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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的记忆是什么？ 吴泰州在笔记本电脑上快速打下这行字。天慢慢沉下去，办公室静着，只有远处传来低沉的钢琴声，断断续续。旁边是音乐学院的琴房。吴泰州习惯在办公室读书写论文。上完课，他瘫在办公室；没课时，他也喜欢“长”在这里。只有枯燥的上下课铃声，沉默得如同坟墓的氛围，才适合他的性子。最多再有杯热茶，零星琴声，就足够了。 他不爱应酬，平时热衷查找史料，读读旧书。坐在落满灰尘的资料堆里，他仿佛是高高在上的上帝。研究生期间，他研究几个民国二流作家，读博士时继续深入，先做年谱、资料长编，然后是评传和传记，再围绕史料向外拓展。一路打下来，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他娶妻生子，从青葱少年变成谢顶大叔，也从“青椒”荣升教授。这些东西是学问吗？他拿不准，学生们不喜欢，出了小圈子，也没人关心他的“学问”，但靠着这些玩意儿，他在上海的高校立足，在徐汇买了房，也买了车，称得上“小中产”了。 深秋，天气潮冷，吴泰州走下办公楼。城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可都是些朦朦胧胧虚影，好似深海水母，忽快忽慢，从玻璃窗杀进楼内，撞到脸上，化成无数扭动变幻的色彩。吴泰州望下去，水母散逃，散作漫天微亮的星。出了学校铁门，一座高楼，连着另一栋大厦，连着那些昏黄路灯，黛黑街巷，蓝色窗帘的酒店，都背过身朝向他。恍惚间，似这人间种种，都已抛弃他，就如那些“倏地”划着弧线，倒伏在路边的落叶。 他最近状态很差，失眠，头疼，还有胸闷，神情总是恍惚。 手机铃声响了，有微信，是邓辰的，说是明天要上课，无暇取走东西，打发个学生来拿。 吴泰州捏了捏手机，想了想，回复了两个字：“好的。” 邓辰是吴泰州带的博士。为培养他，吴泰州用了大量心血。此人说不上有才华，但一则是江西老乡，二则看起来老实能干，对师长恭敬。谁料到，现在的青年，多是功利之徒。邓辰为了留校，搭上陈院长的路子，读了他的师资博士后，就和吴泰州划清界限。有次学科搞活动，吴泰州让邓辰帮忙，他冷冷地说，自己很忙，没时间干杂事。他又补充说，我现在是陈院长的学生，不能和您来往太多。吴泰州气得摔了电话，甚至病了一场。 吴泰州不过是“酸儒”，在学校没啥势力，这也是情理之中。 假扮的“老实人”，如同过期药片，总能给人以“额外”的伤害。伪装的质朴，比真实的狡诈奸猾，也许更令人齿冷。 他给导师打电话诉苦。导师八十多岁，远比他通达。导师笑着说，泰州，你还是没活明白，别人的事，你管不来。人生在世，不过安己安人，不要说你一个大学老师，多少高官富豪，也不过身死名销，踏踏实实做点儿事，也许多年后，还会有人记得你。 就这样算啦？吴泰州心有不甘。 亏你还研究史料，导师说，当年我被批斗，被学生按在小便池痛殴，还折了胳膊，又能怎样？还不是在这种人手下当老师，隐忍几十年？和这类人浪费情感和精力，不值得。 邓辰跟着吴泰州学习多年，吴的教授办公室，也与他合用，邓放了很多资料与杂物。如今，他要彻底与吴泰州分清界限，东西自然不能再放在那里。 想到这里，吴泰州又来了气，要将邓辰的东西连夜清出去。他气咻咻地回去，埋头收拾办公室，扫出一大堆杂物。一个大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里面还套着一个老式牛皮纸大信封，上面用娟秀的毛笔字写着“爱琳小札”。有很多信纸，有些是民国末期生产的竖排红线工业酸纸，更多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劣质草边纸，纸张品质差，又黄又脆。他的心陡然跳得紧，颤抖地抚摸那些纸，小心翼翼地辨认字迹。这是民国时期上海某二流作家和一位女性的通信。不知为何，信被收集在一起，又落入邓辰手里。想来是他在方浜路藏宝楼文物市场淘到的，有了这些东西，可以写不少C刊级论文，也可以搞到些项目。 吴泰州心中狂喜。深夜的办公室，静得可怕，刺眼的灯光倾泻，仿佛某种舞台追光。