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一声枪响，子弹划出一条弧线，揭开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序幕。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它把积贫积弱的中国又一次卷入“风暴之眼”，同时，也把一个百年不遇的时代变局推向了古老的紫禁城。

这是1875年2月。英国为探索一条从缅甸经云南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向清朝总理衙门称，将有几名英国官员从缅甸入境，并由英使馆派一名翻译前去接应。翻译马嘉理与英国探路队汇合后不久，与当地边民发生冲突。马嘉理首先开枪击伤边民一人；随即，他本人和四名随从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第二天，冲突有所加剧。案发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奏报是“野人”劫财所致，而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则坚持是一起有意制造的反英事件，要求清廷速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

于是，在一个凉风扫榻、黄叶敲窗的秋日，郭嵩焘与历史不期而遇。

谢罪使

1876年9月初，养心殿东暖阁。

这儿原本是皇帝休息和每年行开笔仪式的地方，“辛酉政变”后，慈禧把持朝政，便成了她垂帘听政之所。所谓垂帘，不一定面前挂有帘子，慈禧用的是黄色屏幔。因为男女有别，只是象征性分割一下而已。

坐在宝座上的慈禧接过太监跪呈的青瓷茶杯，掀开杯盖抿了一口，瞟了瞟跪在幔外的一位汉臣，道：“起来回话儿，你是先帝的老人儿，礼就免了。”

此人就是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时年57岁。1847年考中进士，后幕罗文俊、曾国藩；1856年末离湘北上，赴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入朝为官后深得旧识陈孚恩赏识，推荐给天子，咸丰召见后，得以入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值班的机构，平素陪伴天子赋诗撰文，写字作画，间或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类似于皇帝的秘书班子，能入值者皆以为荣。

凝望水面一叶落荷，可以遥想它当年曾经承接的雨露。

郭嵩焘初入南书房时，大清内忧外患，国运衰危。咸丰皇帝并非尸餐素位的昏君，也想做中兴之主，只是国事如一团乱麻，他想织成一匹锦缎，却理不出头绪。发现一个一心想富国强兵又学问极好的臣子，自然心有戚戚。君臣对谈，如同铁屑遇到磁石，相互吸引。问计天下大事后，皇上微微蹙起眉头，叹了一口气：“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 郭嵩焘心念一动，他没有想到咸丰能如此放低身段，不耻下问，于是面色庄重，一字一顿回答：“皇上，天也，皇上之心即天心所见端。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亦即随皇上为转移。”咸丰双眸一亮，追问：“如何便能转移？”郭嵩焘大胆望向咸丰，目光中满是期待：“不过认真两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 当时，“躺平”已成大清官员的日常姿态，一味敷衍、怠于政事，致使朝纲不振。咸丰闻言，轻轻颔首，脸上绽出一缕不易察觉的笑意。这之后，皇上不时会找这位比自己年长13岁的饱学之士聊聊天，纵论古今、驰骋天下。谈得兴浓，会到朝阳爬上树梢，如时间张开翅膀，扯出一天绚丽的彩霞。

真正的倚重，不是置对方于权力阴影中的占有，而是由衷的欣赏。

慈禧因为郭嵩焘曾为天子近臣，所以称他是皇帝的老人。见他起身侍立于侧，便放下茶杯，慵懒地打了一个哈欠，语气关切地说：“我知道，让你出使英国赔礼不是什么美差，外头鸡一嘴、鸭一嘴的议论我也听到了不少。不过呢 —— ”慈禧扶着近侍太监伸过的手臂，起身走下宝座，面色愈显庄重，“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正需要臣子尽力。平素你公忠体国，这差事让别人去我还不放心，就有劳你为国家辛苦一趟吧。”

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郭嵩焘自知已无退路。

确实，他的内心有些纠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作为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郭嵩焘不避风险，趋身抗英前线，目睹大英帝国的炮舰在中国内海横行无忌，“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浮生出入风尘里，数载惊皇矢石前。豪气如虹，横亘在硝烟弥漫的天地之间。同时，郭嵩焘明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没有实力作为支撑，“忠义”之气只能是一道无奈的休止符，谱不出任何华美的乐章。后入曾国藩幕僚，他积极接触洋务，有意识进出外国图书馆，登上西洋轮船，主动结识西人了解西方情况。目光如剑出鞘，开始穿越“华夷之辩”的历史迷雾，“衡之以理，审之以天下之大势”，从理事统一的高度观察中西关系，见解宏阔，高出同侪。他清楚，不请而至的西方列强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开着炮舰闯来的侵略者；也代表着比封建主义先进一个代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按下社会的暂停键，重新开始。不耻向对手学习，才是富国强兵之道。

此前，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被免职回乡，像是被暗弹击伤的飞鸟，扑棱着双翅，却没有了属于自己的蓝天。失落像洪水爆发，弥漫了他的心田；郁闷如山火蔓延，炙烤着他的意志。落魄的日子里，他是从唐诗中寻来扁舟，寄情于情感的山水；还是独守庐中，用半壶寂寞、一碟忧愁为自己疗伤？总之，巨鲸不会甘心搁浅沙滩。闲居八年，在朋友的帮助下，郭嵩焘出任福建按察使，比之巡抚虽然是降级使用，但如山鹰，终于有了一块落脚的巉岩。接到出使英伦的任命，他开始有点发蒙，知道这是一块没人愿接的烫手山芋，但很快释然：“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像一位行走于江湖的剑客，他准备为心中的信念一搏，“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制之宜，独区区一人。” 这并非顾盼自雄，他确是最早认识到邦交重要性的时代先驱者。在世界近代化进程加快，中国对外交往进入“条约” 时代以后，勇开风气之先，认为代表国家出使，与驰骋沙场的将军、运筹帷幄的枢臣同等重要。

