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准格尔旗（以下简称“准旗”），自矮三分。因为河对岸的准旗是我的姥姥家。进村入户，格外小心。见了男的是舅舅，见了女的称姨姨，稍攀一下辈分，说不定就得喊二姥爷三姥娘，辈分瞬间随黄河顺流而下，不知道能出溜到哪里去。

准旗，小时候一直以为是一面旗帜，河对岸飘起来的这面“准旗”是黄的还是红的倒在其次，能将一面随风猎猎飘动的旗帜作为一个地方的称呼，要多神奇有多神奇。

后来，当然就知道了，准旗，乃内蒙古准格尔旗的简称，旗，跟河这边我们河曲县的县是一样的行政区划。但过去固有的印象并没有消除。隔河北望，恍然间猎猎风起，旗帜飘飞。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准旗大部分村落跟故乡河曲县有扯不清的关系，或者说，那边厢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就是河曲人。跟河曲人唯一的区别，是河那边的人说一口与河曲人不太一样的河曲话。不太一样，其实区别也不大，你去准旗操河曲话骂人，稍稍话里带个把子试试，看不把你锤成个鼓匠！区别仅止于，把河曲这厢的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任何一句话，尾音会往上挑一下。确定无误一个陈述句，语气里有了征询、提示、委婉和谦恭的意味，这是语言交融的结果呢，还是得之于生存训练？两者皆有，让人感慨的。

后来，当然就知道了，准旗，乃浩大的走西口移民运动的第一站。近三百年的走西口大移民，河这边的山西人越过长城跨过黄河，漫绥远，进后套，开大渠，兴村镇，挥手告别翠峰山，大棹划过娘娘滩，一颗汗珠子摔八瓣，浇灌出千里沃野河套川。走西口走出去的河曲人，何止万千！那是一段何其悲壮的历史，怎么书写都不过分。

姥姥门前，自是小心。深入历史，崇敬充盈。对准旗，向来不敢高言，小心翼翼，翼翼小心。因为我实在知道那里的山川里沉淀着怎样的悲壮歌泣，深藏着怎样的古风流韵。我曾经跟河曲搞民俗的朋友讲，要想了解河曲古民俗，你得过河去准旗，深入到山村里，待人接物，礼仪饮食，哪怕是黑瓷大瓮里腌的酸蔓菁，都是河曲的老味道。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儿呀，是远离故土几辈子的人，只有远离故土的人才会把乡愁留存下来，才会用时间的勺格把乡愁搅得浓浓的，稠稠的，原汁原味的，烧香供的老祖宗，牌位上写得明明白白，家在河曲县某某都某某甲哪一村。丢了这些东西，就相当于丢了老祖宗。所以，他们保留得最好。

朋友信。因为他去过。

我，当然信了。若干次回乡，脚有时候都不听使唤，不由自主一脚油门就踏过黄河大桥，找个老镇子，路边拣个小摊子，花五块十块吃一碗羊肉稍子荞面圪坨儿，抹嘴起身，才想起自己驱车千里回的是河曲老家，却鬼使神差置身内蒙古地境。那是姥姥家的味道，是沉在味蕾里的味道。

味道如此，人就更不用说。

很有几个身在准旗，或跟准旗有关系的河曲朋友。“朋友”的定语太多，只能说明内涵丰赡，且容一一道来。

先一个，是老作家贺政民。没见贺政民老师之前，很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当然，知道贺老师，还是因为他的作品。大学二年级，组建文学社，指导老师听说我是河曲人，眼睛就一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有一部影响非常大的长篇小说，叫《玉泉喷绿》。老师是回乡知青那一茬人，他讲，这部小说陪他度过多少个青春迷茫的日子。作者贺政民，就是你们河曲人。听得我一头雾水。说来惭愧，入了中文系，方知道文学为何物，阅读量之少，自己都恨不得对着镜子扇自己两个耳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影响甚大，长篇小说，几个词组合起来，对一个隔着玻璃窗看文学殿堂陈设的后生小子，其震撼来得是如此凶猛，何况，还是自己的老乡。

