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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莫之，一九八二年生于上海。作家，编辑，乐评人。二〇一二年开始发表小说，中短篇作品散见于《收获》《花城》《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出版长篇小说《现代变奏》《安慰喜剧》。
为萨克斯写的蓝色情歌 文/王莫之 Ｙ没念过大学，但我们都认为他是文化人。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写过一百多首流行歌曲，全都录成了唱片（那种七十八转的粗纹黑胶，又重又脆易损坏，单面只有一首歌），演唱者多为旧社会的巨星，如周璇、姚莉、白光等等。 我们平时聚会，很喜欢向Ｙ讨教一些涉及他父亲的老黄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我也不晓得。” 他是真不晓得。他在当父亲之前都不晓得自己的父亲以前是炮制流行歌曲的圣手，不得不说，这与他的年纪有一定的关系。Ｙ是Ｙ父最小的孩子，出生于一九六三年，当时Ｙ父五十四岁，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外公了。那两个小把戏每次来铜仁路看望外公，见到Ｙ还得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小娘舅，见到Ｙ母不叫外婆，而是淡淡地喊一声阿婆，然后像哥哥姐姐那样领着Ｙ到弄堂里玩。出了家门，打弹珠，拍香烟牌，彼此直呼姓名。 小时候的事情Ｙ不愿意多讲，有啥好讲的，讲出来无非是大同小异。他就记得三岁时有一天家里突然闯进来一群陌生人，他被丢在父母睡的那张床上，像个废弃的布娃娃。我们问他当时是何反应，他说：“没啥反应，就是巴瞪巴瞪地看着他们。” 两年后，Ｙ父从静安区军管组收到了一纸判决书。在Ｙ的童年回忆里，父亲经常埋首案头，用笔尖蛮粗的钢笔，蘸蓝墨水，愁眉苦脸地写着汇报材料，一写就是很厚一沓，写完交到居委会。汇报材料好像永远都写不完，就像为弄堂义务打扫卫生每周都要去，Ｙ父对着案头坐久了，有时笔头与思绪打架，他点一支勇士牌的香烟闷几口，对着窗外发呆。有一次，他见Ｙ回来了，把窗户开得更大一些，好让烟气尽快散去。 “爸爸，你又在画图啊？”Ｙ抬头问道。 “乖囡，爸爸帮你画个小白兔好吗？” Ｙ点点头。Ｙ父把他抱到自己的大腿上，握着他的小手，还有一支笔头更粗的美工笔，蘸红墨水，在纸上寥寥几笔，画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多年以后，这只小白兔成了Ｙ父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九年，Ｙ中学毕业，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都进了高中，他没考好，只能去读技校。他为此冲着父亲，发了点小脾气：“你为啥没从小培养我？” “啥？” “你是画家呀，你如果从小就教我画图，我以后也应该是画家。” “画图还要教啊？自己看呀，自己学呀，自己练呀。” Ｙ不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社、杂志社、报社陆续恢复了与Ｙ父的合作，各地的编辑写信或者打电话来约他的插画；好些故友也恢复了走动，重新踏进铜仁路的弄堂，拎着东西，把木头楼梯踩得嘎吱嘎吱响，上二楼，敲Ｙ家的门。这些人，Ｙ基本上毫无印象，反倒是会被他们调侃几句：“你不记得啦，你小的时候，我抱过你的。”然后他就得往自己的嘴唇上抹一层蜜，管那些爷爷辈的叫阿叔、伯伯。这些白发苍苍的长辈以美术界人士为主，也有一些是文学圈的，搞音乐的比较少。讲句心里话，Ｙ还是挺乐意见到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出现总是跟下午茶这件事情前脚碰后脚。有时客人有备而来，有时Ｙ母非常自觉地出门去买；无非是一些海派西点，比如白脱蛋糕、哈斗、牛利等等。