只是，白云深处能否展现彩虹，并非取决于他的个人意愿。

郭嵩焘没想到，这次出使，在“国体、事要、商情、地势，四者无一能知”的士大夫阶层竟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反弹。各种骂名汹汹而至，翻滚成一股巨大的舆论漩涡，几乎把他吞噬。大清朝乃“天朝上国”，怎么能千里迢迢跑去向“蛮夷”谢罪？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是追求尘世的富贵，就是向往天国的福祉 —— 很少有人在利害得失面前超然忘我；连鸟都会本能地规避捕网，人的选择怎能不为功利牵制？

郭嵩焘纠结了。他的纠结并非没有道理，殷鉴不远！闭关锁国的清廷第一次遣使出海，竟以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团长，因为清政府自视天朝，不屑与“蛮夷之邦”交往，达官显贵没人愿意去。两位清朝官员奉旨随行，一路尽心事事，回来后不但没有任何奖励，反而被发配边地。

事情过去不到五年。歌词即便淡忘，悲催的旋律依然回响。

有同僚劝郭嵩焘“装睡”。在尔虞我诈的晚清官场，“装睡”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他不是没想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可郭嵩焘年轻时就读于岳麓书院，经世济民、家国情怀，是湖湘文化的历史积淀，也是岳麓书院的精神传承。中华若亡，除非湘人尽死——这是湖湘文化传递给历史的回声，而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有如一面猎猎战旗，在时代的长空迎风招展。从这里走出的郭嵩焘，怎么会在国运衰微时“装睡”？

太后的召见，一锤定音。

慈禧听说郭嵩焘几次上书请辞，是真怕他托病不去。庙堂上下，有洋务经验又忠心事国者，非其莫属。他如推诿，国库空虚、兵饷两绌，因此事再起波澜，奈何？或许，没有这位权高位重的女人劝勉，郭氏最终也会负重前行。他的内心有一团火在燃烧：“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作为“谢罪使”，郭嵩焘期盼的是“谢罪”后的常驻。英伦三岛的风花雪月当然不能吸引他，他要洞悉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寻求一个落后之邦雄起的背后逻辑。因为他清楚，域外并非尽是夷狄，夷狄也不等同于禽兽。汉民族建立在“夷狄之辩”上的民族自尊早该被颠覆。英国有着走在世界前沿的工业文明，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认真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即便出使前途叵测，他也不会放弃这个为富国强民寻找火种的机会。

未来是一帧照片，唯独岁月可以使它显影。只是，在时光流逝之前，你无法知道它的构图；能够看清时，山川景物、化民成俗，一切都已成型。或许，这正是它的神奇之处，令人憧憬，又充满变数，引领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他们穿越时空的人生绝唱。

退出养心殿，郭嵩焘迎风而立。冻河初开，他是第一块逆流而上的冰排。没有人知道，会化做一泓碧水，还是将被命运击碎？

历史在此刻定格：紫禁城的阴影中，走出首位中国驻外使节。

晴空一鹤排云上

蔚蓝色的大海上,一艘邮轮破浪而行。

1876年10月16日晚，郭嵩焘从上海的港口启程出使。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感叹万千：“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迫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那年，郭嵩焘年近花甲，脑后的长辫黑白相杂，像一条干枯的羊尾；脸上的皱纹如洪水漫过的坡地，已是沟渠纵横。作为朝廷二品大员，郭嵩焘如想苟且，本可以过得鲜衣美食；可是他“犯骂讥笑侮而不悔”。他知道，自己的理想如幽深的峡谷，从纵深跃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只能孤独求胜。

站在甲板上，郭嵩焘愿意让海风吹拂脸庞。如果是早晨，乳白色的晨雾会为大海罩上一件淡淡的轻纱；朝阳跃出时，海面微波粼粼，像撒了万点碎金。天空如果有云，那云更衬托出海的广袤；如果一碧如洗，便像有两个海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脚下，无穷尽向前伸展，在视野的极限处汇合。天连着水水连起天，形成神奇的天际线，可以看见，却永远无法抵达。有时航行几天，除偶尔会掠过几只海鸥，除了水就还是水，除了天还是天。

这时，郭嵩焘会吟出曹植的名句：“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豪气便如排云而上的白鹤。人生短暂，他期待活出一份属于自己的精彩。特别是参观了路经的埃及、希腊和罗马，脑洞大开，世界优秀文化形成一块硕大的背景板，矗立在身后。他审视着这个圆形的绿色星球，日月星辰，恒静无言；青山大海，代代绵延，好像一切都在日复一日地自我重复。他却从西方的科技发展中，从人心流俗的不断演化里，听到了历史踏响的足音，如响雷滚过，动人心魄。

登岛不久，郭嵩焘将盖有皇上玉玺的道歉信呈给了伊丽莎白女王。

他们的到来，在英国也掀起一股旋风。洋人对这个遥远的国度充满神秘感，女眷的小脚成为英国人的谈资，他们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以“三寸金莲”为美，把好端端的脚从小紧勒致残？使馆随员的两个家人上街购物，居然在路上被人以杖击头打落了帽子，或许肇事者是想看一看华人男子的及腰长辫如何梳扎。两位中国下人不敢计较，但路见不平的行人却将这名叫布里的铁匠扭送官府，英国法院以伤害罪判处了他两个月劳役。郭嵩焘得知布里击头只是酒后好奇，便致书总理请免予课罪。这一做法被认为极有风度与教养，赢得社会广泛尊重。此后，英国人在路上见到中国人，会欢呼鼓掌，以示欢迎。