当然，后来就知道了，贺政民老师的祖籍是河曲，他随爷爷走西口到内蒙古达拉特旗定居，只在河曲生活过很短一段时间。当然，《玉泉喷绿》从图书馆借出来看过了，并不是精读细读，大概地读。读到《玉泉喷绿》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正迎来一个爆炸式喷涌勃发的年代，文学社里交流的是阿城，是刘索拉，是韩少功，是莫言，是刘震云，赶我们毕业，王朔又横空出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一批作家的作品，对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而言，除了应付当代文学史考试有意义，几乎不在视野里。《玉泉喷绿》写的是农村合作化，在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当下，能够在心里头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产生共鸣，也实在是难。翻翻。看看。还回图书馆。但两大册六七十万字的体量，这部长篇小说的物理特征印象还是特别深，也特别艳羡。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知道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在400字一页稿纸上写东西的难，甚时候自己能写这么厚的书？想也不敢想。

直到做了文学编辑，才意识到这部书的价值。记录历史，塑造人物，那里面深藏着一个时代的风神，这些自不必说。单就长篇小说的文体而言，这部书在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格局中就显现出来了。中短篇小说，精干而细密，恰如一点墨洇在宣纸上，一个人物，一个故事，靠情节推动，细节洐生，用的是加法。长篇小说，鸿篇巨制，体量庞大，人物众多，但恰恰用的是减法。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都是小说，在文学文体上其实就是互不搭界的两个品种。在英语表达里，长篇小说是novel，而中短篇小说，干脆就是story，就是故事。长篇小说是神一般的文体。一部优秀的长篇，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就长篇的开头而言，不知道难死多少作家。《玉泉喷绿》开头，“大地方有大地方的名胜，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景致”，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愣怔了好半天。这开头好啊！简直就是上帝给的啊！是怎么想起这样一个开头？一下笔，庞杂纷繁的虚构世界顿时有了秩序，简直如有神助。这不就是文体吗？

不说其他，就因为有这么一个长篇开头，《玉泉喷绿》就应该昂然伫立于当代文学长廊里了。在给基层作者讲座的时候，我不止说过一次，我们老乡贺政民，就因为这么一个长篇开头，就应该得意一辈子。因为大部分作家，写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一句话。

第一次见贺老师，不是在内蒙古，而是在忻州。2007年，忻州市文联举办作家杨茂林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座谈会，我跟河曲籍作家燕治国先生都去了。路上，燕老师说，贺政民也要来。这才第一次见到贺政民老师。他跟杨茂林先生在当时同是中国文坛神童级作家，两人多有交往。贺政民老师驱车从鄂尔多斯赶过来。当时还没有通高速，从鄂尔多斯到河曲，再从河曲辗转到忻州，没有十个小时到不了。车马劳顿，并不影响贺政民先生激情澎湃，在会上做发言，热情洋溢。会后，河曲籍的作家合影，我忝列其中。奇了怪了，河曲不收庄稼，尽出作家，拢共出了两个作家，都是器宇轩昂的大个子。燕治国先生一米八几，贺政民先生也差不多达六尺，一个卷发头，一个头发曲，长马脸上重眉炯目，生得英俊，站在一起，两个俊老汉。我跟人讲，跟他们站在一起，实在让人生气。男人生的漂亮咱没意见，生得那样帅气，庶无天理！而且是两个！

当时我注意到，贺老师生两条长腿，已经做到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副总，有车不坐，爱走路，两条长腿迈开，后生且得撵一阵子。是不是，能写出好作品的作家，跟他生这样一副大长腿有关系？跑得远，走得快，势必见得多，势必洞悉世情，洞悉人心？

猜想当然不靠谱。因为后来又认识了一个生在准旗的河曲籍作家，叫张秉毅。

张秉毅腿不长，简直就是短。

写得却好。

见到张秉毅之前，也早就知道他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秉毅的中短篇小说写得好，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频繁转载。文末作者简介，作者自述祖籍山西河曲。

