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一九七四年生，山西长治武乡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权益保障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新时期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湘江文艺》《湖南文学》《黄河》等刊物发表散文多篇，并入选年度选本，亦有理论文章和辞赋作品见于报章。出版有散文集《天风水雅》。曾获丁玲文学奖、黄河文学奖等。

童心卓吾（节选）

李晓东

一

博士论文写《个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化》，从王学左派寻找梳理思想资源，对李贽的生平和思想下过一些功夫。但时日既久，杂事殊多，卓吾先生便渐渐远去，面目模糊，只留下“童心说”、“童心者，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等些许常识。不料，在泉州小巷，和卓吾先生不期而遇。

李贽故居，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南门万寿路。天下路名，重复不少，如解放路、人民路等，许多城市都有。我在北京也住万寿路，以为清朝皇家讲究，别地无有的，在泉州却“又见故里”。想想，其实泉州的万寿路更加实至名归，肉身有涯，思想无限，皇权已逝，真理永存，这小小院落承载的，是传于远方、垂于后世的不灭光焰，是四百多年前现代思想的先声。

门极小，与周边环境无二，即使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李贽故居”门匾指引，匆匆而过的人，还是很有可能会忽略这座一九八五年即成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先贤旧宅。赵朴初先生的字温柔敦厚、舒展闲雅，真有佛家清修之后的气象，我以为，题牌写匾，当代第一人。可能有人以为，李贽为儒，赵朴初归佛，仿佛门派不合。其实不然，常言儒释道交融，并非天然合一，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中阳明心学在引释入儒上，起了关键作用。而李贽，正在这一支上生长出来。

王阳明对于理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新教之于天主教。理学自周敦颐发端，经“二程”即程颐、程灏发展完善，及朱熹集大成。既是学术体系，又上升为国家之意识形态，其理论及实践特点，大要有二。学理上，将“天理”与“人欲”对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实践上，将“读圣贤书”与“俗务”对立，以“读书明理”为上，轻视具体事务，无论是日常事务还是现实的建功立业。至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标准，进一步强化了理学的一统地位。

心学之始，乃在南宋陆九渊。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在信州，也就是今天江西上饶的鹅湖镇举行“鹅湖之会”，召集人吕祖谦本来想弥合分歧，“合而为一”，结果论辩三天，不欢而散。论辩中，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未受撼动。心学之盛，尚待三百余年之后的王阳明。当然，还有一场鹅湖之会，是辛弃疾与陈亮，比这场晚了十三年，是文学家之间的聚会。没有意见相左，只有意气相投，虽抗金复国之志未酬，悲歌慷慨，然相见恨晚，反复唱和，留下了《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千古名篇，“沙场秋点兵”的家国情怀垂于百世。两场“鹅湖之会”，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生动反映了哲学家与文学家的不同。哲学家重理性、文学家重感性，哲学家重识见、文学家重情感，哲学家重分野、文学家重唱和，哲学家重门派、文学家重流派，哲学家重风范、文学家重风格。

二

李贽先祖唐时自河南固始迁泉州避祸，然数百年后“元季兵饷费多，粮银推迫，一人焉能特持，又兼幼孤，常在外妈之家，是以变名而入外妈之林姓”。常言曰福建“陈林半天下”，《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是福建人。改姓，又是为了避祸。福建林姓人多势大，外来之人可以得到护佑。改变的，不仅是姓，还有生产生活方式。改姓至载贽，共七代。祖业相传，从事海外贸易。古名刺桐的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用二十二处遗址，雄辩地见证了这个延续数百年的世界第一大港，全国唯一的全域历史文化遗迹城市往日的风云繁华。

海上丝绸之路数条，载贽祖辈选择的，是向西到波斯的路线。访问伊朗时，在伊朗国家博物馆里，看到许多元青花，深为惊艳。更惊艳的，是在德黑兰街上店中，见到错彩镂金的大碗和大盘。同行中，有位陶瓷专家，鉴之为真，立即买下。其他资金足者，效之，不时卖出三套。然同样者仍有，似乎源源不断。其他店中，也所见甚多。陶瓷专家说，这是明清时代的外销品，国内几乎没有。想想也是，只看器物尺寸，便知是放大块手把肉和奶茶的，与中国精巧细致的瓷器决然两样。可见，李贽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是量身定制，具有显著的自觉意识，深刻了解客户的文化心理和现实需求。二世祖林弩“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谟斯（伊朗古代港口）”，并且“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就娶色目婢妇人于家”。

初见清净寺，眼前一震，熟悉的气息迎面而来。讲解员问，哪位老师到过伊朗伊斯法罕清真大寺？我回答，我去过。同行者多惊讶。我说，二〇一一年，随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伊朗，参观过这座已名为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的著名建筑。高耸的穹顶和内外通体的蓝色砖，令人仿佛置身沙漠的星空。正参观得兴致勃勃，突然来通知，时任伊朗总统的内贾德要会见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于是，立即启程返回德黑兰，未及尽兴。不料，十年后在泉州“重逢”。而且，清净寺修建于南宋绍兴元年，即公元一一三一年，比伊斯法罕清真大寺早了近五百年。因此，不是清净寺似伊斯法罕清真大寺，而是伊斯法罕清真大寺取法清净寺。