郭嵩焘感受到了英国人民的友好。他没有想到，所谓的“蛮夷之国”，其繁华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自诩为“天子之都”的京城，商贾云集、人心向上，反而比大清国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他结交了许多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秉烛长谈、焚香兴亡，发现西方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超“天朝”；看到英国人使用的电话、电报、留声机，更是被强烈震撼，这不就是中国人在神话中才有的千里眼、顺风耳吗？他的心灵像一只放飞的鸟儿，自由地翱翔于思想的天空。从女王到首相，从总统到议员，他都往来无忤，应对裕如。他还全然无视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携夫人一同出席英国友人的家宴，一同接受英国女王的召见。甚至不反对夫人与男子同席进餐，还想让夫人出面举办茶会，招待驻英各国公使的女眷，以至于参观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欣赏歌剧、画廊和音乐会，更是生活的日常。他贪婪地汲取着现代文明的甘露，超越流俗，心胸如海，拥抱着整个世界。

郭嵩焘还结识了来英国留学的严复，如磁石吸铁，两人惺惺相惜，很快成为忘年交。一老一少，每次交谈都会引爆思想的火花。郭嵩焘为小友的见解所惊叹，小友被郭嵩焘的学识所折服。这位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将郭嵩焘与屈原并论，感叹郭嵩焘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一人而负独醒之累。

独醒之累？何其悲哉！

大厦将倾，最痛苦的其实不是危楼中的房客，而是吹哨人。泪浇在心底，长出的不是鲜花，是荆棘。满朝文武，难觅知音者；一路坎坷，不遇同行人。即便开明如李鸿章，也只知道购铁船、购水雷、购枪，“要之皆末，无当于本计”。左宗棠认为洋务只干不说，因为一说就可能招致议论。他赴英国购买机器，招揽工匠，织布、织毛呢，干得热火朝天，可惜“何关今时之急务哉”？其他如张之洞等众多洋务派大咖，也都不懂得学习西方要有本末之分。更遑论那些抱残守缺、冥顽不化的达官显贵了。李鸿章想引入电报代替驿递，还屡议不决。朝廷守旧派给出的理由竟然是：电缆埋入地下，电流通过，会惊扰了祖宗。

近代中国面向世界经历过三个阶段：器物、制度、思想。郭嵩焘所处的时代是第一阶段。他让思想穿越时空，审视虹霓变幻，幽鸟相逐；双眸映出点点星辰，像星光融入璀璨的银河，那是他思想和探索的结晶。结合华夏疲敝、西洋繁盛的现实，郭嵩焘提出了中国教化湮灭、西洋政教修明之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当时，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无人能出其右。在深入考察了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及风俗以后，他更加确信，英国之强根本不在船坚炮利——这只是果，而在于其政体的勃勃生机——这才是因。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这种识见甚至可以思接后来辛亥革命的政治诉求与变革主张。如同一束烟花，绽放在黑暗如磐的封建专制语境中，光彩照人、惊世骇俗。

郭嵩焘还检点大势，把晚清的外交归结为几个字：“怕、诈、蛮、蠢。”靖逆将军奕山一战即溃，于广州城头高悬白旗，是为怕；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身败被俘，客死异乡，是为诈；僧格林沁夜郎自大，狂妄冲动，被英法联军大败，引燃了圆明园一把大火，是为蛮。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无视时代变局，一切凭陈规旧习而行，岂非蠢哉！

郭嵩焘之前，中国对西方的认识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林则徐的时代，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竟以讹传讹地写道，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屈伸艰难。只要倒下去就爬不起来，故而英军毫无陆战能力，无需担忧。第二个时代是斌椿的时代，彼时西方则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东方。在斌椿眼里，西方的一切文明都可以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依据，不过是中华文明的余绪。每一个读过斌椿考察报告的人，在其中看到是另一个“清帝国”。

郭嵩焘旷达不羁，开启了检索世界的全新视角，并找到了中国开放的路径：变革制度、发展教育、兴办工商。尽管他知道，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

独倚危楼，空余几许烦愁。恨神州夜长，金瓯残破，星月无辉，酒醉人休。酣声一片，侧卧木榻事事忧。汝独醒，血荐轩辕，浩气长留。今世来生，冰心一片，欲殉国家之难，奋不顾身，不惧谤咒。

郭嵩焘并非只是惊艳西方民主，亦能洞悉其弊端。英国上议院议长格兰非尔曾向他发牢骚，说我不同意动辄用兵，在这一点上与阁下观点一致。1857年因为鸦片贸易出兵中国，上议院和下议院就争得很激烈，会都开不下去了。当时主张不用兵者是多数，然而终于没有获胜。我在议院很久了，国家决定用兵而在议会被否决的事，实在没有几次。郭嵩焘听了并不惊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议会并无一锤定音的决策力，“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但两党之间有时“负气而不相下”，郭嵩焘又觉得很可笑。对英国宫廷的形式主义，郭嵩焘也有微词。接受英王接见，要“久立一厅候见，既见，而转至前北向，俟引见毕乃退，各国公使无敢先归者”。郭嵩焘由是感叹：“此邦一切礼仪从简，独此为虐政。中国朝贺，亦无如此久立者。”