Ｙ跟着沾光，从那时起也认同喝咖啡是一种身体需要。Ｙ父喝咖啡很少配西点，顶多吃一个哈斗；比起哈斗，老先生对烟斗更来劲。Ｙ第一次见父亲抽烟斗的时候，还傻兮兮地问呢：“爸，你买了一只烟斗啊？” “没，买了几十年了。” Ｙ父不仅烟瘾大，还喜欢给朋友发香烟。他邀请朋友一道吞云吐雾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呛儿子几句：“拿两块到隔壁去吃，我们要吃香烟了，你跑开点。” Ｙ不响，继续吃点心，喝咖啡，当钉子户。他很愿意钉在客厅的某个角落，默默地听长辈们追忆逝水年华，虽然完全不晓得他们在说些什么，感慨些什么，但是那种偷听的感觉特别美好。他非常清楚，赖在这间屋子里，就能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跟看译制片的感受是相似的，他只当自己是漆黑影院里的一位观众，用沉默的视听去感受父子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交流。大约要到一九八一年，他才忍不住插了一句：“郎静山我晓得的，他是大摄影家。” Ｙ父转头问他：“你晓得郎静山？” “我在杂志上看到的，”Ｙ说，“《摄影世界》《中国摄影》都介绍过他。”Ｙ在八十年代初迷上了摄影，那时候照相机是奢侈品，上海滩能买到的地方极有限，况且，他也买不起，而是问同学借了玩过几次，有一回，还煞有介事地在父亲面前比画起来，说要给老爷子拍人物肖像，被他老子一口骂退。 “小鬼头蛮用功的。”Ｙ父这句话是对着朋友讲的。讲完就把话题切掉了，Ｙ能觉察出来，父亲在刻意回避。 Ｙ当天没再插嘴，而是等客人离开之后，趁着收拾杯子的时候故作镇定地问了一句：“爸，你跟郎静山认识啊？” “谈不上认识。” “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Ｙ父思忖片刻，答道：“郎静山的大女儿叫郎毓英，嫁给了国民党的军官张海容。两夫妻当年在大华饭店办的婚宴，现场还请了鹦鹉乐社去演出。这个鹦鹉乐社相当厉害，是顶顶早的华人爵士乐队，当年在上海滩名气也是蛮响的。” “啥？爵士乐队！” “对啊，爵士乐队。” “这啥时候的事情？” “让我想想看……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九年就有爵士乐队啦？” “鹦鹉乐社是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些外国人办的爵士乐队。跟你讲这些做啥？讲了你也搞不清楚。” “就因为搞不清楚，你要帮我多讲讲呀。” “自己研究。” 一年后，Ｙ的人生迎来了重大转折，对于“自己研究”的父训，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从学校顺利毕业，分配进了某大型国企，搞化工检测，与钢铁中的有害元素打交道；同时期，他开始抽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FUJICA STX-1，五百元，他当时的月工资是三十六块）、属于自己的房间（十平米出头的亭子间）。那间屋子原本住着他的三个姐姐（年纪最小的比他大七岁），随着她们陆续出嫁，房子现在腾空了，他顺理成章地搬了进去。说是搬家，其实就是一条弄堂的距离；说是隔开了一条弄堂，其实仍旧活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这两套房子窗对窗，不拉窗帘的话，Ｙ父朝窗外望去，就能看穿儿子的底细，因为那条弄堂的宽度不超过四米。 有一次，Ｙ晴天白日给窗户挂上一整块的黑布。他在屋内紧张兮兮地忙活着，第一次操作，手有点抖，随后就听到“笃笃笃”的敲击声，“笃笃笃”，又闷又急。别人找他都是敲门、打电话、写信，唯有他老子敲窗，他还不能不放下手头的事情及时回应。他走到窗户口，探出半个脑袋，他父亲此时手握一根三米多长、晾衣服专用的竹竿。 “你在做啥？”那根竹竿问道。 “我在冲照片。” “啥？” “我搭了暗房，在冲照片。” “本事大的嘛，翅膀硬了。” “不是你讲的嘛，自己研究。” 