后来，当然也知道了，秉毅的祖籍是河曲县寺也人。寺也，是后来行政区划人员偷懒或者干脆识字不多，写成那样子。其实叫寺鄢，想来过去有一座大寺庙，故名。寺也村，张姓为大姓，是河曲地面出人才的村舍，几任县长副县长都出在这里。

秉毅祖上迁到准旗几辈子？他跟我讲过，倒给忘了。因为走口外，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几乎就是家乡人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生活困苦，要走；访亲寻戚，要走；甚至，老婆老汉闹饥荒吵了一架，老汉气咻咻背卷毡子就踏冰过河跑口外去了。不奇怪。

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读到秉毅的小说。浓浓的乡土味，形式探索，细节挖掘，语言讲究，印象深刻。早就想内蒙古那边有一个河曲老乡叫张秉毅，做了文学编辑，更想把老乡的稿子组回来，让刊物显得厚实一些，七七八八下来，联系上他就很晚。

在某一届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山西团与内蒙古团住在北京饭店，楼上楼下，吃罢饭，一群人回房间。远远看见张秉毅走过来，大声喊了声：秉毅！那声调，就像远远喊一个从小留裆裤一起耍大的人那样子。

秉毅当然吃惊了。身在北京。站在北京饭店大堂里。居然有河曲乡音大声呼喊。扭过头，见喊他的是个我。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谁。他说：你认识我？我说当然啦。然后就是他道歉，就是他自责，好像遇见一位多年的故人实在想不起名字来。

其实呢，我哪里见过他！是代表胸前都戴的代表证泄露身份，我早就看见了。

两个人年岁相仿，他比我大一岁，同是文学编辑，共同的话语就多了。

其实，我一直关注秉毅这些年的创作。小说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基本停了下来，转向影视创作。他跟我一部一部讲他写的电影和电视剧，很奇怪我没有一点回应。他所奇怪的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将近三十年就不怎么看电视，更不看电影。而且，一向以为，电影也好，电视也好，都是工业时代的娱乐产品，讲究投入和产出，那就是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山西作家作品转而拍成电影电视，成功先例多多，山西老一辈作家中，小说写得好，电影剧本写得也好，有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黄土坡上的婆姨们》《老井》《新星》《白银谷》《流浪地球》这样轰动一时的电影电视作品诞生。但说千道万，电影和电视，本身的工业产品属性常常会干扰作家的创作。情节推进，直接与投入成本相关，这个由制片人和导演说了算。比方，剧中本来活得好好一个人，因为请的演员价码过高，就要求编剧在某一集快快让他死掉。不死不行，花不起那个钱。这就是一个工业生产过程。而且，做编辑，见过许多小说写得好好的作者，刚刚冒头，突然转行去搞影视，最后也没有结果，小说是再也拿不起来了。

秉毅倒也实诚，这实诚像个河曲后生，更像个地道寺也人：没钱嘛，要尽快脱贫嘛！

理解了秉毅这么些年沉在影视剧创作的苦衷和无奈了。但是仍然可惜了他一肚子的才华。要知道，秉毅是二十世纪那一大学作家班的学员，读的是复旦大学，受过汪曾祺等一辈老作家亲传的，而且复旦大学还专门给他开过研讨会。突然放下小说创作，你说可惜不可惜。

交谈开始热烈，最后灰头土脸。趁着这劲，就激他：拿起小说来！

秉毅像是下了多大决心：拿起来！

我说：写！

他说：甚才不写！

做文学编辑，许多稿子就是这样约过来的。

花招何止此一端。此乃万端中之一端。

其实，言语之间，我还是能体察到，在秉毅的内心里，其实一直没有放下小说。而且，也一直没有停下小说创作。那是他起步的第一块踏石，那是改变他命运的一根大木，那是他自己的表达，也是他真正在意的生存方式。

果然，很快，中篇小说《公社往事》发过来。预料中的结实与精彩，小说的骨头与血肉，小说的韵律与风神，从前的那个张秉毅，回来了。发头题，重点推出，写了编者按，再做公众号。像这样质地的小说，按经验是能够被选刊看中的，但迟迟没有消息。过了两个月，一家选刊的编辑要选另一篇小说，顺便和她提起来，她才为难地说，这篇小说里说公社时代的某些问题，推上去结果被退回来了！