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郭嵩焘也有自己的局限。因为实权皆为朝廷掌握，作为公使，仪式感更强。英政府也知道这一点，视郭嵩焘为礼仪花瓶，每每出入觥筹交错的上流社会，自是满眼温文尔雅。他在曾国藩大营最初接触洋务时，对洋人的彬彬有礼也印象颇深。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与西方交往，只要 “以理格之”“以礼通之”则可。这未免有点天真，有时候，有理无理只能是大炮说了算。不过，郭嵩焘并不偏执。比如，他洞悉到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野心，就一再疾呼：“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嘁，你们的心可真大，大祸将至，还能按时吃饭？只是，火灾将起，呼号者反被视为疯魔，他的警示醒言被直接“黑屏”，结果一语成谶，大错铸成。本欲了却君王事，岂料竟被秋风伤，独徘徊，遗恨长，满腹悲情付愁肠。

虹霓只是一道远方的风景，风和雨才是生活中的常态。

孤 灯

在晚清官场，郭嵩焘是暗室中的一盏孤灯。

才华丰沛、视野宏阔，他本来可以被历史聚焦，领衔出演一幕时代活剧，却因为清廉自守、出言无忌而被官场边缘化。就像一出大戏的拉幕人，只是在转场间留下几帧落寂的背影。如果走进郭嵩焘的世界，你会有一种徜徉湖畔的感觉，微风拂面，细雨靡靡，真诚像潺潺流淌的碧水，让你的心沉入就不想浮出，因为有太多的高贵等待你去打捞。

郭嵩焘与左宗棠的交往，始于相敬，终之背弃，亦可见其人品。

郭、左是老乡，求学时即交好，为避战乱，两家还同觅山间清幽之地，诛茅筑屋，做逍遥客。科举连续受挫的左宗棠对仕途或已心冷，想做名士而浪迹江湖，以至1852年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湖南巡抚张亮基邀他出山退敌时，推辞不就。郭嵩焘知道好友蓄志怀才，鸡鸣起舞，一再劝勉激励，左宗棠才为之心动，穿越炮火硝烟缒城而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仕途之路。

对左宗棠的举荐，郭嵩焘可谓不遗余力。在南书房时，左宗棠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帐下幕僚，一次咸丰问起左宗棠情况，郭嵩焘不吝赞词：“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他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咸丰听了露出欣慰之色。见皇上心情不错，郭又进言：“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山之理。”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嫉贤妒能更是官场积习。咸丰焉能不知？郭嵩焘这番言辞恳切的举荐，应该给咸丰皇帝留下了极正面的印象。

后来，左宗棠捅了一个娄子。狂傲不羁、恃才傲物的他，即使“叨陪末位”也要耍大牌儿。一次，零陵总兵樊燮拜访骆秉章，没有向这位师爷行礼，让左宗棠十分不爽，抬腿就是一脚，呵斥：“王八蛋，滚出去！”堂堂朝廷二品武官，竟然遭到一名举人幕僚打骂，忍了，还有何面目行走于江湖？在湖广总督官文的支持下，樊燮状告左宗棠“欺罔贪狠”，把持湖南政局。咸丰下旨严办，如果查实无误，就地“咔嚓”。后来左宗棠化险为夷，是因为皇上被奏折中的一句话打动：“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联想到郭嵩焘的那一席话，才决定法外施恩，并破格召见了他。见面一聊，印象不错，即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湖南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心存感激。发迹后，找到向咸丰皇帝上奏折的大理寺少卿潘祖荫，一见面便下跪谢恩。潘祖荫谦辞，左宗棠也不隐讳：“我不是跪你，我是跪你在折中所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潘祖荫笑称，此言是依郭嵩焘之意；上抵天廷，也是受了郭嵩焘之托。当时郭嵩焘被僧王参劾，已经边缘化，无力向皇上保荐，才找到同在南书房当过值的他施以援手，言之殷殷，情之切切，故不忍相拒。并告诉左宗棠，闻公遇祸，郭嵩焘忧心如焚，四处找人为之疏通。左宗棠一听，略显尴尬，强做笑颜道：“筠仙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左宗棠为什么“略显尴尬”？此时，他已经与郭嵩焘关系疏离。

左帅功在社稷。请缨西征、白发御敌，总督府三声炮响，大将军一马当先，身后是六万湖湘子弟和一口黑漆描金的棺材。车辚辚、马萧萧，一战而复新疆，为维护国家统一，功耀日月。但是他也有“短板”，恃才傲物、不知感恩。曾国藩是他的老乡，屡次助他；左宗棠后来居上，与曾国藩双峰并峙后，就顾盼自雄了，以贬损曾国藩为快。因为郭、曾交谊甚好，也连带挤兑起郭嵩焘。这位在沙场运筹帷幄的大帅，对官场厚黑也颇有心得，在关键时刻补了致命一刀。

事情是这样的：任广东巡抚时，郭嵩焘曾接到官场前辈、同是封疆大吏的骆秉章密函，请他在族人的一件官司上稍作通融——一邓姓生员在骆氏祖坟不远处葬骨坛三穴。骆家族人不干，指其“盗葬”，要抢他们家族风水。“盗葬” 的标准，广东地方的章程较朝廷礼部的规定更为宽松，因为太过严苛会浪费土地资源。郭嵩焘如按礼部规定顺水推舟，判赢骆家族人，有法可依，还买了骆秉章面子；但是他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站在了邓氏生员一边，既得罪了骆秉章，也和与骆秉章交好的总督瑞麟更加不睦。而后，又与朝廷派来调查督抚不和的左宗棠彻底翻车。左宗棠与郭嵩焘本是儿女亲家，受命前曾以此为由请求回避，以示无私；受命后却向朝廷连发四折，直言广东军务种种失误，皆因郭嵩焘不顾大局，“迹近负气”所致，甚至诬陷一向清廉自守的亲家有贪污嫌疑。