那根竹竿不响，随后叮嘱道：“冲照片的时候香烟别吃，一些药剂当心点，别把房子烧了。” “爸，你开啥玩笑。” 那根竹竿不响，重新停在窗外的晾衣架上。 Ｙ在家里冲洗照片，当时的条件仅限于黑白胶卷。Ｙ是学化工的，配药水他熟门熟路；显影用的托盘，社会上不难买到，价格也便宜；暗房专用的照明灯有点贵，改用普通电灯泡，在灯泡上面涂满红漆；放大机无可替代，暂时买不起，是问朋友借的。 显影，停影，随着一张张黑白照片浮出液面，有那么一组问题也慢慢地呈现在Ｙ的脑海里。有一次，他向父亲展示自己的新作品，随口问道：“爸，我从来就没看到过你年轻时候的照片，那些照片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要藏也不是我藏的，是别人藏的。” “啥？” “你忘记啦，你小的时候。” Ｙ不响，为父亲整理相册，把自己新拍的几张插进去，小心翼翼，像集邮的人在安置新收藏的外国邮票。相册里，主要是Ｙ父七十年代以后拍的黑白照片，彩照极少。有一张彩照，多年以后，Ｙ向我们展示的时候自嘲道：“这是我摄影生涯的开山之作。”严格来说，那是儿子对老子的一次偷拍，Ｙ趁父亲点烟斗的时候，偷偷摁下了快门。冲照片之际，他叫苦连连，知道这一记快门摁下去是什么代价。八十年代初，上海能冲彩色胶卷的地方很少，撇开跨区的路费不谈，冲印一张彩照要八九毛，换言之，哪怕他上班了，一卷彩色胶片冲下去，他整个月的工资就得泡汤。 偏偏Ｙ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大玩家。除了摄影，他同时期对于听音乐这件事情也蛮上心，也是先借后买，入手了一台三洋牌的饭盒录音机，那种小型设备从体格来讲酷似上海人出门带饭用的铝制饭盒。有了“饭盒子”，得配磁带，当年都属于大宗消费，所以他在一九八四年之前，主要是玩黑白摄影。 一九八四年对于Ｙ父来说是值得庆贺的。市文史馆给他发了正式的聘书，聘请他担任馆员；荣誉是巨大的隐形财富，实实在在的好处是，家里每个月多进了一笔收入。那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如果把那个数字换算成一只大闸蟹，那么从今往后的每个月，会有几个蟹脚，甚至加上蟹盖，用于支持Ｙ的摄影爱好。 Ｙ记得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某个周日的上午，吃了早饭，父亲对他说：“下半日你陪我出去一趟，去望一个老朋友。”这事情还挺新鲜的，因为往常Ｙ父是不怎么出门的，朋友交际，通常他是被访的那位。讲起来，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了，出门习惯撑一根手杖——Ｙ父口中的斯蒂克。“这袋东西你来拎。”Ｙ父吩咐儿子。后者接过一个沉甸甸的袋子，里面是瓶装的醉蟹、蟹糊、黄泥螺。 Ｙ父要去拜访的那位旧友家住愚园路常德路口，那一片的弄堂后来全部拆除，现在是晶品购物中心。作为领路人，Ｙ父只带儿子去过一次，后来都是Ｙ自己操作。八十年代的最后五年，Ｙ几乎每个月都会重走这段路，去愚园路找方家伯伯，有时去拿冲好的照片，有时带了要冲的几卷彩色胶卷。那些胶卷最终会装入牛皮信封，用挂号信寄给方家的香港亲戚。用这个办法，平摊各种成本，Ｙ当时冲洗一张彩色照片只要五毛钱。回顾那段时光，Ｙ觉得最大的收获不是省钱，而是与方家伯伯成了忘年交，从他那里听到了别开生面的父亲。 Ｙ第一次去送胶卷的时候，方家伯伯摆摆手说：“不麻烦，不麻烦，你太客气了。”还叫保姆给小伙子倒正广和的橘子水。方家伯伯是孤老，子女都不在内地，退休以前是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跟Ｙ父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 方家伯伯吃口咖啡，说：“上趟你爸来看我，还带了东西，还记得我欢喜吃邵万生的黄泥螺，真正难得。” Ｙ不响。 “你爸对你真好。” “啊？” “他这人，骨头太硬，从来不肯求人。” Ｙ吃橘子水，不响。 “我记得一九三三年天热的时候，玫瑰社解散，团员各奔东西，大家都在托人托关系寻后路，当时我们劝他，快想想办法呀，托托看，他不肯。