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润东你认识吧？听说你和他关系不错，帮我去说说他。”培训部主任张育民匆匆忙忙跑进我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了这句话。我莫名其妙，看着他没有说话。他赶紧解释说，刚刚带班老师回来说，最近到松毛岭现场教学时，总是有一个姓黄的老头，拉着我们的学员，要求政府关心关心。带班老师都是新入职的，不认识这个黄老头。黄老头的言行严重地干扰了教学，也损害了我们当地的形象，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张育民打听了一下，松毛岭那边姓黄的老头只有黄润东，所以要我出马找黄润东。

黄润东？我脑海里迅速搜索着这个名字以及相关信息，很快想起了居住在松毛岭的那个怪老头。那是我当年开发松毛岭教学点时经常接触的一个人，不过自从四年前离开培训部岗位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联系过他。我便对张育民说：“这是培训部的事，你自己不会出面去找他吗？”

“我跟他不熟。我不是刚到这个岗位吗，不然怎么敢劳驾您老人家出马？”张育民到培训部这个岗位不到两个月，确实对松毛岭和黄润东这个人不熟。

“好吧，那一起去一趟松毛岭。”在同一个干教中心，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何况这也是举手之劳的事。干教中心全称为市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专门负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为了增加培训实效，我们中心开发了多处现场教学点，供学员们参观学习，其中闽西松毛岭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教学点。教学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培训质量，所以整个中心都十分重视教学点建设。我们中心下设多个部门，最重要最不好做的就是培训部，部门负责人经常调整。我在培训部干的时间长，后来坚决要求轮岗到其他部门，领导才勉强把我从培训部主任调到科研部当主任。科研部的工作具有一定弹性，大部分时间待在办公室，我终于过上了平静的上班族生活。

我和张育民坐在前往松毛岭的车上，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黄润东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他老糊涂了吗？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70岁，个头不小，有1.7米多，粗粗的黑头发，高颧骨，背微驼，沉默寡言。他住在一个破破烂烂快要倒塌的工棚里，从来不向人提要求。现在突然拉着陌生人要求政府关心他，不符合他的个性。难道他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吗？我疑窦丛生，心里也没个底。

松毛岭距离中心大约有50分钟的车程。我们到达松毛岭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培训班在那里开展现场教学。带班老师小刘看到我们，赶紧过来打招呼。张育民问她，那个姓黄的老头有没有来干扰教学。小刘说有，现在还在旁边呢。说完，她带我们到那个人面前。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穿,20世纪80年代的解放军服装样式的老头，也是黑头发，高颧骨，但我凭感觉不是黄润东。虽然有四年多没见，但我还是有把握，眼前的人像黄润东，却没有他那么高。这是谁呢？

我问老头姓什么，他说姓黄。再问名字叫什么，他说叫黄润南。那黄润东是你什么人？是我哥哥。

我一下释怀，此人不是黄润东，而是他的弟弟黄润南。我以前没见过黄润南，因为他并不住在松毛岭，而是在松毛岭下的另一个村子。

那你哥哥黄润东呢？既然不是黄润东，那劝说的事就与我关系不大了，此刻我更想知道黄润东的情况。

他死了，两年前死的。他死后我就来守郭公寨了。黄润南说。

哦，怎么死的？我大吃一惊。

老死的，还能怎么死！你不想想，他都80多岁了。还不死，想长命百岁吗？黄润南淡淡地说。

我无语，他说得对，人老得差不多了就会死，这是规律，谁也不能违背。但从一个弟弟口中说出，总觉得吃了苍蝇一样。

你为什么拉着这些学员要政府关心呢？你有事去找当地政府啊，这些学员又不认识你，有什么用呢？我试着和他说道理。

这些学员不都是当官的吗？我找他们比找当地政府管用。你看，我哥哥你们都去关心他，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这不公平！黄润南愤愤不平地说。

什么逻辑？我被他一呛，不想和他说话。我使了个眼色，让张育民和他周旋。我的思绪被黄润东三个字带出好远。

二

黄润东和我不是一路人。如果不是因为现场教学点的开发，我和他永远不会产生交集。而这中间，如果不是项长生，即使开发现场教学点，也未必和他挂上钩。那天，项长生带着我见到黄润东时，我高度怀疑黄润东是项长生的亲戚或者什么关系，试图通过我获得某种扶持。项长生告诉我，要开发的现场教学点郭公寨红军指挥所就是黄润东的家。我说现场教学点的权属归地方，由县委组织部负责协调解决，我只管使用。项长生说，主任，话不是这么说，黄润东家的情况您也看到了，一家五口人挤在这破破烂烂的工棚里，我们如果有办法，就不能帮助他家解决点问题吗？郭公寨红军指挥所他是同意拿出来的，而且没提任何要求。但是，您是市里的干部，可以借助打造现场教学点的机会给地方说说，让他一家人起码有一个藏身之地吧？如果不是项长生硬拉着，本来我是没必要来看他的。现在这个项长生倒打我一耙，故意叫我难堪。我没有再说话，心里满是不悦。

黄润东站在工棚内，头顶的太阳透过工棚裂开的石棉瓦照射下来，全身一片斑驳。他用残缺的茶壶给我们倒茶，大部分时间沉默着，全程只说过一句话：长生，我不需要帮助，郭公寨的屋子要用就拿去用吧。

虽然屋子里光线昏暗，项长生还是感到了我的不满，只好向黄润东告辞，悻悻地走出工棚。

从黄润东家里出来，项长生生气地对我说：李主任，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说完，他气呼呼地走在前头，对我不管不顾。

我也不想理他，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事前不跟我商量，到头来倒怪到我头上来了。我打电话给驾驶员，叫他把车开过来。我一言不发坐上车，也不想留下来吃午饭，就呼的一声坐车回市里。

项长生是当地的一个生意人，常年在厦门做生意，突然在三年前关注起家乡的松毛岭。原因很简单，他发现很多人已经对松毛岭战役那段悲壮的革命历史渐渐淡忘，一些重要的革命遗址也没有得到保护，于是决定回乡成立保护协会，专门宣传推介松毛岭。因为我在市干教中心负责培训工作，所以他找到我，请我到松毛岭现场察看，要求把它列入全市的现场教学点。松毛岭的历史价值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有疑问。我对他说，松毛岭战役不是在长汀的钟屋村吗，怎么会在你的家乡？项长生说，李主任，你这话问得奇怪，我的家乡本来就在松毛岭脚下，长汀钟屋村在松毛岭北面，我的家乡在松毛岭南面的温坊村，整个战役从南面打到北面，不是很正常的吗？怎么会只有北面的战场呢？我听到他的话，将信将疑，就说待现场勘察后再确定是否有开发价值。我将此事向中心领导汇报后，没想到他一口同意，并让我具体负责此事。就这样，我和项长生的交往多了起来。我叫他老项，他叫我李主任或小李主任。我姓李，叫李乐，是市教育培训中心培训部主任。

我知道老项说我是怎样的人，但我确实不是那样的人。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生老项的气。他也有充分的理由生我的气，他最看不惯的就是行政部门的人，不管官大官小都带着一副官僚相。近三年来，他为了保护宣传松毛岭，将做生意的积蓄全部拿出来，现在生意几乎停了，积蓄也用得差不多。他说，这些都没关系，最令他伤心的是政府部门的人许多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不相信他会贴钱做公益，怀疑有什么企图。办事情也特别难，在他看来小事一桩的，就迟迟不给办，非要找到更大的领导压下来才给办。他不会给人送礼或给什么好处，说自己就是做公益事业的，如果还要通过送礼给好处才能办成事，那还有什么意义。就这一点，我特别佩服老项。今天这事，主要是怪他事先没有通气，当面给我难堪，让我处于不仁不义的局面。回到市里后，我开始后悔了，特别是坐上车后扔下他不管这个举动让我不安，更坐实了他认为当官的都一副德行。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民家庭就是我的标签，怎么就成了他眼中的官僚形象呢？我一反省思想就通了，掏出手机就给老项打电话，说去他家一趟。好在老项也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答应在家里等我，还说在松毛岭挖了冬笋，正好做一锅冬笋猪肉芥菜煲招待我。