好多事，你到哪里说理去？

可惜了这么好的小说。

但是，秉毅却很兴奋，能够重新拿起小说，能够得到如此推重，能够获得知音，仿佛一场大病痊愈。正是隆冬时节，他说他从西安回内蒙古，要路过太原停歇一栈，下来猛猛喝一顿酒。只是，我当时在外头采访，不在太原，且躲过一场豪饮。

能想象出秉毅重新拿起小说的兴奋来。他个头不高，腿短，眼睛不大，像出生时候让筷头子捅开一样，幸好眉毛离眼睛远了一些，额外给眼神腾出相当地方，让目光不失炯炯，让精气神适时通过眼睛透射出来。

上天总是公平的。

腿不长，也可以跑得远呢。

这样一个好家伙，怎么可能写不出好小说？

三一个，是谁，叫作柳苏。柳苏也者，一看就是笔名。一看就是诗人。他跟我讲，他本名叫刘桂林，祖籍河曲县城关南元人。母亲姓苏，合父族母族姓，诗意化后遂名柳苏。

听他的本名，耳熟，岂止耳熟，一听就能在河曲这厢找到同名同姓的人。不止他，贺政民、张秉毅，还有许许多多准旗的汉族人名字，几乎大部分，都可以在河对岸的河曲老家找到同姓同名的人来。当然，除了我这样的名字，实在是没人叫，叫不出口，全中国也找不出第二，至少没有第三个。可见，虽然隔条黄河，虽然地分晋蒙，虽然口里口外，虽然历经一二百年时间淘洗，却没有把同是河曲人的思维、期冀、希望之核做过稍微的改变。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给孩子取名的思路并无二致。

老柳苏，老诗人。可惜了的是，我虽然做过十几年的刊物主编，但不敢谈诗，干脆就说不懂诗。诗人敏感，诗人澎湃，诗人跳脱，诗人不好打交道，素来敬而远之。编辑诗，常常一推六二五，推给做编辑的诗人，只要不出格，从来不干涉。

我们的诗歌编辑，是当下著名诗人张二棍。

柳苏的诗写得好不好？说是不懂诗，不通诗，不写诗，但看还是能看的。根情苗言花声实义那一套诗歌理论烂熟于心。但就是不说。让张二棍说。张二棍说：这老诗人我知道，乡村田园诗，写得地道，特别善于描摹乡村女子。写得好！

没有告诉柳苏，二棍对他这样评价。老汉好激动，怕一激动给睡不着觉。

认识柳苏是什么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吧。那一次回乡，晚间忽然接到电话，是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那种口气，一听就是内蒙古来人。说是晚上能喝酒不？一下子才灵醒过来，是内蒙古的柳苏要来河曲，而且的确是内蒙古来人。他们一行几人，已经订好酒店，备好酒菜，在河曲家乡招待我这个河曲人。

想想后怕。尽管是开车前来，从薛家湾到河曲县城，过大饭铺，绕魏家峁，下到马栅镇，再沿河上溯到榆树湾过黄河大桥，这已经是八十公里的路程，过河还得再顺河而下走十五六公里才能到河曲县城。相当于驱车百公里来看朋友，感动之余，甚为担心。因为那条路上每天运煤大车川流不息，就是一条挤挤挨挨钢铁洪流，经常出事故。小车在大车缝隙之间穿行，如针关里过骆驼。啊呀呀！那天喝的酒多，谈得也多。他带了两个写诗的人，还有两个是写书法的。好像我做个文学编辑就啥都懂似的。其实对书法，比对诗歌的理解强不到哪里，只会看写得黑不黑。谈兴阑珊，一顿饭我只担心他们回程。几番建议留下过一夜第二天再回，几个家伙仍然抹嘴起程回去了。那时候还不查酒驾，几个人都是喝过酒的。

