一个欠了赌债的外国同行手上买下了一把祖传的意大利小提琴，老爸给了二哥，二哥出事前又给了他。除了去江边练琴，他从来没有在宿舍打开过。

整个后半夜，刘志国都在反复拉一支曲子。陈志在省城听过这支曲子：法国音乐家圣桑的《天鹅》。

宁静的湖边，迷蒙的月光。缓慢的旋律，流畅并且轻柔。毫无装饰的忧郁和深沉，营造出水的波光粼粼。天鹅优雅而端庄，在水中悠然游动。没有激烈的旋转，没有振翅的舞蹈。她天生高贵，却头颅低垂；她纤尘不染，却难逃凡俗；她可以引吭歌唱，唱出的却只是悲伤。天鹅在全曲最弱的节奏中渐渐消失，仿佛无力地拍打翅膀，飞向了天空，只剩下水面缓缓荡开的涟漪……

宿舍的门都开着或半开着。

没有声息。

三

省农垦文工团离开江洲时，带走了刘志国。

“刘志国”被杀的第二天，队长吴毛俚跑去场部，找到了文工团长，没头没脑说，我队上有个扯琴的，不比你们那个差，你们要不要？

“什么‘扯琴的’？”团长莫名其妙。

“就是扯那个的。”吴毛俚指着一堆乐器箱上的一把小提琴。

“你是谁？”团长打量这个突兀而倔巴的洲巴佬，他的草帽发黑，脚趾露出鞋头。

“我是他队长。”

“你懂……那什么‘扯琴’？”

“不懂。只晓得好听。”

“你听过？”

“自然。去我内弟船上听过，我内弟是……”

“别那么复杂。你让‘扯琴的’来，我们看看。”团长转业前是军乐队指挥，干脆利落。

过年，陈志回省城探亲，按刘志国信上的地址去省农垦文工团。大门口值班的说，里面没人，都下基层演出了。看看陈志大失所望的样子，问：“你要找谁？”

“刘志国。”

“哦，我们团里头把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