他精神抖擞，又有些慌乱，心思电转，邓辰想必花了不少工夫，怎么如此粗心大意放在办公室？他大概过于自信，觉得吴泰州老实书毒头，迂腐君子，不可能做出啥不好的事情来。 他敲着牛皮信封，好似敲打一块脆弱的糖稀，又似是太上老君的包袱，里面裹着什么灵丹妙药，或者说，还有一颗汩汩跳动的鲜活心脏。 他找出几封信，读了起来： 张某平先生： 听说你到了白风岭，忍不住给你写了这封信。殊为冒昧。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二十多年前，读过你的《梅岭之春》《苔莉》，喜欢那些凄美的爱情故事。沧海桑田，世事难料，当年翩翩才子，居然流落至此，令人唏嘘。我不太了解先生过往的历史，零星听过一点。我只是家庭妇人，从未在外工作，社会上的事不太懂得，但先生如此下场，总觉不忍，唯愿你身体康健，渡过此难，早日摆脱牢狱之灾。上海炎热，不知皖南那边如何？时已入夏，汗暑无常，万请珍重。 夏安 您的读者爱琳 己亥年夏某日 答复的信比较长，字迹潦草，也更有意思了。 爱琳同志： 惠书敬悉，欣慰无量。请不要叫我先生。现在是新中国了。我也不配别人叫我同志。就喊我张声吧，这是化名，有时也用作笔名。前几年，我用它在报纸上发东西，聊以糊口。名字只是代号，它提醒我，我曾是作家。我在一个补习学校代课，痴心妄想，去东北的大学教书。我被人民揪了出来。我之所以有今天下场，完全罪有应得，不必为我惋惜。 世界天翻地覆，看起来坚固的东西，也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伟大时代，人民当家做主，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旧的都破碎了，消失了，也该包括我这样的旧人。这不值得可惜。可惜的是，我年近花甲，罪恶累累，无法在纯洁社会改造自己，只能亦步亦趋，努力学习跟上。我的那些不堪旧作，还有读者念起，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奇迹。作为作家，肉身的毁灭也许能忍耐，但只要作品有人读，便是永生。就此而言，有你这样的读者，我是幸运的。 我来此两周了。我去年被判二十年徒刑，押到安徽合肥改造，后来又回到上海监狱。从上海到此，要先乘船到湖州。住一夜，从湖州坐汽车到广德，在那里停一夜。第三天，我们来到喇叭口，坐上农场汽车，天黑才到达目的地。我们路过一条长长沟壑，据说叫岳飞沟，是岳武穆抗金的地方。汽车行驶过沟边，热风吹过，发出“呜呜”声响，好似数百年前死去的古代士卒，在孤独哭泣。四下只有荒野，长满白色茅草。监狱孤零零地建在荒野，好似大海的孤岛。人生无非是无数希望与失望的旅程，等待我们的终点，殊途同归。由此看来，所谓苦和乐，也不过是一个过程，可以坦然接受。 这里天是古铜色的，地也是铜色，盐碱度超标。经常下雨，地面变成一坨坨脓包式烂泥，踩在上面发出“扑哧”声响。我们吃的是红糙米，住的是茅草屋子。警卫、管教和我们一起受苦。他们忠于职守，严格管理我们这些社会残渣败类，还经常教育我们，帮助我们思想上进步。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很多上海无业游民与流氓地痞。他们也都苦不堪言，有些年纪小的，晚上还在牢房里偷偷哭泣。 我的心脏不好，又有高血压，背痛得厉害，咳嗽不停，晨起时特别乏力，走上一段路气喘吁吁。我必将埋骨于此，只不过，不能预测最后的日子何时到来。 张声敬上 书于白风岭 1959年8月8日 二 邓辰找学生拿走了东西，没有问牛皮纸袋的事儿。吴泰州有些忐忑不安。过了几日，邓辰那边还没动静。吴泰州又纳闷。邓辰不问，吴泰州的心里反而没底了，或者是说，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吴泰州还没幼稚到以为，邓辰良心发现，主动给他送研究资料。 如此一想，吴泰州更要细细审查资料了，几十年前的旧人和旧事，一点点地展露在他的面前。他研究着，品评着，慢慢被资料吸引住了。这里面有很多吸引人的故事，这也是史料给他带来的乐趣吧。 张声先生： 我去过你在真如的“望岁小农居”。