三

老项和黄润东皆与松毛岭有关，因此有必要介绍一番松毛岭和它的历史。说起松毛岭，在整个闽西都鼎鼎大名。因为山高林密，险峻陡峭，从这里经过的国道必须九曲十八弯才能越过大山，在没有开通隧道之前，人们坐车经过这里就像过鬼门关，胆小的都会吓出病来。松毛岭刚好位于闽西连城、长汀两县分界线上，整个山脉南北绵延80多华里，东西宽30多华里，山上生长满松树，故名“松毛岭”。在中央苏区时期，只要越过松毛岭，就可直达中央苏区最重要的城市汀州，然后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据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守住了松毛岭，就守住了红都瑞金，守住了党中央。松毛岭由此被称为中央苏区的东大门，在地理位置上极端重要。当然这是从东面战场角度来说的。事实上松毛岭能够在军史上、党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就是源于它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松毛岭能否守得住，成为一场战斗的关键点。然而，对比中央苏区时期其他战役，由于松毛岭战役存在着某些盲点，使它成为近年来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为什么会有盲点？我从民国版《长汀县志》上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民国二十三年九月……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据地方党史专家的介绍，这句话最能够为松毛岭战役做出注解：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长期以来，人们持有一个观点，认为松毛岭战役是以红军损失惨重而失败，所以当事人后来很少回忆这段历史，大多数专家学者也很少专门去研究这场战役。随着当事人年事已高，并逐渐离世，这场战役失去了研究的最好时机，也使更多的争论存在于民间。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战役，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1934年夏天开始，中央苏区危在旦夕。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已基本确定，中共中央和红军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早在一年前，蒋介石的50万兵力，就步步为营向中央苏区推进，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都极度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面对不断的失利和牺牲，红军却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结果就是每一次打仗就像给自己上了一个紧?咒，疆域越来越小，整个防线压到了核心区域。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松毛岭战役打响了。1934年9月1日至3日，驻扎在松毛岭的红一、红九军团在松毛岭附近的温坊村歼敌4000多人，取得战斗胜利，被中革军委称之为温坊大捷。温坊大捷被称为第五次反“围剿”唯一的一次胜仗，战斗总指挥朱德还写下《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得知东线进攻大败的蒋介石大为恼火，直接下令调动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取代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要求顾祝同重新调整进攻部署，务必尽快跨过松毛岭向瑞金推进。经过短暂的调整，9月23日，敌东路军第三十六师在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协同下，配备飞机、大炮向松毛岭猛烈进攻，松毛岭战斗打响。在松毛岭的前沿阵地上，数小时内敌人发射了几千发迫击炮炮弹，空中“黑寡妇”飞机轮番轰炸。红军官兵们都知道守住松毛岭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多坚守一刻，中央苏区就多一刻安全。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数以万计的地方武装部队与敌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官兵们整排整连地牺牲，阵地却依然死死地守护在红军手里。经过整整七天七夜的殊死战斗，松毛岭的白叶洋主阵地失守。根据命令，驻守在松毛岭的红军从山上撤退到长汀的钟屋村。担任阻击任务的红九军团在完成任务后，从钟屋村踏上漫漫长征路，从而成为第一支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主力红军。后来专家学者对松毛岭一役牺牲人数分歧很大，从五六千人到一万多人，总之红军的伤亡十分严重，据说当时战场上血流成河。

时间一晃而过，远离了战争的硝烟，松毛岭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到来而名扬天下。也许在那些革命者的心中，成千上万长眠在松毛岭的战友们，是他们心中难以释怀的痛，认为自己牺牲那么多就是失败，不愿意过多地提及这场战争。而松毛岭北面的钟屋村因为是第一个长征出发地，被人们誉为长征的零公里处，从而声名大震。相比之下，那场做出重大牺牲的松毛岭战斗，依然默默无闻。

老项本来对这些并不在意，一切都源于在厦门偶然遇到一位研究军史的发烧友。这位发烧友是从部队转业的一名军官，在一次酒桌上告诉老项松毛岭战役的故事。老项听后大吃一惊，知道温坊战斗和松毛岭战斗，却没想到发生在自己家乡的战役竟然那么重要。老项说，松毛岭战役不是失败了吗？我的家乡有个无祀会，就收了很多红军的遗体进行掩埋呢。

转业军官告诉老项，以前人们往往把温坊战役和松毛岭战役当作独立的两次战斗，实际上应该是一次战役中的两场战斗，松毛岭战役不是惨败，而是惨胜。松毛岭战役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就是胜利之战。

老项被他一点，想起了家乡的松毛岭还有几十年来流传至今的故事。一个激灵，许多关于革命往事的记忆涌了上来。

转业军官说，可惜对松毛岭战役的研究宣传都很少，对松毛岭遗址的保护更是少得可怜，一个偌大的松毛岭只有北面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

老项被他一说，乘着酒兴夸下海口，没人宣传我来宣传，没有保护我来保护。

转业军官说，算了，老项，你是生意人，还是好好做你的生意吧，我也只是说说感慨而已。好了，不说了，喝酒，喝酒。

老项喝不下酒了，心里头惦记着松毛岭和它的故事。就这样，他开始踏上松毛岭战役的保护宣传之路。一年后，已到天命之年的他干脆回到家乡，将家里已经废弃的老房子简单收拾一下，作为新成立的保护协会办公地点和自己的住处。妻子数落他厦门的高楼大厦不住，跑回家住危房，厦门的妻儿不要，跑回家去陪伴死佬骨头。死佬骨头是当地的说法，指尸骨。他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和一帮人将散落在各地的烈士遗骨统一安葬。家里人不理解，认为这是晦气的事，强烈反对他干这个事。他不管，依然乐此不疲。

在安葬烈士的同时，老项瞄上了郭公寨黄润东的家。郭公寨是挂在松毛岭半山坳的一个村子。村子很小，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七八户，不超过百人。战争一来，大部分都搬迁到山下的村子里投靠亲友了，只有黄润东的爷爷一家，舍不得家产，留在了寨子里。老项在转业军官的帮助下，发现当年温坊战斗和松毛岭战斗的时候，郭公寨都是红军的指挥所。然而，这段历史从来没有人提及，甚至没有人相信。老项痛心地说，现在的人宁愿相信那些看上去感人而实际上虚假的历史，反而不愿去找寻真相。

老项将自己的发现写成一篇文章，发在当地的报纸上，引来了轩然大波。除了部分人相信外，很多人都说他是胡说八道。有一帮人说，钟屋村已经有一个观寿公祠的红军指挥所，怎么无端跑出个郭公寨指挥所？完全是无稽之谈。报社收到了很多关于这篇文章的抗议电话或信件，编发稿件的编辑将这些抗议内容转给老项，请老项解释。

老项气愤地对编辑说，这些人无知，不值得回复他们。编辑说，如果你老项不回复，那就等于我发了失实文章，报社就会扣我的钱，甚至处分我。老项说，现在党史研究已经明确，松毛岭战役包括温坊战斗和松毛岭战斗两部分。温坊战斗发生在松毛岭南面，指挥所怎么可能设在北面呢？还有战斗的态势是国民党进攻红军在后退，指挥所也是从南面迁移到北面，是符合战斗规律的。他为了给编辑一个交代，整理了老同志的回忆录、《红色中华》的报纸等许多材料，其中也包括住在郭公寨的后人黄润东的回忆材料。

黄润东的爷爷黄田畴、父亲黄金贵是当年松毛岭战役的见证者。但他们早已不在人世，能够清楚这些的只有黄润东。老项在村里一个老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在工棚居住的黄润东。老项的家就在温坊村，当年的温坊战斗就发生在这一带。村里一位90岁的老人告诉他，温坊战斗的时候红军从松毛岭冲下来，指挥战斗的地方就是郭公寨。这位老人听黄金贵说起过红军首长在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但老人年纪太大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说黄金贵的儿子黄润东应该会了解这些。老项不懈努力，找到了黄润东。编辑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便和老项合作写了一篇黄润东回忆爷爷讲述那段历史的报道，还配发了郭公寨黄润东家的老房子。我从报纸上读到了那个报道，为了叙述方便，将其中的片段摘录出来：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压来，松毛岭成了中央苏区东部防线最后的屏障。松毛岭之战，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的最后一战。

……

黄昏时分，红军指挥部官兵悄悄进驻松毛岭下的郭公寨。郭公寨住有7户人家，6户农户因害怕打仗，早已搬到山下去了，只剩下黄田畴一户没走，因为他租种的田里还有几十担稻谷尚未收割。

进驻郭公寨的红军战士自觉露宿在农户屋檐下，对老百姓有礼貌，借东西及时归还，主动下田帮黄田畴将稻谷全部收割上来。战斗间隙，有个高个子首长经常带着警卫员帮黄家挑水、劈柴、喂牛。后来他从警卫员那里获知，这个首长就是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天下还有如此心系百姓的军队？黄家人惊叹不已，也深深认识到这支部队是贫苦百姓的队伍，值得信赖，于是主动将三间正房腾出来，供红军指挥部使用，黄家人全都搬进旁边的寮房。

红军指挥部进驻黄家期间，粮食吃完了，不得不向黄家借粮。黄家二话没说，慷慨地将一头牛、一头猪以及一谷仓的稻谷借给红军。红军首长认真地写了一张盖有三角印的借条交给黄田畴，并一再交代要好好保存，将来革命胜利了，这是归还的凭据。

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迫后撤，实行战略转移。驻在郭公寨的红军主要指挥员，在黄田畴、黄金贵父子的护送下，从小路安全到达山后。

红军刚走，国民党民团就冲上郭公寨乱枪扫射，打破了黄田畴家的锅灶、水缸等用具后，逐间房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在黄家谷仓里，藏在米筒里的那张红军借条被搜了出来，黄田畴当即被毒打，民团威逼他说出有关红军的情报以及其余黄家人的下落。面对民团的穷凶极恶，黄田畴坚贞不屈，没有说出任何线索，最终被毒打至昏迷。