那么就失业呀。他就靠帮杂志画插图混口饭吃，后来翻《申报》看到有人要去香港办报纸，招美术编辑。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租界，上海人不大情愿去香港，不像后来，后来大家不愿意当汉奸，有蛮多人跑去香港的。你爸去香港属于去得早的。” Ｙ不理解方家伯伯到底在讲什么，尤其是那个玫瑰社。 “玫瑰社是旧上海的歌舞团，你法国的康康舞晓得吗？” “不晓得。” “那么大腿舞呢？就是女的穿了花裙子，一边跳舞一边高抬腿。”Ｙ不响。方家伯伯说：“你爸以前是玫瑰社的乐师，吹萨克斯的。” “啥，他会吹萨克斯？” 方家伯伯不响。 那天，Ｙ回家以后借了抽烟的工夫，向父亲询问萨克斯的事情。Ｙ父吃一口烟斗，冷冷地说：“怎么想起问这个？” “方家伯伯讲你是全中国最早吹萨克斯的人。” “这他是帮我戴高帽子了。他讲我最早，他有啥证据？” Ｙ不响。 “应该这样讲，我呢，吹萨克斯只是吹得比较早，因为我一九二八年跟了歌舞团去南洋演出，路过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你晓得的呀，受美国影响比较大，爵士音乐在当地相当流行，我就对萨克斯蛮感兴趣的，我跟我们团长讲，要么买一把，我来学，他讲好的呀。就这样，我们在南洋演了一年多，等到回上海的时候，我已经改吹萨克斯了。” “没啦？” “没了。” “怎么同样讲这些事情，我听方家伯伯讲，讲得五颜六色的，像在冲彩色照片，怎么被你一讲，就变黑白照片了。” “旧社会呀，旧社会当然都是黑白照片。” Ｙ不响。差不多一个月后，他接到方家伯伯的电话，约了时间过去取照片。这次，他是有备而去，随身带着相机。进了方家，Ｙ主动要求为老先生拍几张照片。方家伯伯哈哈笑道：“好的好的，帮我拍两张。”老先生脸上的笑容一直持续到Ｙ将前情补上。Ｙ明显察觉到，屋内的气氛开始凝结，变得非常严肃。后来方家伯伯对Ｙ说：“你爸既然不肯讲嘛，终归有他的道理，我们应该尊重他，你讲呢？”Ｙ不响。好在老先生的口风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紧。他似乎挺喜欢Ｙ这个小友。Ｙ来拜访，一般选在周日下午，两点钟敲过，那时方家伯伯已经睡过午觉了。他这一来，算是给老先生的下午茶增添了许多欢乐。老先生很愿意跟Ｙ聊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说着说着，他们就在往事的海洋里迷失了，随后，导航的指针便会对准Ｙ父。 有一次，方家伯伯突然问Ｙ，家里谁开火仓。Ｙ说都是母亲在烧。方家伯伯感叹道：“真可惜。你爸烧菜的水平不亚于他吹萨克斯的水平。”Ｙ不响。方家伯伯说：“以前在玫瑰社，社员睏宿舍，吃住在一道，我们经常吃他烧的菜。最欢喜他的焗蛤蜊。怎么烧呢？蛤蜊的肉挖出来，随后跟鱼肉，一般是青鱼，或者胖头鱼，两种肉混在一道，捣捣碎，再摆进蛤蜊壳里，下油锅焗，这味道，赞！” 说来也巧，Ｙ当日回家，进弄堂没多久便闻到一股奇香，也许是黄鱼或者带鱼红烧，也许是煎什么贝壳类的海鲜。他闻香寻味，最后走进了自家的灶间；更诡异的是，竟然是他父亲在掌勺，套着围兜，眉头紧皱，锅子里，油噼里啪啦到处乱溅。 “爸，你在烧啥？” “焗蛤蜊。” “啥？” “快点上去，当心油爆着。” 如此反常的一天，Ｙ父在饭后郑重宣布：“我封笔了。”Ｙ说：“啥？”Ｙ父说：“从今以后，不画了，封笔了。”Ｙ不理解。Ｙ父说：“十几年没画了，笔再拾起来，手都生了，质量明显下降，但是我硬生生在坚持，为啥，还不是为了你。再画下去，就是坏自己的牌子，有啥意思？”Ｙ不响。Ｙ父说：“你现在出道了，当个普通工人蛮好。我们对你没啥要求，你太太平平过日子，我们心满意足。”Ｙ不响。此时Ｙ母接着说道：“黎家姆妈帮我讲，前日在静安公园附近，看见你跟一个小姑娘荡马路，啥情况？”Ｙ“啊”的一声，目光转向父亲，原以为他会和母亲一样发起猛烈的攻势，结果倒是老爷子帮忙灭火，只给了他一句建议：“记牢我的话，跟女朋友出去荡马路，要走在她的外侧。” …… 精彩全文请见《青年文学》202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