如今那里已有一家公家单位入驻。白色的小楼，远看还雅致，走近了看，肮脏破败。二楼是办公室，一楼的院子，住了好几户人家。院子草地上挂着孩子的尿布和女人的粗布内裤，空气里是污浊的气息。我在此驻足良久，想象着你在这里读书写作的场景。你是那么优雅自如。 我想向你请教，有关“爱情”的话题。我晓得这不合时宜，您也是不合时宜的人，就让我们这两个不合时宜的人，谈些不合时宜的话题吧。周围的人都在努力生产，超英赶美，建设伟大国家，我这样闲人般的主妇，还在耽搁于梦幻般的情感。 第一次看你的小说，是十六岁那年。我读到痛哭失声，为书中女人们的命运。我的先生，原本在外国人的银行工作，如今成了一家国营商场售货员。他感到落差很大，每天都要喝酒，对我不理不睬。我恨他不争气，也无可奈何。理发店的阿四是个机灵可爱的青年，他常来安慰我。人温柔，又有些钱，时常带我白相，我们慢慢在一起了。阿四有老婆，我也有丈夫，我感到痛苦，甚至想和阿四离开这个压抑的世界，但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我还有一对不到十岁的儿女。他们是无罪的，我也爱他们。人的命运最终是孤寂的。我的哀愁、我的寂寞随着时间一刻一刻加深。我每天只感到一种空虚。我的身心时刻飘摇无定。 我是个坏女人了。我感到恐惧。先生，我该怎么办？ 苦恼的爱琳 己亥年秋某日 爱琳出轨的情节，吸引了吴泰州。想到民国这位专写三角恋的张作家，爱琳的问询，也是情理之中。根据他掌握的史料，张某平此人不仅是声名狼藉的“恋爱专家”，也牵扯到众人讳莫如深的政治事件，和第三党、兴亚建国会、黄会等组织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如果这些资料是真的，绝对是在研究界引爆了一颗炸弹。可这些陈年旧事，又有谁真正关心？不过是他们这些搞史料的自娱自乐罢了。 爱琳同志： 所谓“爱”不过是一个时间的巨大谎言。恋爱是游戏，是刹那间的情感，热的东西有冷息的一天，新的东西也有变旧的时候，冷息了的恋爱要向他方面要求热，旧了的恋爱再向他方面寻新，一起一落都有必然的循环运命。因为有这种循环和必然，恋爱始终在不安中震动，永无静息的震动。 可是，变化了的“爱”，有时更是一种伤害。我爱我的妻，可我又认识了敏君，我不能自拔，只能把她娶回望岁小农居，安排住进“瓶斋”。那栋小洋房，花光了我所有积蓄，也是我在乱世苟延残喘的“伊甸园”。我想享受齐人之福。我自恃稿费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可我的东西越来越受到冷遇。《明珠与黑炭》被国民党查禁。左翼作家说我恶俗不堪，沈从文和苏雪林把我归于品位低的通俗作家之列，通俗作家又认为我和政治关系太近。只有李长之为我说好话，称我为“自然主义小说家”。我曾组织文艺漫谈会，但没有攻击鲁迅。虽然他写很多文章骂我，说我是“开书店、造洋房”的文豪。抨击黎烈文的确如此，他腰斩我的小说，让我的声誉一落千丈，连用真名教书，也没了办法。我被青年学生赶下了讲台。总是自己太过软弱动摇，事前太相信人，事后又抱有幻想。真是糊涂可笑。 自己做的“因”，就有自己的“果”。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后，我日渐艰难，时常失业在家，只能用笔名给小报写稿子糊口，以至搬离望岁小农居，在江苏路石库门买了旧房。就是这旧房，也差点儿被国民党接收大员夺了去。家庭也变得冷酷。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时常争吵，我劝解无果，也被卷进去。报纸记者以“三角作家的家庭互殴”这样的题目，博得大众眼球。我的妻和女儿，时常打骂我，甚至连家里的东西，也不让我使用。我只能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胡混。新中国成立了，我被判了刑，受到了应有惩罚，我的妻儿也终于和我这个堕落作家、无耻文人划清界限。我曾为这个家做的一切，也都成了笑话。 一个早春上午，我被公安从家中带走。公安宣布了拘押令，大家都如释重负。