由于伤势太重，黄田畴在反动民团走后仅一周就吐血去世。黄金贵强忍悲伤，铭记父亲的嘱托，坚守松毛岭，积极参加红军游击队，常常为队员送盐、送米、送药，与反动民团展开游击战，守护好红军战地遗址。

正是因为这则报道，我也开始关注起松毛岭这场特殊的战役。不久，老项就送上门来，向我普及了一大堆关于松毛岭战役研究的最新情况，然后就把我带到了黄润东的工棚里。

四

冬至就快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松毛岭的温度比市里低四五度，温坊的温度也比市里低两三度。我到老项家里的时候，水沟里薄薄的冰块还没融化，脚趾明显感到轻微的疼痛。老项呵着热气，和我大声打招呼，像往常一样把我拉进屋子。我的身上瞬间暖和起来，僵硬的脸上开始有了知觉。

老项家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泥瓦房，与村里鳞次栉比的新房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他说，当年离开家在厦门买了房，想着一辈子也不会再回来住了，家里的房子就废弃在一边，有时回来也在兄弟家住上一两天。谁想到，天意弄人，年过半百又回来折腾起公益事业。我和他开玩笑说，老项，人家说，你回来迁烈士遗骸是想敲高速公路公司的钱吧？老项说，我又不是傻子，高速公路迁坟的补偿款还不够建烈士墓，如果要敲诈高速公路公司，我为什么不狮子大开口？而且钱根本就没到我的账上，所有项目都是县民政部门实施的，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说，老项你得出来说说，解释解释清楚。他笑笑说，清者自清，他们没有找上门来，我向谁说去？总不能自己去贴一张大字报，那样人家更会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在老项家坐下来，首先诚恳地向他道歉，同时开门见山地说，关于黄润东的事，想听听他的意见。

他也回答得很干脆，黄润东了不起，我们必须帮他。如果您李主任不肯出面帮他，我老项贴上老本也要帮他建房子，让他有个安全温暖的家，否则，我们都对不起他。

我说，为什么？

老项激动地站起来说，黄润东帮我们守住了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郭公寨是松毛岭战役特别是前期的温坊战斗的红军指挥所，这是有据可查的。有这样一个指挥所的存在，能够说明很多的历史。您想想，如果不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红军指挥所早就和郭公寨的其他房子一样，倒塌掉了，成为一片菜地。

我纠正老项，黄润东守护的是他老黄家，不仅仅是红军指挥所。

李主任，有那么重要吗？对于黄润东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家，而对于中国革命史，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重要的历史见证。难道，就因为那是黄润东的家，他的行为就不值得肯定，他的困难就不值得我们去帮助吗？

行啊，老项，你的一番话真让我刮目相看。本来很清楚的事，是我们把它想复杂了。我看着老项，发现他越来越不像生意人，其实他一开始就不像，至少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没有生意人那种气息。

李主任，您相信我的话，这个黄润东不简单。他的故事，还不仅仅是这点，他的身上有座矿，值得您去挖，也许还是您很好的培训教材呢。

经过老项一说，我对黄润东有了兴趣，迫切地想了解了解他。老项挥了挥手，说李主任不着急，只要您不讨厌他，平等地看待他，您就会发现一个真正的黄润东，否则您只会把他当成一个麻烦，一个笑话。今天，我们先把今年最好的时鲜消灭掉，再谈您工作的事。

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冬笋猪肉芥菜煲端了上来，还有家酿的米酒。我和老项，还有几个他的朋友，痛快地吃喝起来。

吃到一半，我突然想起黄润东家破败的工棚，对着老项问：老项，天气那么冷，黄润东一家如何过冬？

老项一抬头，说了一句：主任，您不是明知故问吗？他家已经穷成这样了，还能怎样过冬？不过，您放心，这么多年都过来了，黄润东一家冻不死。

老项的朋友插上一句话，说长生前段时间才送了六床崭新的过冬棉被以及一些必需品上去，起码今年过冬没问题。

我看着正在吃菜的老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五

我决定再去一次黄润东家。

在去黄润东家之前，我和老项先到山上的郭公寨。郭公寨在老的319国道旁，从国道旁边上去沿着一条小小的石砌路，不到两公里就可到达。松毛岭段是319国道有名的鬼见怕公路，经常发生交通事故，1996年的时候开通了隧道，上山的这段变成了一条连接南北两边的直线。随着老国道的荒废，郭公寨变得更加孤单。孤独地吊在半山的郭公寨，只有黄润东一户人住在那里，没有电，没有公路，家里过着的是黑灯瞎火、肩挑手提的原始生活。

我问老项，黄润东不会去反映，请求乡里通电吗？乡村的“三通”“五通”明确要求通水通电啊？

老项说，黄润东曾去反映，乡里又反映给电力公司，电力公司说单独为一户人拉电线，成本太大，划不来。如果确实要通电，必须自己负责部分费用。你猜，要多少钱？十万块。黄润通一家拿去卖也拿不出十万块。于是，他只得继续过着松香照明的日子。

我们一边说着，一边小心地踩着歪歪斜斜的石块，半个小时才从老国道到达郭公寨。郭公寨只有一幢木质结构的平房镶嵌在山间，周围是菜地和稻田。由于多年没有住人，房子的许多木板已经腐烂，屋顶的瓦片也有损坏。我们走进屋子，必须小心翼翼，生怕有哪根柱子倒塌下来。老项告诉我，红军指挥所设在这里，一是便于隐蔽，二是便于观察，三是如果敌人来了还容易撤退。他指着后山的一条路说，从那里走就到丛林里，很难被发现。

我摸着灰黑的木板，发现木板上有一个个不规则的小洞。老项说，这是当年的弹洞，你看密密麻麻的，可见当时战斗多激烈，黄润东在家里还捡过子弹壳，后来被县博物馆收藏了。

我看着眼前差点倒塌的房子，想象它当年在枪林弹雨中岿然不动的样子。如果它有耳朵，是不是已经熟悉那阵阵呼啸而过的枪炮声？现在它明显已经老态龙钟，只要任其自生自灭，不消几年就会荡然无存。老项发动了社会各界试图把它修复起来，成为革命教育基地。他还高兴地对我说，等这里修复好了，您带培训班过来，绝对是一个网红点。

我还是有点疑虑，对他说，老项，钟屋村就有一个指挥所，现在又出来一个指挥所，会不会影响教育效果呢？

老项一听，着急了，大声说，怎么会呢？两个指挥所恰恰说明了历史的真实，而且郭公寨指挥所的存在，对宣传温坊战斗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松毛岭战役的定位也将起到重大作用。

怎么说？我眼前的老项仿佛变成了一个专家。

李主任，不要紧张，不是我老项吹牛，是专家说的，而且经过我走访，不止一位专家给我说过。现在，我只不过是专家的搬运工。专家说，郭公寨指挥所的存在，不仅可以合理解释温坊战斗中红军的部署，敌我双方所处方位也有了清晰的判断，而且可以说松毛岭战役虽然损失惨重，却是一次胜利之战。它全面贯彻了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实现了阻击敌人的目标，使党中央和红军有充足的时间实行战略转移，所以说松毛岭战役是惨胜，而不是惨败。老项流利地向我讲述着。

我一下豁然开朗，老项说得太好了，亏得我还常常以地方党史专家自居，连这个大是大非都没搞明白。就冲着这一点，我怎么能不支持老项保护郭公寨呢？

六

从郭公寨下来，我们来到黄润东家。黄润东不在家，巡山去了。老项说，黄润东是村里的护林员，每天都要到松毛岭的这边走一遍，估计过个把钟头就回来了。黄润东的这个护林员身份，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住在郭公寨的时候，经常有人到山上来偷砍树木，他只要看见了就会上前制止。后来，看到偷砍树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就开始巡山，根据砍伐者的规律不断地调整巡山范围和时间。所以，他积下了不少怨恨。以前山下的村民生活困难，很多人打松毛岭的主意，被他一制止，大家的财路就断了。于是，黄润东成为大家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在制止偷盗中还受到追杀，几次受伤。可是他从来不理会这些，照样巡山防止乱砍滥伐。村干部看他积极肯干，特别是敢得罪人，干脆请他当护林员，一个月给一点工资。

黄润东的老婆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忙着去煮开水泡茶。家里没有煮开水的电热壶，就在大铁锅里煮水。水开了倒在热水瓶里，然后用上次看到过的残缺茶壶给我们泡茶。茶杯的边沿黑黑的一圈，我没法喝下去。老项没看见似的，端起杯子就喝，还一边和黄润东的老婆拉家常。老项问她，房子那么破，想不想让大家帮忙盖一幢啊？

黄润东的老婆，脸上堆满皱纹，背驼得厉害，牙齿也没几颗，一说话就漏风。她笑起来说，怎么不想啊，但黄润东不肯，说不要让人觉得是因为让出了郭公寨的房子，大家才帮助盖的。他说人穷志不短，宁愿住在这里，也不要盖新房。