郭嵩焘得知左宗棠奉旨前来调处，还一度窃喜。不想亲家不讲“武德”，出手刁钻，刀刀致命，愕然之余，已无力辩白，如同遭遇绊马索，只能束手就擒。真是：恨与怨，无尽头，月移窗罅春寒重，对天泪双流。曾记否，为避祸，共做逍遥游？荐君心如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谁料想，多情却被无情恼，痛、痛、痛，夜风不喑知人苦，残星难解说人愁。

郭、左交恶，缘起进剿太平军余部。左宗棠嗔怪粤军配合不利，致使弁勇受损，军火被劫。他本来就对郭嵩焘出任封疆大吏不忿，自谓百战艰难乃获开府，郭竟安坐得之，有心以亲信取代。接连四折相逼，确是以怨报德。粤军纲纪松弛，广东总督瑞麟昏聩无能，好大喜功。受命节制闽、粤、赣三省军队的左宗棠心有怨忌亦属正常，不过他把责任归咎于郭嵩焘，是项庄舞剑，意在那颗巡抚大印。因为广东督抚失和，实权原本不在郭嵩焘手中。

1866年9月，左宗棠因功受封恪靖伯，赏戴双眼花瓴；左部将士个个升擢有加，额手称庆；郭嵩焘却一腔忧愤，将巡抚大印交付继任 —— 左宗棠举荐的亲信后，在一个细雨靡靡的早上，轻舟驽马、黯然返乡。

1881年左宗棠升任两江总督，赴任时经过湖南老家，或许是觉得有愧于老友，执意要去郭嵩焘府中探望。如果说樊燮事件他得以脱身，尚不知是郭嵩焘上下斡旋的结果；当潘祖荫揭示真相后依然对郭嵩焘落井下石，就令人唏嘘了。彼时，是左宗棠人生的高光时刻，郭嵩焘却因为守旧势力陷害，再一次从驻英公使的任上被免，人生已经翻盘无望，迥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又基本拜对方所赐，我不知道曾经的挚友相对而坐，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 揖是免不了的，只是不知道，左宗棠在郭嵩焘开门纳客时那深深的一揖，是忏悔里有自诩，还是礼仪中露真情？两江总督起身归返，身心俱疲的郭嵩焘站在已然斑驳的大门外，遥望逐渐远去的车仗，旌旗飞舞、甲士簇拥，不由百感交集。繁华与凋零，如花开花谢，要受到时序的制约，更要听从命运的摆布。回望当年与左宗棠把臂入林、白衣送酒的桩桩往事，恍如隔世。那时候，两人年方豆蔻，意气风发，“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如今都已年过花甲，两鬓飘霜，一个头顶光环，衔皇命以赴江海；一个身负骂名，被贬斥蛰居乡间，人生无常，莫过于此。郭氏未曾料到，就此一别，几年后两人再见，左宗棠已静卧于棺椁，自己则垂涕于灵前。虽然怨忧未解，他还是“伤感不能自已”，真情撰联以挽，高度评价了这位一再负他的乡党：

“平生自许武乡侯，比绩量功，拓地为多，扫荡廓清一万里；

“交谊宁忘孤愤子，乘车戴笠，相逢如旧，契阔生死五十年。”

郭嵩焘在官场屡不得志，曾国藩说他是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没有能力处理繁杂事物，不适合为官。事实果真如此吗？

郭嵩焘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只是著述之才。1844年进京参加会试，客居曾国藩宅邸时，在写给友人刘蓉的信中就表示，希望刘蓉和曾国藩卓然立之于世，自己愿意策马相随。入值南书房，咸丰曾直言以告，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太多，让他潜心读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后来派他到僧格林沁大营帮办军务，还特别强调：“汝与他是平行，不是随同效应，不要认错此意。”也认为，郭嵩焘可以统兵布阵。

其实，为官无外乎德、才、能。郭嵩焘的德、才自不必说。以能而论，识人为要。他说过一句颇为自诩的话：“文正、文襄一时无勋，发端亦由彼人。” 确实，曾国藩没有他的劝说不会组建湘军；左宗棠出将入相更与他息息相关。任职江苏、署理粤抚，政绩亦可圈可点。后出使英国、兼使法兰西，面对繁杂的外交事务也打点得井然有序，赢得驻在国朝野普遍尊重。他办事认真，严于律己，浊流自清，无争尘世千变；气节如松，忠义写尽幽香苑。在两淮盐运使任上离职时，书吏告诉他：“从前收数不及匣费一千之数，今以收至十余倍之多。以匣费论，亦当得万余金，尽可照章支取。” 郭嵩焘淡然一笑，说收银多有偶然因素，如果继任 “援此为例”，也按“偶然之数”支取匣费，就会开了滥支匣费的恶劣先例。本可轻取万金，结果郭嵩焘只取一千。然后，一个转身，如一缕清风悄然离去。任职广东巡抚，是郭嵩焘仕途的高光时刻。他朝乾夕惕，宵旰忧劳，本欲一展胸中抱负，不料栽到挚友手里。同为封疆大吏的丁日昌对他的境遇有过一段评语：“而遽去位，吾粤之不幸，抑亦公之不幸也。诚令在粤能及十年之久，可以贻数十百年之安；即暂留四五年，亦数十年之利也。”