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踉跄地走出家门，我贪婪地回头，闻着早饭时留下的烧卖香气，再看一眼熟悉的屋，那些熟悉的人。屋瓦泛着绿星，藏着一窝小燕，也好奇地挤着脑袋，叽叽喳喳地看着我。浓郁如酒的阳光梳洗着我。我眩晕，四周一切似乎燃烧着，白发如火在头顶飘扬。家人们看我的眼神，全是冰冷寒光，视我为仇寇。敏君甚至不愿多看我一眼。她鄙夷的神态，令我震撼。那不仅仅是伤心，而是感受到人间冷漠。 小说是骗人的。爱情想必也如此。我不过骗着别人，时间久了，自己也当了真。哪有什么“情”和“爱”？如果有，也最终会被时代打败。我们这些旧时代的人，看到太多光怪陆离、不清不楚的东西，如今一个单纯明朗的时代来临了。时代让我们非黑即白，可我只想站在巨浪之外的滩涂，求一点最后的安稳。谁料想，巨浪之后，还有更大的浪来临，进而席卷滩涂，我不过粉身碎骨罢了。 我劝你忍耐。新社会不承认通奸。你是从未出去工作过的妇人，又有何谋生能力？更何况，在全国上下建设国家的火热形势下，出去工作，就要有组织管理，你又能走到哪里？还是忍着吧，或许事情会有转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孤身而来这世上，迟早也要孤身而去，人生很漫长，也很短暂，忍一忍，痛苦总会过去的。 谨祝秋安。 张声敬上 1959年9月10日 吴泰州很是感慨。当年张某平也是叱咤全国的著名作家，谁料到却落得如此下场，不能用真名，只能化名为“张声”，在劳改农场了却残生。张某平也在吴泰州的研究范畴，但不是专门研究。他是海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性爱小说热闹了一阵，张某平这个写情爱的老祖宗，又被人从坟中挖出来，很多出版社出了他的选集，市面也有几本传记。他和研究此人的颜教授聊过张某平的史料问题，很多问题也是含含糊糊的。 吴泰州脑袋昏沉沉，也没有想出结果。学院开会，他见到邓辰还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真想在邓辰那张脸上打上一拳。奇怪的是，邓辰还是没提资料，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那是一种半是蔑视半是怜悯的笑意。吴泰州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清高的人，不屑流俗，可事情到了身边，才发现，自己的气量实在不怎么样，和导师一比，差得很远。 吴泰州的头疼更厉害了。晚上失眠，吃安眠药也不管用，只能去医院查查。拍了一通片子，花了不少钱，最后医生说没啥毛病，就是精神焦虑，只给开了卡立普多、谷维素等药片，就打发他回家。吴泰州性子冷，遇事也不和家里商量，妻子和儿子都不晓得他出了什么问题，只觉得他最近神经兮兮的，讨厌得很。 深夜时分，吴泰州睁大双眼。窗帘半拉着，楼下昏黄的路灯，将光线从缝隙中软软地溜进来，让他稍微有点儿安慰。卧室的一切，都因为这点光明，在黑暗中飘浮着虚虚的轮廓，好似海浪里的礁石。吴泰州悲哀地想着，他之所以如此伤心，还是他将故纸堆看得太重，由这些故纸堆出来的所谓的“学问”，他说不甚重视，但心里实在以此为傲——除了这些东西，他还有什么？他的人生枯寂而失败。他只是下意识地在邓辰身上寄托希望，希望他能成为第二个自己。相比而言，张某平是幸福的，即使他困苦不堪，最终死于牢狱，可他的名字已存在于历史，他的作品，至今有人阅读。 湖色窗帘上，有一只小小的虫，趴伏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定格在了时间之中。 三 张声先生： 秋已深，您过得还好吗？我已下决心，不再和阿四来往，尽管生活枯燥无味，我还是喜欢文学。我也想写点东西，但总不知如何提笔。 我父母家在石库门，我中学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读书时我就喜欢小说。我不同意您说的小说骗人的话。我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在我的眼中是神圣的，它寄托着真善美。