我听得十分奇怪，还有这样的人。现在这年头，多少人巴不得有个什么由头，好让自己得好处。而这个黄润东，家不像个家，自身都难保，还端着大户人家的架子。

难道他家曾经是地主富农？我转头向着老项，小声地调侃着。

没有，他家一直就是贫农，从来没有阔过。老项认真地回答，等会见到黄润东，您就会明白，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那为什么黄润东又要从山上搬到工棚居住呢？你看工棚这个样子，比他原来的房子还差呢。我还是充满疑惑。

您别小看了这个工棚，有水有电，又在新开的国道边，何况当初还是崭新的一排平房，当然比郭公寨的房子强多了。国道线松毛岭段改从隧道过的时候，这里住了很多工班，黄润东就为他们做饭。直到工程结束后，工程队要撤离，工程队长看他老实勤恳，就说工棚给他住。但公司有规定，资产的来去要清楚，就说卖给他，这一排五间平房，只要100块钱。工程队还给他协调了电路，还是从原来公路段那边接过来，每个月按实缴给公路段就行。就这样，黄润东一家从郭公寨搬到了新国道的隧道旁，终于脱离了野人般的生活。老项将情况一口气说下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十多年快20年过去，原来还像样的工棚，现在又坏得不像样子了。您看，除了墙面是红砖砌的，石棉瓦的屋顶许多已经成渣了，黄润东换了一些，但还是千疮百孔，一下雨屋里就起水灾。所以，我才动了心思，请您也帮忙出面，尽快让他家住上安全温暖的房子。老项的这段话，在他家的时候已经听过，现在再说一遍，显然是怕我又像上一次一样拂袖而去。

我肯定不会像上一次一样有失风度，但心里还是在嘀咕，现在很少见这么穷的家庭，何况他家还有三个孩子呢，怎么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那么困难？十有八九是好吃懒做的关系。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走进来一个男人，30多岁的样子，人很高大，穿着旧式军装，对着我嘿嘿地傻笑，还不知说了句什么。黄润东老婆从外面跑进来，对男子说了句当地话，赶紧将男子拉走了。

老项看着我惊愕的模样，笑着说，那是黄润东的儿子，没有恶意，只是有点傻。十多年前他跟着黄润东去巡山，遇到一伙气焰嚣张的盗砍贼，不仅不听黄润东劝阻，还对着他们父子一阵乱砍，结果儿子的脑袋被砍伤成了傻子，他自己的一条腿也断了，到现在还不太利索。

那现在怎么办？我是指这个傻子。

能怎么办？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靠黄润东夫妻养着。当年，黄润东还不是护林员，被砍成这样，凶手跑了，也没有一个单位出来主持公道或者帮助他。甚至村里还有人说他父子俩活该，断了人家的财路，干了坏事，遭到报应了。黄润东哪里有钱医治呢？结果伤没好，两人硬是出了院，后来才发现儿子傻了，废掉了。

我和老项正说着话，黄润东巡山回来了。他虽然年过七十，但身体还是硬朗，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不见他有多劳累，显然已经习惯这样。黄润东和老项打了招呼，然后看到我，主动地说了句主任来了，便不知要做什么，站在屋里，手里还握着一把镰刀。老项让他把身上弄干净，再出来聊聊。他应了一声，出去了。

一会儿，黄润东又进来，双手在空中甩了甩，然后往衣服上擦了擦，走过来给我们续过茶水，在旁边的矮凳子上坐下来。老项突然想起什么，对黄润东说，润东，你把户口簿拿出来。黄润东站起来，出了门，到另一间房取来户口簿。老项接过黄润东的户口簿，递给我，让我看。我满脸疑惑，接过户口簿，随便翻了翻，看不出什么名堂，抬头看老项。老项指着户口簿说，主任，您看看他的家庭成员。

我重新翻开户口簿，终于看出了端倪。户口簿上五口人，除了黄润东夫妇外，还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儿子黄树生、女儿邓红梅、女儿傅宝秀。我觉得怪怪的，说是一家人，两个女儿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是怎么回事呢？

老项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说了另一件事，黄润东还有一个女儿，叫余新莲，已经出嫁了，现在在厦门打工。

我更疑惑了，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三个女儿一人一个姓。

老项示意黄润东回答。黄润东用带着浓重的方言腔调的普通话说，三个女儿都是抱养的，按当时纸条上的名字取的。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看着老项和黄润东两人，思维转不过来，差点疯了。

老项看我着急的样子，好像有点开心。这个老项，真是个幸灾乐祸的家伙。不过，他还是为我解释了一番。

原来除了黄润东的傻儿子，三个女儿都是抱养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抓得严，农村里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有人将女婴遗弃。松毛岭既处于国道线上，又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往往有人选择在这里将女婴抛弃。抛弃的时候，大人会在女婴的口袋或身上塞上写着出生年月和姓氏之类的纸条。黄润东夫妇住在郭公寨和隧道旁的工棚时都遇到弃婴。他们看着婴儿可怜，都会及时救助下来，并送到当地派出所或民政部门。三个有生理缺陷的婴儿，黄润东家收养了。最大的女儿还好，只是右手指比人多了一个，其余两个女儿都是残疾加上有一点智障。

老项让黄润东自己说说三个女儿是怎样来的。黄润东不会用普通话表达那么多话，于是半洋土夹杂着说，我听了个大概。

关于第一个女儿的来历，是这样的：1984年3月18日的一个清晨，黄润东在路过离家不远处的树林时，发现大树底下放着个包裹，只见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露出个小脑袋在大声啼哭。黄润东抱起这个显得十分虚弱的婴儿，苦等了一个多小时，却不见有人来认领。黄润东生怕有什么闪失，只好把婴儿抱回家，用红糖水喂养着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几天后，看到婴儿身体稍有好转，黄润东夫妇赶紧抱着婴儿到乡镇派出所报告此事。派出所看了看婴儿的情况，说一时也找不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就劝黄润东先把这个孩子养起来，等孩子的父母找到后再还给他们。因为一直找不到孩子亲生父母消息，这个树底下捡来的孩子，依据纸条上写的姓余，就取名叫余新莲。这个孩子一直由黄润东夫妇抚养长大成人，直到前几年打工时嫁到了泉州。

第二个女儿的情况相类似。那是1993年11月8日，距郭公寨下约200米处，又一个刚出生的女婴被遗弃在树下，身体极度虚弱。黄润东抱起这个小生命，先后送到派出所、公安局，还有福利院，最后由福利院开具了一张证明，叫黄润东带回家里抚养。后来，他按纸条上的名字，在户口簿上登记下邓红梅三个字。

收养第三个女儿的时候，黄润东的家庭已经不堪重负了。1996年9月15日，松毛岭道班的修段长值勤时在隧道中发现一个装有小孩的纸箱，告诉了黄润东夫妇。已从山上的危房迁到山下隧道口附近工棚的黄润东，赶忙从家里带来糖水喂饱孩子，守候路旁一天，期盼好心人来收养。眼看天色已晚，天寒地冻，不把孩子抱回家，这个体弱的婴儿不被饿死也得冻死，黄润东于心不忍，又把孩子抱回家照管抚养，这个人就是傅宝秀。死硬性格的黄润东决定再穷也要把他们养大。

听完黄润东的讲述，仿佛在听一则街头新闻，如果不是此情此景，我根本不会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家庭。我问他现在二女儿和三女儿在哪里，他说，二女儿在邻县长汀读职专，因为智力较差，成绩很差，三女儿在乡里读初中，也是读得很吃力。我说家里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让女儿读职专呢？他说，读职专学费都免了，花不了什么钱，何况女儿不太灵活，留在家里也不会干活，还不如多读点书，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老项说，从去年开始一直为黄润东的事情呼吁，今年总算落实到了全家低保，不然的话，孩子的生活费还是有问题的。

很好了，我很知足，感谢长生，感谢政府。黄润东似乎很容易满足，说出的话不像有虚假的成分。

老黄，你的房子这么破了，准备怎么办呢？我看着黄润东好像不为生活发愁的样子，禁不住也为他着急。

长生劝我将工棚拆了，盖新房子，大女儿也说会支持一些。本来我是不想盖的，省得别人讲闲话。后来想了想，也好，我两个老鬼年纪那么大了，趁还会动之前，盖一栋扎实一点的房子，让几个孩子有个地方住。哎，这几个人也不要指望能娶媳妇能嫁出去，能够自己赚到来吃不会饿死，我和***死也瞑目了。

那你有那么多钱吗？我担心地问。

没有。家里老的老病的病，没什么积蓄，走一步算一步吧，能盖到什么程度就盖，至少有个平房就行。黄润东回答得干脆，就像他空空的口袋，叮当一响就能算清他的家产。

老黄，我和老项都支持你盖房，我们会和你一起想办法的。我这个人容易激动，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我再不表态，就太不是人了。

黄润东被我的话吓了一跳，赶紧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主任，你们公家人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家的事你不用管，我自己会弄清楚。郭公寨的房子你们要用就拿去用，用来教育人是做善事，我怎么能提要求呢？

我站起来，拍了拍黄润东的肩膀说，老黄，你放心，我和老项自有办法。

时间已经过了正午，黄润东要让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哪里敢吃他家的饭？推辞了一下就从破败的工棚走了出来。路上老项问我，有什么办法帮黄润东？我说还没想好。老项大声叫起来，还没想好？那你怎么也画一个饼给黄润东？好在黄润东不在乎你的饼，不然我也被你害死了。