郭闻此言，几欲垂泪，说明他对自己的行政能力也不轻薄。

郭嵩焘在仕途上一路落荒而去，是因为太不见容于暗锤频出的官场了。那年他奉旨出京帮办僧王，干好了，应该是一次出将入相的机会。郭嵩焘也确实尽心竭力，赴烟台等处查案时，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收礼，依律整肃了一批贪官污吏。本来功在社稷，僧格林沁却因为郭嵩焘在军务上与自己意见相左，遇事又不事逢迎，便罗织了N项“罪名”上折弹劾。郭嵩焘终于不敌，黯然返京时仰天一声长叹：“忍苦耐劳，尽成一梦。”不过，真正的辉煌，不是在肉体上致政敌于死地，而是在精神和人格上令对手折服。即便战败，对手也会持剑向他远去的背影致敬。左宗棠桀骜不驯，春风得意时专程赴郭宅示好，当然不是忌惮郭嵩焘的影响，而是被老友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面对太阳站立，有谁能为身后拖着的阴影骄傲？僧格林沁也令郭嵩焘丢官降级，把他送入了人生的黑暗处。可是晚年，这位蒙古王爷回望自己与郭嵩焘的共事始末，不由发自这样的感叹：“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吾深愧当时之不能相察也。”

没有害人之意，也无防人之心，待人真诚，以为会投桃报李。可是，下雨的时候连影子也会缺席，何况功利市侩的晚清官场？

郭嵩焘回乡，闲居八载，岁月空掷。圣人不贵尺之壁而重寸之阴，八年的时光在蹉跎中度过，对于一个满腹经纶、胸怀大志的时代先行者，落寂可想而知。再次出山，郭嵩焘年近花甲，一头青丝已被白雪覆盖。

如果以花做比，左帅是一朵刺梅，傲霜怒雪，顶风绽放。开得豪横却也扎手，弄不好还会被其所伤；曾侯是一朵牡丹，幽香而尊贵，让周边的人高山仰止；他说郭嵩焘并非繁剧之才，或许是因为太了解官场的险恶和友人的性情了，满池泥污，怎容一股清流？而郭嵩焘则是一株高山上的雪莲，不与邪恶为伍，不与世俗合流，冰清玉洁，傲然独立。他不是没有理政统兵的能力，他的“莹澈无瑕”，使他不能见容于腐朽酸臭的官场；他的“芬芳悱恻”，也不适合于尔虞我诈的仕途。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或许应该成为一位诗人，折一支兰花、采几粒红豆，寄情山水，快意人生；亦或做一名学者，纸上写春秋，笔下走乾坤。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可是，他因为胸膛里跳着一颗报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偏偏误入仕途。于是，功业和繁华成了别人的风景；属于他的只有无尽的伤害，有如背影，只要在仕途上行走就会拖在身后。

随着1876年的那艘邮轮驶向英伦，郭嵩焘的悲剧人生曲终幕落。

无妄之灾

世上最悲催的遭遇莫过于——你试图把对方引入天堂，对方却处心积虑要把你推进地狱。

郭嵩焘太纯净了，纯净是昂贵的奢饰品，在暗锤伤人的晚清官场根本没资格拥有。登上英伦三岛，他在为异域的繁华感叹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双诡异的眼睛盯上了。郭嵩焘原以为有恩于他，一个进士不第的举人，因为他的保荐得以进入仕途；而这位“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势”的副使，恰恰因为郭嵩焘最初提名他为参赞而非副使心生嫌隙，后来又因为国书上未列他的名字，记恨于心。世间最高明的伪装，是一只熊猫造型的钟表，内心布满机关，外表却憨态可掬。在与郭嵩焘虚与委蛇的同时，他的“小报告” 已经不断打向京城。如果没有李鸿章在朝中力挺，又是慈禧亲自动员他出使英伦，估计郭嵩焘的外交生涯不会超过一只夏虫的生命周期。

正、副使关系不睦，清廷权衡后，改派副使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

刘锡鸿官升一级，郭嵩焘心有不平。但凡以客观姿态看待世界的官员，皆为朝中守旧势力所不容。刘锡鸿与他们沆瀣一气，有着广泛的人脉基础，郭嵩焘能徒之奈何？在公开场合，他依然强作笑颜，风度是格局的袈裟，他不能让污水浇灭心中的灯火。然而一转身，依然无法抑制心酸的泪水。人事之悲，还有比捧出一腔赤诚却换来一瓢冰水更令人齿冷的吗？还有比皂白不分、正气不彰更令人无语的吗？听闻各种 “诬枉之词”，生性耿直的郭嵩焘夜不能寐、几次喷血，谁能体会，巨大的情感落差会带给一个人怎样的心灵撞击？

更多的险恶，还在前面的路上潜伏。

面具已经揭下，就不在乎真相的狰狞了。同为公使，刘锡鸿公开宣称：“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他。”如何不容？一日，应英方邀请参观炮台，风起、雨急，郭嵩焘披了一件英人递过的大衣御寒，这竟成了一条罪状，堂堂大国上使居然披洋人之衣御寒，真是有失天朝上国的风骨、颜面。巴西国王访问英国，郭嵩焘受邀参加巴西驻英使馆举办的招待茶会。巴西国王入场，郭嵩焘遵从外交礼仪，随各国使臣一起起立致意，竟也成了一条滔天大罪，“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音乐会招待各国使节，郭嵩焘数次取阅音乐单，也是“仿效洋人”，有失国体，罪不可赦。