我喜欢古典文艺，也喜欢读您和郁达夫、无名氏的小说。我不甘心这样死，我还想活，也不想无聊地活着。除了养育孩子，我总要做点事，这样活着才有趣，开心。 我不想写政治口号，也不熟悉工农生活。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件隐秘的快乐的事。我只想为自己写，让那些喜欢我的人，读着这些文字感动。我能写点什么呢？我该如何选材，下笔，真心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我能喊您一声“老师”吗？ 学生爱琳 己亥年秋某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吴泰州的心情逐渐好了。资料也丢在一边，好似也没那么重要了。邓辰不来要，他也不会拿来用。只不过，闲暇，他挑出些读读，就当是读“小说”了。这些年，他整天钻在故纸堆里，和世界也越来越隔阂，好似太过平静的杯中清水，出一点儿事儿，就如巨浪翻滚，波涛荡漾。 他逐渐深入那些资料中去。他了解到张某平很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他喜欢的茶叶，他爱吃的菜，他做过的很多糗事。他除了给爱琳写信，也给家人写信，给上级机关写申诉信，可惜都石沉大海。张某平最后的时光，是在艰苦的劳动和不断写信中度过的。信里他说的也是含含糊糊，特别是对他不利的人和事儿。信件是窥视人的心理的重要途径。内外交困，穷途潦倒的张某平，有个女粉丝崇拜，自然可以搞点儿暧昧，顺便抒发心情。这也是人生末路最后的安慰。扪心自问，倘若是他处于那样的境地，也不可能做得更好。这样想来，吴泰州又感恩社会，给了他一个稳定的，有面子的大学教职，能让他钻进旧纸堆，逍遥地过日子。如此说来，和邓辰那点儿小矛盾，就不算啥了。 文人都是麻烦。吴泰州自认是学者，不是文人。他搞不来创作，尽管年轻那会儿，写过古体诗，也早忘得一干二净。在吴泰州看来，作家文人是世界上无聊的人，无聊到以风花雪月自娱自乐。但是，他们这些“研究”作家文人的学者，不是更无聊吗？这个问题，吴泰州倒没向深处想过。他看到爱琳向张声请教写作，也感到好笑。一个出轨的家庭主妇，一个落魄的作家，创作在他们那里，就是些小资情调，外加点“腻腻歪歪”的东西。张某平的回信倒有些自知之明，但也是“酸”得要命，太无聊啦。 爱琳同志： 文学是充满诱惑的工作，也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它让你寝食难安，让你魂牵梦绕，也让你难以自拔，甚至献出生命和热情。我劝你慎重。 人的命运是奇特的。我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破落的大家族。早年艰苦求学，所求者无非光宗耀祖，丰衣足食。我本胸无大志，偏偏又不安现状。从日本回来，我在广东蕉岭铅矿当技师，在武昌师范大学当地质学教授，又在商务印书馆当地质学编辑。如果安心做个研究地质的学者，或矿场工程师，也许文坛会少个作家，但想来我可以安然度过此生。文艺成就了我，也给了我噩梦般的宿命。它给了我荣誉和财富，也把我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境地。我是多么痛恨这只缪斯吻过的手！ 人上了年纪，时常做梦，总能看到很久之前发生的人和事。我最近劳动量大，吃得却少，管教员的哨声尖厉，晚上头疼欲裂，没什么对症的药，只能忍痛给你写信，转移一下注意力。我梦到第一次去广州，乘船的经历。我还梦到父亲哄我睡觉，给我讲《三国演义》，整晚给我摇蒲扇。他是全天下最疼爱孩子的父亲，我也想当个慈父，可我过于放纵自己，甚至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冲击期化石》是我早期作品，也记录了我在日本最初的文学冲动。我幼年丧母，家境窘迫，全靠着父亲当教师挣几个钱，养活父子俩人。我当时发誓，要赚够钱，让父亲享清福。可子欲养而亲不待，日本留学期间，父亲走了，只留下我孤零零地活在这世界上。 收到你信的那天，我梦到父亲的坟墓。