其实我想了一个主意，打的主意是老项搞的无名烈士墓。

七

松毛岭上的无名烈士墓来得有点突然，差点搞出事情来。

无名烈士墓来源于老项所在村的无祀会。无祀会是村里由村民自发形成的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埋葬、祭祀在村庄范围内没有亲属的死者。以前，往往有流浪人员或者路过村庄时意外死亡的人员，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发生传染病，就由村里的无祀会负责掩埋。掩埋的地方往往被称为义冢。老项的爷爷曾经参加过无祀会，所以从小老项就听说过无祀会的故事。无祀会在1934年秋干了一件大事，在无祀会的历史上可说是史无前例。松毛岭战役之后，红军完成阻击任务，从松毛岭全线撤退，敌人越过松毛岭继续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推进。由于松毛岭周边已经沦陷，牺牲在松毛岭战役中的官兵无法得到及时安葬。无祀会看到松毛岭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于是动员村里的其他群众，一起将红军官兵的遗体收集起来，准备集体安葬。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月，整整三个多月，村里发动了三四十人，才将遗体基本收集完毕。由于牺牲的官兵数量极大，仅收集起来的遗体就有三四千具，于是无祀会决定分别安葬在“甲利垄”“斧头乾”两个地方。安葬完后，村民们怕从这两个地方经过，说是阴气太重。无祀会出面解释说红军是老百姓的子弟，他们牺牲了安葬在这里，只会保佑我们，不会有伤害的。后来，无祀会按照当地祭祀的习俗，在每年中元节的时候举行“倒粥”仪式，祭祀红军逝去的英雄。这种在红军墓前“倒粥”祭祀的仪式一直延续到“文革”前，村里的老人都记忆犹新。

老项从厦门回来，刚好遇上修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规划的线路将通过甲利垄，工程一旦动工，那些红军烈士的墓葬将遭到破坏，红军遗骸必将不复存在。于是，他和村两委向上级反映，要求将甲利垄、斧头乾的红军烈士遗骸迁移至松毛岭郭公寨下的甲子聋，设立统一的松毛岭战役无名烈士墓。同时，对郭公寨的指挥所进行保护性修复，使郭公寨和甲子聋一线连成一片，设立松毛岭战役遗址公园。老项的设想与县里的思路不谋而合，特别是由于红军烈士墓需要迁移，可以借助高速公路建设补偿资金，建设松毛岭战役遗址公园。老项在村里和乡里县里一炮走红，他趁势成立了松毛岭战役保护协会，以民间的方式介入红色遗址的保护宣传。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老项的行为引来众多非议，村民们不理解他在厦门发展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计报酬回来搞这个。想不通。老项也不多解释，说解释多了反而变得虚伪，时间会说明一切的。我知道老项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在厦门岛上守海防，退伍之后就在厦门打工，可以说是厦门特区最早的一批打工仔。我不知道，他保护松毛岭战役遗址是否与当兵的经历有关。但我知道，他这个村是有光荣传统的，当年正是同村的前辈老乡，将蒋介石的绝密“铁桶计划”带到了被重重包围的党中央驻地瑞金，使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及时进行战略大转移，避免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遭受毁灭性打击。老项常常骄傲地说，没有他老家的叔公，就不会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说明老项是有信仰追求的，因为家乡，使他区别于一般的生意人。不过，他异于常人的举动，还是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他堂哥说他脑壳进水了，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回来捡死人骨头。他明白，堂哥不希望他回来，是看上了他家的房产，现在一回来定居，堂哥的希望泡汤了。

不管怎样，老项的第一个项目成功了，3000多具红军烈士的遗骸全部迁移到了甲子聋，并修建了朴素大方的无名烈士墓。烈士墓位于老319国道线旁边，当地政府规划出一大片地作为烈士墓和配套纪念设施建设。而经过整修的老国道也焕发出新的容颜，从新国道右转上山，沿着老国道线前进不到千米就到了烈士墓旁，十分方便干部群众凭吊纪念。从无名烈士墓到郭公寨不到两公里，一半老国道的线路一半是原来的石砌道路，连成一体后是理想的红色教育基地。无名烈士墓迁移结束后，老项兴致勃勃地实施他的第二步计划，打造郭公寨，于是有了和黄润东的深度交往。

随着无祀会和红军无名烈士墓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当年无祀会掩埋的遗体是不是红军的，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最早来自当地一个网络论坛的帖子。帖子主要针对新修建的红军烈士墓，认为迁移到此的3000多具遗骸不是红军烈士的，而是当年国民党战死官兵的遗骸。帖子作者的理由是松毛岭南面是进攻的敌人，北面守护的才是红军，所以南面的遗体是国民党的，只有北面的才是红军的。帖子发出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并纷纷跟帖，有人认为有道理，有人认为帖子太片面，没有考虑战争的实际情况，正反两方争吵得越来越激烈，不到一天的时间跟帖超过了300条，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舆论潮。当地宣传部门监测到了这条舆情信息，当即做了处理，使这条帖子无法再进行跟帖。但是汹涌起来的民意并没有因此平息，有人在各大论坛都发出相同的帖子，每个帖子都有不少人在跟帖讨论，甚至不少人开始漫骂老项。一时间，“无名烈士墓”五个字成为网红词语，是当地最热的一个词，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老项平时很少上论坛，等到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网络上已经沸沸扬扬。

老项宣传郭公寨时就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只不过这次从报纸转移到了网络论坛。他感到愤怒，也由此感受到了网络暴民的厉害。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连战争渐进的常识都没有，整个思维只有静止的战斗模型，认为双方作战就像下军棋一样静态发展。其实他的手里还握着一个证据，那就是关于国民党在战斗结束后清点战场统一处理遗体的一份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敌人的遗体已经被统一清点登记，然后进行了集体处置。他在论坛上贴出一篇关于松毛岭战役结束后敌人处理战死遗体的网文，算是对质疑者的反驳。也正是这篇文章，证明了无祀会收殓的遗体是红军官兵的。

我将老项的文章给了省里的一位党史专家，请他帮忙考证是否准确。专家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认为老项的文章可信度高。特别是当时条件下，国民党作为战斗的推进方，有条件对死难官兵进行集中处理，不会等到由民间组织来处理。只要认定那些遗体确实是无祀会埋葬的，就可以认为是红军官兵的遗骸。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项时，他在电话里大声地连说了三声感谢，似乎还有哭泣的声音。

八

红军烈士墓建成后，到第二年的清明节期间，已经成为许多单位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市教育培训中心在我的提议下，将现场教学点的设立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基地和教学点，首先需要有人讲解，老项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但是，我现在认为黄润东更合适。老项不是提出来要帮助黄润东吗？让黄润东担任讲解员，就可以收取讲解费，黄润东就有了稳定的收入。与此同时，通过担任讲解员，黄润东就会被更多的人认识，他的故事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帮助他。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我为自己的智商所折服，也想看看老项是什么态度。我将这个打算告诉给老项，老项满口答应，说他也是这么想的，还表示马上培训黄润东，让他尽快上岗，担任松毛岭红军无名烈士墓的讲解员。

我和老项都没想到，黄润东容易培训，应付吃瓜群众更难。黄润东经过老项的硬磨软泡，终于答应去讲解。可是他的普通话满口地瓜腔，我们听着都吃力，更何况外地人呢？我根据史料整理了一套讲解词，请来当地的老师专门培训他讲解。经过反复训练，两个月后，黄润东面对我们作了首秀，没想到效果还行，虽然普通话还是不准，但他讲起来有感情，神情激动，说到松毛岭人民保护烈士遗体时还落下泪来，把我们都感动了。从此，黄润东就代替老项成为红军无名烈士墓讲解员。

黄润东当上了讲解员，他并没有特别的激动，除了认真讲解外，也没有对我们表示过什么感谢。但他实实在在的好处是看得见的，除了正常的讲解费，很多单位知晓他的情况后，都到他的工棚里来慰问，还提出各种帮扶办法。在郭公寨对他的家进行保护性修复的同时，黄润东的新家重建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直到有一天，黄润东找到老项说他不干讲解员了，我们才知道出了问题。

那天老项和我刚好从县里组织部门回来，黄润东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还未站稳就喘着粗气说：老项，无名烈士墓那里我不讲解了，你另找人吧。

老项瞪大了眼睛，站起来问，为什么，你不是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讲了？

他瓮声瓮气地说，不干了就不干了，省得讨人嫌，得人口舌。这活还是你自己干吧。

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我也着急地问。我和老项今天到县委组织部就是讨论在松毛岭开展现场教学的事，还准备正式聘请黄润东当讲解员，并帮助解决他家住房的事呢。