没人能阻止恶的发生，就像没人能挽回泼出的水。而且，恶之花如同冰山，越是海面下的部分越峥嵘嶙峋。郭嵩焘知道，自己曾经倾注的真情，已渗进情感的不毛之地，鲜花不会在此盛开，美好不会因此萌生。

其实，刘锡鸿并非愚昧冥顽，他对“天朝”与泰西在制度上的优劣、实力上的强弱心知肚明，他不是蠢，是坏。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指鹿为马。郭嵩焘晚年曾痛斥这类虚伪的封建官僚，说他们对西方器物尽情享受，“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调取轮船”，可是“独不准百姓置造”。整天把“顺民情” 挂在嘴边，而对积极主张“师夷长技”的民情民意却置若罔闻，对“不达时务”的保守派议论则持之甚力。郭嵩焘感叹“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一眼洞悉，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正是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见这些指控不能一击毙命，刘副使甩出新的“王炸”。因为郭嵩焘的举止不卑不亢，进退有度，合乎国际礼仪，不像他，餐间高声大语、吐痰咳嗽。英国人称赞郭嵩焘是“所见东方最具有教养者”，本来是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被刘氏一伙当成“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的佐证。更有甚者，造谣说郭嵩焘“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

巨轮之下皆是齑粉，不让自己被“风暴之眼”吞没才是王道。

可是郭嵩焘天性纯真，对封建官场上的自保之道全然无视。清廷曾要求驻外使节把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呈送总理衙门，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深谙自保之道者，皆在日记中大肆贬损外国，称颂大清，以示“政治正确”；郭嵩焘却把出使英国的见闻和思考，如实写成《使西纪程》，冒着“以夏变夷”的罪名，在对比了中、英近代史后，认为，君主立宪政体先进于封建专制制度。

书稿呈送总理衙门，竟连当时的开明之士都无法容忍，说郭氏的海外日记 “中洋毒，无可采者”，“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更遑论守旧势力的围剿了。这之前，刘锡鸿的举报还缺乏实证，现在好了，白纸黑字，郭嵩焘逃无可逃！

1879年8月，郭嵩焘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免职召回。

大雁没有展翅，不是因为缺少勇气，而是对岸的风景已经被雾霾淹没。没有憧憬的飞行，雾气也会打湿翅膀，何况风雨？出使英伦，郭嵩焘原期待是一场人生的盛宴；谁料想，曲终人散无处归，犹如离群雁。雁离群，情难堪，魂飞梦绕回乡间。知否？桑梓叶落处，已是骂声一片。

细雨靡靡，草长莺飞，本是江南烟雨客赏景好时节：小巷、牌楼、古城墙，绿水、石舫、红灯笼，故乡湘阴的青石板路多少次走进郭嵩焘的梦，那里才是他心灵栖息的港湾。郭嵩焘没有按照朝廷惯例赴京交差，直接称病返乡，以示心中不平。他想逃离命运，命运却与他狭路相逢，那是一条华容道。可惜，守关者不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而是急于致他于死地的顽固守旧势力。人生如一条峡谷，踏进入口时就开始寻找出口。为了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强盛，郭嵩焘擎起心灯、艰难求索，不奢望出口处有花团锦簇，终未料，竟是虎狼环伺。

汉奸！贰臣！卖国贼！郭嵩焘所到之处，一片喊打之声。连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绝靠岸。共情，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如冬日的炭火，可以温暖孤独与落魄。倘若变成情感的哗变，就会使真相和良知化作灰烬。忧国忧民的一介志士，居然成了过街老鼠。人声鼎沸，郭嵩焘却仿佛置身孤寂的旷野；群情激奋，郭嵩焘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一片丹心，可昭日月，可是日月蒙上云翳，丹心何以自证？冰封雪飘的时候，即便喷洒的是一腔热血，也会在瞬间冻成冰凌！失落如同触角，触摸着郭嵩焘已然破碎的心灵。其实，出使时他已经对结局有所预判，所以才几次上书请辞；可是当厄运真的如期而至，还是猝不及防。

悲伤只能自饮。过往的日子删繁就简，剩下的是寒星与冷月。

蛰伏在家，眼见祖国被列强一口口蚕食，一腔报国热血却无处抛洒，愤懑如决堤之水，呼啸而至。燕雀栖于枝头，心愿不过是地上的几粒碎米；鲲鹏卓立岩上，志向则是头顶的万里长空。郭嵩焘守不住寂寞，仍对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表政见，积极参与省内的洋务和兴学活动。然而，羁绊在途，他已无法展示拳脚；谤言如潮，他已不能卓然自立。因为郭嵩焘办的学堂设有天文、算学等学科，即被一些人指斥为“其计狡毒”，吵吵着要“清内奸以杜外患”。闻之，郭嵩焘悲从中来，仰天长叹：“呜呼，世风败坏至此，可谓痛哭！”

为官时短，闲居时长，这使郭嵩焘有可能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观察帝国大厦的危亡之兆。他对吏治腐败痛心疾首，认为好友曾国藩关于湖南致乱的原因“在贫人太多”，乃“俗儒之论”，指出吏治腐败才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晚年，郭嵩焘虽是赋闲之身，看到吏治不修，民生凋敝，世风郁塞，老百姓投诉无门，且越演越烈，仍深为忧虑。他曾记述一事：湖南永州太守与一巡检勾通，诈人钱财后杀人灭口。事发，湖南省按察使不仅不打算惩治罪犯，反而意欲坐其母诬告，并公开说：“宁使万人含怨，不可使官受过。” 如此忤逆天道，大清焉能不亡？郭嵩焘郁结于胸，又无法与人言，只能在日记中怆然叹息：“今天时人事，吏治民情，流极败坏，凑拍一时，衰败之征具矣，念之益自危惧也。”