我因为爱着父亲，才走上了文学道路，如今我快去和父亲在天堂会合了。我与朋友合办过创造社，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走散，有的高升当了大官。我是个落后分子，思想堕落，弄不来革命文学，家国情怀也表现得不好。我也很难写好爱情，只能瞎编“三角故事”骗骗稿费。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更大的时代轰轰烈烈而来，如同奔驰的火车，早已不容我辈再多说多写。 如果你想写点东西，就写写大自然吧。花开花谢，云卷云舒，蚂蚁在树下忙碌，蜜蜂在枝头工作，这都是好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岩石，活过了亿万年，身体里存储了太多秘密和故事。你捡起一块长江石，能听到江水冲刷的声音，鱼儿接吻的低语，甚至能听到血与火的厮杀声。你找到一块戈壁石，能听到严酷的风声，感受到它在寒冷中的战栗。那不过是短短几千年前的事，你把心贴着石头，闭上眼，还能看到岩层形成之初的情形。鸿蒙太初，陆地很少，滚烫熔岩疯狂流淌，慢慢汇入海洋，那里有千奇百怪的生物，紫色的天空，巨大的电浆流喷射成壮丽彩虹，映衬着远古的月亮，好似一块乳黄的化石…… 由此想来，耻辱失败的人生，不过是短暂瞬间，没什么值得悲伤。人类短暂的历史，也不过是自以为是的执念。如果说，文字有什么好的，那就是让你记录历史的痕迹。光荣的痕迹，耻辱的痕迹，或暧昧庸俗的痕迹。它让你有机会被后人知道，你存在过。如此罢了。 但愿你写出喜欢的文字，如非得已，不要拿出来发表，徒增烦恼。 祝笔健顺利！ 张声敬上 1959年10月6日 地质工作在吴泰州看来是好的，有个地质学者说过，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和大自然做伴，探索科学的奥秘。如果张某平一辈子安心做学者，会不会也活成他这个样子？这就是造化弄人吧。话又说回来了，张某平的一生，又是波澜起伏的一生。他活得精彩，就是那苦，也是造物者严厉的惩罚，可不像自己，生活乏味平淡…… 吴泰州看了这些资料，突然生出念头，想痛痛快快地活，不要窝窝囊囊，像张某平这般，想骂人又怕得罪人，到后来只是被利用和抛弃，在小说里骂几句，又有何用？他不是小说家，他要行动起来，如果他再见到邓辰，要当着全体老师的面，怒斥他的忘恩负义，哪怕得罪陈院长也在所不惜。他也明白和陈院长的矛盾所在。去年评选省级优秀拔尖人才，吴泰州被抽到当评委，可他没有给院长争取这项荣誉，反而将称号给了学院的徐教授。徐教授学问很好，朴实木讷，不善于走动关系。吴泰州当时也不知为何，意气用事，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回来后，被老婆骂得狗血淋头。陈院长好长时间不搭理他。他和这位徐教授也不熟悉，帮助他拥有荣誉，他没有任何表示，连顿饭也没请吴泰州吃。吴泰州感觉懊悔又失落。他想扮演一个公正清明的包拯，可惜被救的百姓“根本不拿包子当正经粮食”，满腔的爱无从给予。 这次事件之后，陈院长给他小鞋穿，先是逮住他给学生监考迟到，在学院微信群里怒斥了一顿，又来个“釜底抽薪”，挖走自己的学生“反水”。吴泰州和陈院长吵闹过几次，双方不分胜负。但陈院长毕竟是院长，总有无穷手段对付吴泰州，吴泰州只能忍着。吴泰州想着自己慷慨激昂的场景。邓辰肯定是被他怒斥得灰溜溜的，陈院长严肃的脸上也闪着无可奈何的寒光。这才是快意人生吧。 吴泰州想着，丢掉资料，扶着眼镜笑起来，笑声在走廊里回荡。 …… （节选自《广州文艺》2022年第7期）
房伟，中国作协会员，在《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刊转载，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曾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等，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