老项让他坐下来，喝口水慢慢讲。黄润东不肯坐下，只端起茶杯咕噜咕噜地喝了个干净。老项慢慢地引导他，他才将事情讲明白。原来今天上午来了好几个村民，都是无祀会的后代，将他堵在家里，不让出门。他们质问黄润东，有什么资格来为无名烈士墓讲解，他家长辈有谁参加过无祀会？既然没有人参加过无祀会，凭什么他去赚钱，其他无祀会的后人却没有份？他被他们质问得怒气冲冲，就扔下一句赌气话，说谁爱讲解谁去讲，他不去了。

老项一听，马上说出几个名字，问是不是这些人。黄润东点点头。老项说，不要理他们，一群无理取闹的人。当时村里的无祀会据统计确实只有19个人，但是当年参加收殓遗体的至少有30多人，其中黄润东的父亲等人就参与过，怎么与你黄润东无关呢？你在松毛岭守护革命遗址、保护山林，一干就是一辈子，你不讲谁敢讲？

黄润东听了没有说话，又将杯子里的水喝完，才缓缓地说，长生，算了，你也别为难，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不去讲解就是。接下来，我就安心盖房子吧。

老项看着黄润东，长长地叹了口气，转过头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既然老黄感到为难，那就你自己先讲一段时间，等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再让老黄继续讲。这段时间，正好可以让他将房子盖好，如果今年春节前完工，我们还可以在他家过大年呢。

那好吧，我们一起努力，让润东将房子盖起来，还差多少钱，我们再去争取争取。老项说。

黄润东不善言辞，但看得出他对老项充满着感激。

九

在老项和我，还有一帮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当地政府终于高姿态地介入松毛岭的保护宣传。郭公寨黄润东祖屋修复的同时，黄润东新房的建设也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很快就将工棚拆除，开始了砖混结构新房的建设。

老项不知从哪里搞来了旧式电台、旧版的松毛岭战役地图，还有仿制的弹药箱、望远镜等。我问他弄来干什么，他说布置郭公寨指挥所啊。原来，郭公寨黄润东的祖屋已经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好，现在需要还原战时的指挥所。老项自费收购了好多物品，全部运到郭公寨，不多久，一个像模像样的前线指挥所就出现在人们眼前。

老项得意地对我说，郭公寨指挥所就让黄润东来讲解，这里是他的家，谁还敢说他没资格讲解？我说，老项，就你会折腾，上次培训黄润东讲解无名烈士墓已经去掉半条命，现在又要培训他讲郭公寨，我这条命非搭在这里不可。老项笑起来说，这样好啊，松毛岭又多了一名烈士，不过您是有名有姓的，不能放在无名烈士墓，只能另起炉灶，给你建一个李主任烈士墓了。这个墓也可以由黄润东来讲解，一定会讲得很生动。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黄润东对于丢了讲解员这个收入毫不在乎，全身心地投入新房的建设。他曾对我说，这个讲解员本来就是你们照顾我的，不让我讲也是应该的，现在只想把房子建好，让老婆孩子住上新房。据说房子建得也不太顺利。以前住工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过问，现在要建新房，麻烦倒来了。先是有三个附近的村民过来指责，说那是他们的菜地，当年修隧道的时候无偿拿出来给工程队使用，现在工棚拆掉，他们要收回来。这下可好了，房子建到一半，村民有不同意见，镇里就不能办房产证。不能办证意味着接下来用电也不能办了。因为工棚里用电还一直是公路段接过来的，现在有新房就要独立建户。黄润东已经在建的新房的麻烦，像癞痢头上的虱子，捉也捉不完。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又找到老项帮忙。

老项问他，你这个工棚原来是他们的菜地吗？

他点点头说，是他们的，但是工程队是付了钱的，不然工程队撤走后，他们会同意让我住在这里吗？

老项说，那就行了，既然他们得了钱，就不应该出来阻拦你。他们纯粹是想讹诈你。

他苦着脸说，关键是我没有证据证明工程队出过钱，现在也找不到工程队的人了。

老项大声说，怕什么，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这菜地就是他们的啊，而且那么多年都没有说是他们的，为什么现在突然提出来？这就是讹诈！如果他们再找过来，你就告诉我，我叫司法所的一起过来，看他们敢怎样。

好，有你帮我就不怕了。他一脸的苦相这才舒展开来。

润东，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解决了，你马上就要开始到郭公寨当讲解员。李主任的培训班很快就会派过来，你必须赶快熟悉起来。老项说。

好。郭公寨我一定讲，不能让这段历史丢了。他站起来，郑重地说。

在老项的房子里，他们热烈地谈论着郭公寨的往事。阳光暖暖地照进天井，屋里瞬间亮了起来。我看到他们黝黑的面庞上焕发出一丝光彩，屋里充满着他们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那些80年前的往事，关于自己父辈祖父辈见证过的血色黄昏，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使命的呼唤，让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话题，有了更多去实践的冲动。我也被他们感染了，觉得多带一些班来，可以让多一些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多一份对历史的尊重。

十

自从离开培训岗位后，和老项的联系也渐渐少了，一两年后就基本没有什么联系。现在得知黄润东过世已经两年，觉得时间真是个索命鬼，一不小心就物是人非。回到市里，我赶紧拨通了老项的电话，幸好电话还通。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喂——谁啊？

老项，是我！我怀疑老项还在睡觉，特意提高了声音。

哦，李主任！您怎么想起和我打电话啦，我以为您看不起我这个平头百姓了呢。果然是这家伙，没想到变得油嘴滑舌。据说这几年过得不太顺利，也慢慢从保护协会退了出来，在厦门住的时间又多了起来。

项老板，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估计发大财了吧？现在还在蒙头大睡。我还以为你把我的电话删了呢，没想到还能接我的电话。我说。

主任，您就别笑话我了。现在我不睡觉还能干吗？村里没事干，回厦门老婆孩子看不惯，只有天天抱着个被子，相看两不厌。他说着，我倒真听出了些不同，现在讲话虽然油着，但也有不少文采，和先前比进步不少。

老项，我今天才知道黄润东已经去世两年了。你知道些情况吗？我想去他家看看，到他墓地献个花鞠个躬。

主任，您还真关心他吗？算了，人都死了，还有，他家那种状况，还能怎么样呢？这些年脱贫奔小康，他家有了保障，反正能过日子吧。现在您也不搞培训，还是算了吧。

哎，老项，今天我去了松毛岭，才得知黄润东已经去世。看到他弟弟对哥哥的冷漠样子，就不想多待，处理完事情就马上回来了。但是，一路上都在想着他和他的家，心里很不安，所以要你带我去看看。看过也许就踏实了。

好吧，既然如此，明天先来我家，然后一起去松毛岭。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更加不安了，原来只想着黄润东去世后他家里人生活得怎样，现在又增加了对老项的担心。你说，这个老项，着了迷似的去保护宣传松毛岭，结果惹了一身骚，松毛岭的名气越大，是非就越大。作为始作蛹者的他，怎么回避得了呢？

十一

我还是按老规矩，先到老项家里。老项家变化不大，里面的墙体粉刷了一遍，家里多了一些家电。即使这样，在周边新房的衬托下，这幢瓦房还是显得更加简陋。老项正在新添置的仿古茶桌上煮茶，是福鼎老白茶，还在门外我就闻到了白茶特有的清香。好有闲情逸致啊，我没见过老项什么时候有这个爱好。以前，他家里总是简单地大碗喝酒，大碗喝茶。他说方便，也没那么多时间，再说一个人在家，哪里有那么多讲究？不知道士别三日的话，在老项身上也适用。其实我应该知道，以老项在闽南生活多年，又是生意场上的人，喝茶应该是他的基本功。只是他这个人有个特点，做什么事特别容易套进去，忙得不亦乐乎，常常顾不上其他礼数什么的。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和老项在一起的原因，虽然是生意人，但没有生意场上的那一套，而且特别单纯。在他面前不用客套，也不用端着，实实在在地谈事、办事。我调到其他部门后，和他联系少了，他也不会特别联系我，真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

眼前的景象倒不像我在电话里听到的那种状态，看来老项是故意那样说的。老项招呼我坐下，从煮茶器里倒出热腾腾的白茶，装在一个白色的德化瓷杯里，夹到我面前。我看着对面的老项，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休闲套装，悠然自得的样子。

我打趣道，看来状态不错啊，老项。

是啊，尊敬的李主任，自从离开了您，我的状态就越来越好了，现在回归家庭，老婆孩子都喜欢，我能不好吗？老项微笑着说。

老项，这话你就讲错了吧，怎么会是你离开我呢？明明是你找到的我。我和你配合得那么好，你没有感谢我，反而怪罪我，有没有良心啊？不过，我也听说了，你现在没有介入松毛岭保护宣传了吧，是怎么回事？你细细跟我说说，让我也八卦八卦。

您是要将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啊，主任，您做人不厚道。老项依旧笑着，看得出他的状态确实还不错。我们一边喝着茶，他一边讲着这些年发生的事。