他以思想家的敏感、政治家的眼光，预感到清王朝“大限”将至。

生命的最后十年，郭嵩焘的境遇凄凉而悲惨：老树、枯藤、昏鸦，冷风、暗月、瘦马，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说成是“通洋卖国”。他悲叹：“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是啊，人海茫茫，全是陌路；声浪滚滚，皆为寒风。记忆已成碎片，上面刻满心痛，郭嵩焘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的洋务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

他是心有不甘，要把世人认为的“罪言”立此存照，留待历史鉴别。

“罪言”二字，锥心刺骨、撕心裂肺，一笔一滴血，一字一行泪，饱含着郭嵩焘的多少愤懑与无奈？

信手拈来几例他的“罪言”——

出使英国，后兼使法兰西，郭嵩焘参观工厂，加入会堂，或听讲演，或观实操，感受最深的是弥漫在社会中的求真务实之风：“其民人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国家设立科条，尤务禁欲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而又严为刑禁，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认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一再感叹：“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

郭嵩焘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西方崛起，除了制度、观念，“惟人才胜而诸事具举”。感叹：“此邦陶成人才，无微不至，国势方兴未艾也。”人之聪明本来“不甚相远”，但反观大清，由于当政者昏聩专断，人的聪明才智被顽固保守势力所窒息，只能“委顺以从中枢之意”，结果导致“人才寡乏”。

郭嵩焘甚至质疑“圣人之治”，认为靠君主个人道德维系的盛世不能持久。可以持久的是“公之众庶” 的政治，这才是西洋繁荣的源头。预判，即便尧舜生于今日，也会汲取西洋之法以自强。

——如此褒奖西方，轻慢故国，不是“汉奸”是什么？

窗外，半弯残月；屋内，一盏枯灯。

那是三湘大地又一个秋日。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香气飘入室内。郭嵩焘贪婪地吸吮着，深感活着真好！他为理想向死而生，对人生却无比眷恋。自知灯油将尽，躺在病榻上把人生最后一次复盘。曾经的梦碎了一地，捡起、拼接，成了布满裂痕的镜片，折射出的影像早已不复当年。淡去的是幽幽岁月，留下的是无尽叹息。人生就是一场戏，大幕落下时才发现，最忠实的观众竟然只有自己。日子像是倒在掌心的水，无论摊开还是握紧，都从指缝中悄无声息地流走了。即便有片刻烟花绽放，也遮掩不住整个生命底色的惨淡无光。

据实而论，在晚清官场中，郭嵩焘学识渊博，眼界宏阔，没有之一。他不仅与先秦诸子可以对坐长谈，煎梅上雪，听秋雁长歌；吞饮湖海，邀千帆竞过。还可以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西方先哲为同调，在异域的文化海洋里弄潮泛舟，听涛声涌向天际，看旭日跃出海面；对培根，他尤其推崇，认为“英国讲实学者，肇自培根”。与马克思所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竟然不谋而合。他孜孜不倦地丈量着中西文化的思想疆域，努力探究富国强民的真理，站在时代峰巅，呼唤人类文明光照大千。他是柳条上的第一抹新绿，当料峭的北风还打着呼哨时，已经悄然绽放在时代的枝头。可惜，一场历史的“倒春寒”，让他凋敝飘零。但即便如残叶落下，他也要随风起舞，展现生命的最后一瞥惊鸿。

郭嵩焘长长吐出一口气，似乎要把胸中的郁闷宣泄。没人懂的时候，他像昙花一样，在静夜里傲然绽放。他相信，暗香浮动，穿越时空，总有一天，世人会被花香牵引，停下脚步，回过头向自己注目。他吃力地撑住床沿，青筋裸露、瘦骨嶙峋，如同一棵虬曲盘结的枯树；灯光下，银发如霜、白髯似雪，像是枝头将落未落的败叶，在岁月中摇曳、颤抖，使人生的垂暮纤毫毕现。家人搀扶着他起身，艰难地移步案前，颤巍巍饱蘸浓墨，在米黄色的宣纸上留下两行绝命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写罢，掷笔于案。不日，气绝而亡，时年73岁。

英雄迟暮，壮士魂归。是牵挂身后有未了之事，还是喟叹一生命运坎坷？郭嵩焘眼角沁出的两滴泪，闭眼时都不曾滴落。

人生有落幕，历史没有终结。郭嵩焘的生命停摆后，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封他一个谥号。谥号是清廷对已故官员的认可与褒奖，凡生前有所建树的文臣武将皆有封号追谥。以郭嵩焘的资历、官位和贡献，死后追加一个谥号本是妥妥的事。可是李鸿章的奏请却未被慈禧恩准，后来郭嵩焘还险被守旧势力开棺鞭尸。谁说梅花没有泪，只是冰雪还未寒透梅花蕊。隔着烟波浩渺的世纪风云，我分明看见，郭嵩焘眼角沁出的那两滴泪，混浊、凄凉、无奈，令人心碎；他一生的追求、荣辱、坎坷、忧伤和凛然不屈，都已经融进了这两滴热泪中。

杜卫东，著有《杜卫东自选集》4卷，长篇小说《吐火女神》《江河水》《山河无恙》，散文集《岁月深处》，编剧作品《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江河水》《新来的钟点工》。曾获《人民文学》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散文奖、全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等。曾任《人民文学》副社长、《小说选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