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之君的《蕙的风》发表以后，颇引起旧派的反对，这原是当然的，也没有什么辩解的必要，因为他们的攻击乃是真正的保证，倘若被他们恭维那就要不得了。但是我最憎恶那些躲在老辈的背后，动辄拿了道德的大帽子来压人的朋友，所以对于《学灯》上的胡梦华君的文章禁不住要来说几句话。

胡君批评《蕙的风》的话最重要的是“有不道德的嫌疑”，”故意公布自己兽性冲动”，“变相的提倡淫业”，“应当严格取缔”！我不知道汪君情诗之所以不道德，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讲性爱呢，还是因为讲的欠含蓄呢？倘若是因为欠含蓄，那么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决不能牵涉到道德上去。

然则他的不道德，一定是由于讲性爱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我想论者如不是自残支体的禁欲主义者，便没有是认我这个疑问的资格。倘或以为这是做得说不得的，那是可怜的伪善者，还够不上理学家的称号。中国即使性教育一点都不发达，青年的意志也还不至于这样变态的薄弱，见了接吻拥抱字样便会堕落到罪恶里去。世界上有什么地方，在文学上禁用这些字样？英美的勃来克惠德曼的话不去引用也罢，因为他们都是“堕落派”，至于圣书里的诗文，那便是纯正的“批评家”也没有敢于指斥的勇气了罢。（参考《中华新报》双十节增刊中胡君论文。）请看《雅歌》里的这一句话，“你的嘴唇滴蜜，如像蜂房滴蜜”，比“那样的亲吻异样甜蜜”如何？曼殊大师译《留别雅典女郎》第二三节中的《骈首试香腮》，（虽然原文意思略异），和“朱唇生异香，偎近侬情切，”又如何？莎士比亚现在成了文宗了，但他的Venusand Adonis（听说）却有被现代绅士抹杀的部分；歌德与雪利都是文豪了，但当时英德传统的批评又何尝不斥他们为“无行文人”呢。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献丑”，在文学史上很多这种前车之鉴，不可不注意一点。《波伐理夫人》和《结婚》的公诉事件，在当日岂不是自命为维持风纪的盛举，却只落得留作法利赛人的卑怯的证据罢了。

所谓严格取缔是否即用法律的制裁，没有说明，不好任意断定，但是不得不说是同一派路，因为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神圣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利赛人的行为。

怎么叫作“变相的提倡淫业”，我实在不明白。即使论者怀着最急进的思想，认一切由经济关系而发生的性行为都是卖淫，对于自发的舍身的取予当然认为正当，为超善恶的了。现在却以提倡淫业作为汪君的情诗的判语，真令人不能揣测其真意之所在。至于论者又把“十八摸”与春宫和《蕙的风》牵扯在一起；或者有人听了要觉得骇然，我却并不想去责难他，因为我相信艺术上的确可以有十八摸与春宫的分子，雅歌与《神曲》里Franaesca和Paolo场面的插画（陀勒所作？），在法利赛人看去正是春宫一类的东西呀。英诗人斯温朋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相信不洁的念头。”这句话的确不错，《十八摸》与春宫不在别处，便只在法利赛人的脑子里。

有人对我说，我的话未免太认真了。中国的惯例，凡是同乡同学同业的人，因为接触太近，每容易发生私怨，后来便变成攻击嘲骂，局外人不知此中的关系，很是诧异，其实并不足为奇；譬如《学衡》派之攻击胡适之君即其一例，所以这回我也不必多事，去管别人的闲事。这话虽然说的也有理由，但我不知汪胡二君的关系究竟如何，所以不敢轻信。又有人告诉我，这位胡君便是以前评过《新月集》译本，相信了广告上的话，坚持说这部诗集是给儿童读的诗的批评家；他因为太相信别人的话，前回上了泰谷儿的当，这回所以又上了汪静之的当了。我将八月份的《学灯》查了一遍，果真有那一篇文章，我也就心中释然，觉得上面的话也可以不说了；但是既然写好，而且中国的法利赛人也还多得很，可以给他们看看，所以仍旧把他发表了。

1922年11月，1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