老项于两年前基本退出了松毛岭的保护宣传，表面上是说厦门的家需要安抚，因为他全身心扑到公益事业，家里没有经济来源，老婆孩子断了粮可不行。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说受不了那些借着还原历史名义，以吹毛求疵的态度对他进行的责难，甚至一些无厘头的说法让人蒙羞。从他一开始，别人就对他的动机进行了怀疑。接着，有人以党史专家学者的名义，责问郭公寨指挥所的真实性，痛斥无名烈士墓里遗骸的真实性。到后来，有人干脆就杜撰出一段故事，说他找到了穷光蛋黄润东，两人合谋编造出郭公寨黄润东爷爷和父亲见证红军指挥所的谎言。说松毛岭战役时，郭公寨里的人已经全部转移了，根本就不存在黄润东一家人留在那里的事。而且，他为了让人们相信郭公寨红军指挥所存在的合理性，偷偷地搞来枪将黄润东的老房子打得千疮百洞。编造者为了显示故事的真实性，还郑重地指出省里某位专家在考察郭公寨时，发现黄润东老房子里的枪眼是新的，是近距离扫射造成的枪眼，从而判断是最近造假的。这个故事有杀伤力，不多久，这个故事就在闽西人中霸屏了。在这个大多数人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年代，网民们都信了，而且个个义愤填膺，大骂老项和黄润东欺骗了热爱革命的群众的感情，说老项是披着红色衣服的人渣。再后来，老项获得了一个称号，叫“红渣”。

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老项根本无法进行反击，因为他的话就像扔进大海里的小石子，没有人相信，也没有回音。幸好，当地政府意识到了危机，马上组织了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对郭公寨红军指挥所、无名烈士墓进行论证反驳。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某些人恶意中伤老项，杜撰的事件被人们认为是真实的，松毛岭的保护宣传将功亏一篑。经过大量的论证并宣传，杜撰的故事才慢慢被人们认识到是一则无稽之谈的假新闻，风波才逐渐平息下去。最可怜的是老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字号，一夜之间被流言蜚语敲掉，即使后来人们知道他没有做那些坏事，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那种信任感。他意识到，属于他个人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政府已经在管理，在保护和宣传，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于是，他决定退出，彻底退出。

在老项最孤独的时候，村里的兄弟长辈给了他许多安慰与勇气。那些无祀会的后代也纷纷出来做证，回忆长辈的往事，证明那绝不是一场虚有的事件。他想通了，该做的已做，现在松毛岭已经成为闽西最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他在不在，松毛岭都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他回乡保护宣传的目的已达到，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但是，没有公益可做，他还能做什么呢？厦门的事业已经荒废，他该何去何从？经过大半年的思考，他决定暂时还不回厦门，就在村里做农产品销售，将村子周边的农副产品一边销到厦门，一边开辟电商平台，自己做直销。他利用自己能说会道的特点，自己出镜，注册了“客家项哥”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产品卖得不错，人气也很旺。

我知道老项做直播，也看过“客家项哥”的视频，很接地气，粉丝很多。原来以为他只是顺便做一做，没想到是他的主业。我问他，松毛岭那边的事真的全部放下了吗？他笑了笑说，真的，放下了。一开始还不习惯，现在早已适应，平时也基本上不到那里。上一次去还是黄润东去世的时候，过去帮忙料理后事。

那你恨那些造谣的人吗？我还是很好奇。

不是恨，也不是不恨。老项说，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睁眼说瞎话，而且有些还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高高在上，只会对历史照本宣科，而不会俯下身子去探寻历史。他们对于我们这些草根群体不信任，总顾不得我们身上挂满了问号。但是，这些年我也接触到了好些对革命历史真正有情怀的人，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深入到宏大历史中的盲点，许多生动细节被挖掘出来，使革命历史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是啊，真相总是会被发现并承认的。我说。

嗯，现在对松毛岭战役已经达成共识，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那些专家学者的事了。老项说，人生还有好多事要做，这一页总要翻过去的，所以我很坦然。

我喝着温润的白茶，没有说话。

我也常常想起您，当初介入松毛岭的打造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后来岗位调整，您就是再有感情，不也就放下了吗？我不再去做这些事，并不表明没有感情，也许某一天我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关注它。老项说。

十二

我载着老项往松毛岭方向开去。车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对于至少跑过不少于100趟的这段国道线，还有什么话要说或者还能说些什么话呢？沉默是金，最适用于现在的我们。

曾经住过黄润东的那栋房子还是孤零零地立在距离松毛岭隧道洞口不远处，看上去还是崭新如初，家门口的路好像还拓宽了些，进出都很方便。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安定了不少。

来到门口，我发现前面的坪里摆了一个摊位，有不少当地特产和零食售卖，黄润东的二女儿邓红梅正守在摊位上。邓红梅一下就认出我和老项来，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喝茶。我颇感意外，没想到邓红梅变化那么大，虽然讲话还是不太流畅，身体也还是不太协调，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的。老项告诉我，黄润东去世之前，为红梅招进来一个女婿，好像是四川还是贵州的，本分老实，愿意待在家里。傅宝秀初中毕业后就在长汀打工，现在也已嫁人，听说还在长汀买了房子。现在黄润东家里还是五口人，大儿子黄树生，邓红梅夫妇，还生了两个孩子，黄润东的老婆已于前几年去世。我问邓红梅，生意怎样？她说一般吧，过生活没问题。她老公在上面郭公寨周边摆摊，她就在家里摆，还可以照看孩子。我说，红梅，你比你老爸灵活啊，做起生意来了。前些年，叫你老爸做点生意，他老是不肯，说做不来，你看，你现在做得像模像样，多好啊。邓红梅笑了起来，有些羞涩的样子。

走进家里，厅里贴着好几张邓红梅孩子的奖状，看来学习还不错。墙上最醒目的一张黄润东的照片，是他获得“福建好人”时留下的。照片上的黄润东笑得合不拢嘴，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满是皱纹的脸上留着岁月的痕迹，眼睛浑浊但还是泛着笑意的光芒，双手拘谨地捧着证书。看着照片，那个话不多只会呵呵笑的黄润东又出现在我眼前。

房子建成那年的年底，黄润东破天荒地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到他家吃个饭。他说房子建起来了，准备小年那天搬进去住，没有搞什么仪式，就请几个帮助他的贵人，一起帮他见证见证这个喜庆的时刻。我高兴地答应了，黄润东的大事怎么能不参加呢？小年那天，我和老项买了鞭炮，各自包了一个大红包，早早地来到他家。

黄润东正和几个人在杀猪，一个装满热腾腾开水的池子里，肥壮的猪已经被刨光毛发，正准备出水分割。他看见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屠刀，用手在围裙上擦干净，握住我们的手，热情地招呼我们。新房占地有一百二十多平方米，原来工棚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大，现在三层的楼房建起来，倒也气派。我笑着对黄润东说，你现在比我们牛啊，住上了别墅一样的洋房。黄润东憨憨地笑着，说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感谢党和政府，感谢老项、主任还有那么多的好心人啊。他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赶紧用粗糙的手去抹干。老项说，好了，润东，好日子才开头呢，好人有好报，共产党不会让好人吃亏的。我们将鞭炮和红包塞到他手里，他说只收我们的鞭炮，红包不能收，已经帮他家够多了，怎么还能收红包呢？我们硬是将红包塞到了他口袋里。

我们坐下不久，县文明办主任一行也到了。他们不是冲着黄润东家的猪肉来的，而是带着厚礼前来。黄润东被评为本年度的“福建好人”，县文明办主任特意前来告诉黄润东这个喜讯，同时还带来了慰问金。说起这个评选，还是和老项有关系。黄润东守护松毛岭、收养弃婴的事迹是老项告诉给新闻媒体的，正是在老项的牵线下，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一位苦命的好人。而县文明办从新闻报道中获知这一信息后，派人下来核实，并将黄润东作为助人为乐类型的好人上报，最终获得年度“福建好人”。评选过程中，也有一个花絮，有人质问黄润东，为什么不将孩子们的姓都登记为姓黄，而是一人一个姓，是不是故意这样引人同情的？黄润东讷讷地说，我不要别人同情，要同情的是孩子们，如果哪一天他们的亲生父母良心发现，想要找回自己的孩子，一对名字就可以找到，不必费那么多工夫。

文明办主任将评选的文件和慰问金送到黄润东手里的时候，黄润东的手竟然颤抖了。主任对他说，黄润东，别激动，你拿好来。黄润东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他说我不激动，不激动。好不容易接过文件和慰问金，两人合影完毕，黄润东竟然一下子蹲在地上，哭了起来。我们都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项上去劝他，让他起来坐在凳子上。他起不来，全身僵硬着。我也赶紧上去，两人一起用力，才将他拉起来，扶到凳子上坐下来。缓了一会儿，他才哽咽着说，我现在终于是好人了！以前，大家一直不相信我是个好人，不管做什么事，大家都怀疑我，嫌弃我。现在，我有这个好人证就不怕了，政府会为我做证！

我听了他的话，泪水突然就涌出来，止也止不住，赶紧跑到楼梯下的卫生间里躲起来，好一会儿才将泪水止住擦干。

快到中午的时候，黄润东请的客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这天可说是高朋满座、蓬荜生辉，黄润东家从来没有那么多客人来过，更没有那么多体面的人来过他家。倘在以前，他倒一杯茶给人喝，别人能够喝一口他就觉得够有面子。而现在，大家都为他家的新房庆贺，真是做梦也没想到。那天，他喝得晕乎乎的，对我说，主任，现在我的孩子们有新房住，我死也值了！我说你喝多了，你不能死，还要过好日子呢。他将满嘴的酒气喷在我脸上嘴上，还傻乎乎地笑着。我差点被他的酒气呵得想吐，因为他的酒气里还有一股浓重的大蒜味。