诗稿往来，两个人在微信里往来稠密，有什么事情他总要说。毕竟比我年长，虽说是忘年之交，只谈事，不议论，一议论，就抬杠。抬杠中的柳苏特别可爱，有时候我不怀好意故意挑逗两句，好啦，把老汉气的。他是不留胡子，如果长胡子，虽隔着手机屏幕，也能想象出老汉胡子抖打起来的样子。但这样的情形不多，只在他开心的时候才这样，他开心，最后逗得他不开心，不开心了又没话找话把开心找回来。

这是一个热心异常的人。诗人，却没有诗人的敏感，身边不少朋友。朋友们聚在一起，办一份民刊《杯水》，是一份不俗的诗歌刊物。山西省这边许多男女诗人都在上面露过面。而且，技痒，不时给我推荐哪一个山西省诗人。男的，女的，都有。女的居多。跟地方政府关系处得也好，他策划过许多宣传薛家湾百里长川的书，邀集山西这厢的作家去写。2018年，他还为我专门弄了一本，让我去写。其时，我正在完成省里给的任务，写山西省脱贫攻坚事迹，在岢岚县采访。老汉一再打电话让我过去。岢岚采访间隙，专门到薛家湾去了一趟。

之所以去，其实也是腿不由人。虽说姥姥家在准旗，但一条黄河从西到东，再从北到南，复又由东而西，沿准旗边缘绕了一个大湾，能把任何人转个晕头转向，因此，几十年下来，对准旗的地理认知从来就是一锅粥。这一次，柳苏让我专门看看撤乡并镇之后薛家湾的“百里长川”。过去只知道有一个十里长滩，还不待弄清楚十里长滩，又来一个百里长川，这得去看一看，看一看蒙汉交流两百多年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本来就是一锅粥，自己驱车，入暖水，进长滩，又到他主持开办的文学创作基地看过，自己也不知道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不必了解历史，准旗实在是变化得太多了。因为我熟悉准旗那些沟沟岔岔里让人心碎让人心醉的民歌，那里有关于准旗过往的表述。“三十里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路程来眊妹妹你。前井上吃水后井上担，为眊妹妹绕了一个大把湾。梦里头拉住妹妹的手，醒来攥个空袖袖。”有情有义，有怨有哀，没有眼前的风景。读秉毅的小说，村前村后，亲族血脉，礼义廉耻，什么都有，没有眼前的风景。读柳苏的诗歌，有的是村庄男儿的担当，有的是乡村女子的细致，有的是狗吠鸡鸣，有的是山树山花，什么都有，没有眼前的风景。或者说，种种诸般，都被现代化的喧嚣掩藏在了生活细节的深处，只是不见踪影而已。

百里长川啊，这川，这山，经过改造，仿佛欧陆某一角落，正着着急急往一条所谓现代化的不归路上走，让人猝不及防，心存疑虑。薛家湾镇，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浓缩都市，市声如潮，车水马龙，霓虹灯影，绿女红男，在哪一条胡同里还可以找到黑瓷大瓮里腌的那些味道淳正的酸蔓菁？

也许这种心情，是刚刚从深度贫困地区走出来的暂时感受。总之，那一行，在柳苏的策划下，无疑畅快，无疑快乐，但略有疲惫。书，当然也没有写。辜负了老哥的一片盛情，至今不安。

忽然想起柳苏那双略显肿厚的诗人的眼。那里写的是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他在竭力维护甚至呵护着这种乡愁。

不独因为有姻亲血缘存在，才对准旗有如此深挚的表达。或者说，对准旗有如此深挚的情分，也不独因为是姥姥门前。姻亲血缘是一种具有超越感的存在，同样具有超越感的还有许许多多东西。比方，文学。

除了以上三位，还有许多作家也交往颇深，王建中，老家也是河曲。王建中小我一两岁，却显得老成。说他老成，却又莫名其妙害羞。玩笑开得少。会心处，上手掩嘴就笑起来。让我想起古人说的“掩口卢胡”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

一条河分开晋省蒙地，又这样奇异地将两地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河的那一边，充满诱惑与温暖。

鲁顺民，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有多种著述出版。作品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