十三

看过黄润东的家人，我和老项前往黄润东的墓地。墓地没有公路，只能走小路上去。好在不远，老项说不过两公里距离，就在郭公寨对面的山头。小路是一条石砌道，据说是古代从龙岩前往汀州方向的官道，铺的石板还算平整，可以想象当年是多么繁忙热闹。如今芳草萋萋，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偶尔只有惆怅的人们踏着古道去寻找故人。我们不急着赶路，何况上山的路也走不快，两人干脆就边走边聊。

黄润东是在老项退出后不久退出的。他们俩是利益共同体，老项的名声受损，黄润东岂能无恙？他们两人的组合，很容易被人联想到，一个是生意场上失意急需沽名钓誉的商人，一个是一辈子穷困潦倒急需翻盘的农民，两人被人形容为骗子组合。而我如果不是因为身在市里，恐怕也变成骗子三人组了。黄润东的讲解词是我和老项共同撰写的，当然有我的文学色彩在里面，所以黄润东讲起来其实不是特别自然。后来，看到黄润东比较熟练了，我们让他用自己的话来说，效果好了许多。正是讲解词的语言和黄润东的形象有差别，给了质疑者编造谎言的空间。质疑者仿佛打了兴奋剂，大肆渲染讲解词里个别不够准确的内容，从而推断黄润东所说的战壕是他家自己挖的排水沟，他家旁边被炮弹打断的树其实是被雷劈的，等等。后来，黄润东看到老项不干了，也表示不干。负责松毛岭革命遗址保护宣传的公司得知消息后，请他继续干下去，如果他不讲就没有人可以接上去。公司刚刚招聘了一批讲解员，还不能上岗。他听了，答应等讲解员熟练了，就马上退出来。后来讲解员上岗，他果然就退了出来。

那黄润东有没有表示过伤心或者愤怒？我问。

没有，你别看黄润东性格死硬，但他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他说不干就不干。何况他不太知道外界对他的那些议论，总以为是别人妒忌他领了一份工资，所以他以为不领这份工资别人就不会说他什么了。还有，他是“福建好人”，必须要高姿态啊。老项说。

他很看重好人这个荣誉啊，我不禁感叹。

是啊，他很看重。他说，这个好人，就证明了他是真正在做好事善事。他说这一生没有欺骗人，没有干坏事。现在郭公寨交出来，有人管，有人宣传，他也安心了。老项说，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单纯，是我们把他看复杂了。

我和老项边走边谈。突然从山上下来一个人，老头，穿旧式解放军服，走得很快，我抬头一看，这人不是黄润南吗？他看到我似乎愣了一下，然后又看到旁边的老项，突然很不屑地扭过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老项显然也认出了他，看他扭过头也就没有打招呼。他的脚步迈得更快了，似乎一阵风从我们身边掠过，然后随着小路拐个弯，不见了人影。那一刻，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我问老项，黄润南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他？老项说，其实我见过黄润南。我说怎么没一点印象。老项说，黄润南20多岁的时候，因为守着郭公寨，实在穷，没有人肯嫁给他，就入赘到了松毛岭下另一个村子里。黄润东交出郭公寨的祖屋时，黄润南曾经来阻止过，说不能这么白白地交出去，至少要有一些补偿费。黄润东不同意，并将弟弟狠狠地批了一顿，他才作罢。黄润东没有当讲解员后，他又来闹过，要求替补他哥哥的缺。可是他根本不会讲，学员们听得云里雾里，只得将他辞退。这样一来，他就发起了脾气，甚至觉得是哥哥在捣乱，怕弟弟上位后风头盖过自己。他还对我有意见，认为是我在教唆他哥哥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老项说我曾在郭公寨见过他，可我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正走着，老项指着前面一块由几块石头砌成墓碑的小土堆说，那就是黄润东的墓。我一看，和黄润东生前一样简单，除了黄土、石头和杂草，什么也没有。连“黄润东”三个字也没有刻啊，我随口说了句。乡下人哪里那么讲究？以前土葬的时候是没有墓碑的，只有重新捡遗骸的时候，才会起墓碑，现在直接火化也不存在重新建碑，所以就这个样子了。老项解释道，这样也好，环保，几十年后，没有人祭祀的墓地，就成为一堆黄土，不影响生态环境。

黄润东的墓前插着三根香火，还燃烧着，冒出缕缕细细的青烟。很显然，刚才黄润南来过这里。

这个人真奇怪，我自言自语地说道。

黄润东一家人都很奇怪，但都是好人。老项说。

好人？我觉得老项用好人来概括他们真是笼统又准确。

我们将带来的鲜花恭恭敬敬地摆在黄润东的墓地里，老项还带了苹果、柑橘、香烟摆上，然后向墓地拜了三拜。我们在墓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老项想抽烟又不敢在山里抽，就抽出一根烟在鼻子上闻着。

老项，你怎么看黄润东？我拨弄着旁边的茅草，想听听他的看法。

很好啊，有了黄润东，你不会觉得生活有那么难，也不会觉得生活会那么糟。我从来没有听黄润东抱怨过什么，也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他就是一身硬骨头，死脾气，生活对他也没什么办法。说实在的，我们比黄润东强多了。自从接触黄润东，我也没那么多抱怨了。要我说，黄润东就像这座山，沉默不语，只管做着自己的事，生长着自己的故事。

这个老项，也喝起鸡汤了。我没有接话，想起黄润东那高瘦黝黑的形象，一开口露出的大黄牙，很难跟眼前的黄土堆联系起来。

老项将一根好好的烟玩成了五马分尸，烟丝散落了一地。他说，我们走吧。

我站起来，看到对面的郭公寨红旗飘扬，有一支队伍正从山上走向郭公寨。郭公寨依旧，只是没有了老项，也没有了黄润东。

下山的时候，老项对我说，过几天去一趟庙前。

我问，去庙前干什么？

去找当年顾祝同飞机失事的地方。老项低着头看路，只扔给我一句话。

顾祝同的飞机在庙前出事过？我大吃一惊，这么大的事，怎么从来没听过？

老项看我感兴趣，就说，当年温坊战斗中红军大败国民党军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火速飞抵闽西，代替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指挥战斗，务必尽快攻下中央苏区东大门。顾祝同当时正在会昌，刚刚取得会昌战役胜利，将中央苏区北大门攻破。得意忘形的顾祝同乘坐专机马上飞往闽西龙岩。结果飞到距离松毛岭不远处的庙前，由于机械故障，飞机被迫降落在一片稻田里。顾祝同和机组人员狼狈地从飞机里钻出来，踩到稻田，弄得满身泥巴。幸亏国民党驻军迅速赶到，不然顾祝同一旦落到红军手里，松毛岭的历史就该改写了。

是啊，如果顾祝同被抓获，松毛岭一役可能就不是那样的打法了。不过，局部战斗改变不了整体结果，松毛岭一战的结局还是不可避免。我的思路被老项的故事吸引了。

这个故事还没完。据我到庙前走访的结果，顾祝同的飞机竟然被烧掉了。原来当时飞机迫降到稻田后，顾祝同一行迅速离开了飞机，但飞机的机油漏了出来。两个村民看到后打赌那从飞机上流出来的是油还是水，双方争执不下。最终，他们为了辨别就去点火，结果火势迅速蔓延，将整个飞机都烧毁了。老项像在讲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

我哈哈大笑起来，止也止不住。比起松毛岭战役的惨烈、黄润东人生的平凡，顾祝同和他的飞机竟然在这一刻变得滑稽而有趣。

老项没有笑，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考证中。我觉得这个故事是真的，据说因为这次飞机迫降事件，顾祝同从此对这个飞行员十分放心，西安事变的时候，还特意叫来这个驾驶员送老蒋回南京呢。

是吗？老项，我发现你根本就不像生意人，也不像真放下了。看来你还是被历史勾走了魂，没有松毛岭，你还会发现第二个松毛岭。我说。

没有没有，主任大人，我已经洗手不干了。寻找庙前的这个故事纯属巧合，我的主业还是做电商，做农产品销售，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把“客家老项”做大做强，做到全国全世界。老项夸张地分辩着。

我相信，老项，你是个实在人。只不过，你到了庙前，不仅会找到顾祝同飞机迫降的稻田，还会找到朱毛红军第二次入闽时的孔清祠，还有庙前暴动的革命遗址，然后你又充满激情地放下了“客家老项”，变身为“红色老项”。我太了解老项了，很有把握地说出他的路径。

老项停下来看着我，说，难道你是我肚里的蛔虫，把我要做的事都规划好了？

我笑起来，对他说，我不是蛔虫，是你的人生规划师。

好吧，人生规划师，请在庙前帮我规划出一个黄润东来。老项似乎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