寺中壁上有“敕谕”，明成祖朱棣颁发的，其文曰“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取有故违……以罪罪之”。朱棣确是雄才伟略之人。定都北京，亲在边防以御蒙古，又遣郑和七下西洋，沟通中国与世界。对外来文化宗教尊重包容，自汉而起的朝贡体系，到明朝达到顶峰。永乐元年，日本遣使入贡，成祖厚礼之，赏赐颇丰，且对贡使违反禁令私带刀枪视而不见，表示“勿拘法禁”，还让官府出钱买下。永乐二年，琉球山南王贡使在景德镇购买瓷器，被当场抓获，明成祖谕旨“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之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正由于此，外来之人日益增多，且在泉州等沿海之地安居乐业。清净寺中，大礼拜堂穹顶已因地震坍塌，就地埋入土中，四壁与石柱依然屹立，护佑着青青芳草，如波斯地毯般，仿佛还在回忆昔日虔诚诵经的盛况。旁边有望月台，是斋月里阿訇登临望月，决定开斋日期的地方。一代代穆斯林在这里安居乐业，伊斯兰文化同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三

我们研究中国外来文化史，对佛教、基督教的影响着力殊多，成果丰富，伊斯兰文化的作用，却为人所知较少。但伊斯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最重要的，是冲击了“重农抑商”思想。唐代伊斯兰教初入中国之时，其经商所取得的财富，便使“唐人想见穆斯林商人之富而想见其人，因想见其人而想见其教”。逮于明朝，特别是嘉靖万历之后，经济发展、商业繁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对这一社会变迁的思想反映，特别是成体系的阐述，便需得天时地利人和者，于是，落到了李贽肩上。

载贽十二岁，作《老农老圃论》，扬樊迟问稼而抑孔子。一人有此新见，在程朱理学一统之时，本已不易，更新奇的，是“论成，遂为同学所称。众谓：白斋公有子矣”。一篇“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少年习作，非但没有被打压，反而广为点赞，说明当时泉州虽为朱熹闽学之地，然民间却已萌发出新思想的嫩芽。

载贽少时，家族依然营商，然已无祖上跨国贸易之富，仅以在当地开店铺求得温饱。于是，载贽父林白斋即弃商读书，考中秀才，以教塾为业。载贽少即显才，更胜其父，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年），二十六岁的林载贽中举。中举后，发生一个重要改变，改了姓，由林归李，回到家族本来的姓氏。但换姓未更名，包括字号，林载贽变为李载贽。但李卓吾不是林卓吾，卓吾乃李贽成名后自取的号，意为卓越吾生，自警自励追求学问识见的卓荦不群。李贽为何归姓，其著作及前人传记中未有明言，我推测，是李贽对于儒学传统，包括其背后所代表的家族传承的自觉回归。因为李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自非林氏可比。我曾两次到甘肃定西市陇西县李家祖祠瞻仰，李氏十二支，以东南一支族谱最为详尽，李贽一族，也入《陇西李氏族谱》记载。

李贽思想之产生，有天时，明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有地利，泉州商业发达；有人和，李贽祖上国际贸易的眼界，以及伊斯兰文化的不自觉浸润。然而，也有违和，甚至大不和之现象。那就是，李贽于家道衰落之际中举，又多子女，家庭家族之累，让他深味“穿衣吃饭”之不易。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李贽归宗，读书以求出仕。然其出仕目的，并非如宋明理学所提倡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他有着家族的生活负担，也有商人之家的现实。

遗憾的是，以官谋生之道，李贽走得不仅不顺，反而异常艰难。明代，官员俸禄很低。李贽宦海浮沉，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所得收入一直难以支撑自己小家庭和大家族的花费，尤其遇到为祖父、父亲送葬这样的大事，更加入不敷出。南京任职期间，因城市花费巨大，只好将妻子和三个女儿留在辉县，买田数亩度日。正遇灾年，二女、三女竟然饿死。杜甫小儿子饿死，愤而留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千年之后，这一幕再次载入中国文化史。李贽与妻共育四男三女，然只有长女成年，七丧其六，男丁全无，在为人父者心中，当是多大的痛！也许，唯有巨大的悲痛一次次撞击心灵，才能诞生出深刻的思想。

一直到云南姚安知府任上，情况才好点。姚安处彝族地区，直到二〇一八年才摘了贫困县帽子。李贽在任期间，颇多善政、民评极佳。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修建的涟广桥，至今犹存，已更名李贽桥，记载着这位虽在姚安仅三年，却与之紧密相连的灵魂。

离任时士民“攀辕牵衣”不令其去，只好夜里乘小船离开。可以说，李贽肯定不是贪官，离别时身无他物，唯图书几册，自称“无价之宝”。然毕竟掌了实权，经济状况大有好转。所以，海瑞做了两任知县，却两袖清风，才为当时和后世称颂。而且，知府是四品，依明制，四品以上，致仕后仍可以拿到与在职时相同的俸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退休金。李贽很有意思，也可以说复杂多面。为政尽力，造福一方，然心中却另有二事。其一，收获“铁杆庄稼”，要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其二，精研学理、另出新知、传播天下。

四

知姚安时，李贽便在县城德丰寺创办“三台书院”，收徒讲学。在寺院讲学，是李贽传播学术的一个特色，后来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索性落发。落发之因，个人解释是因天热头痒，想想也是，古人头发既长，不可能每天洗，湖北天热，确不好过。但真实原因肯定不是这样。作为一个自觉的思想者，特别是姚安知府之后，多位上司，甚至包括他一直顶撞的上司，都真诚推荐提拔、多次慰留，但李贽去意已决。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谋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五十岁之后，便是为自己的思想与学说而生存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时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是真的辞世而去。李贽则实现了凤凰涅槃。因此，此后他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直至狱中自尽，始终不改其志，正如孔子自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落发的真实原因，在《与曾继泉》中写道：“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存。明代寺院是不用生产劳动，吃信众供养的。因此，愿当和尚者甚多，以至朝廷不得不严格限制度牒的发放，一张度牒，黑市价至数十金。李贽把所有的退休金都给了家人，自己无固定收入，只有依人门户，受人供养。孔子授徒，要收束脩即学费，而且费用不菲。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七十者可以食肉”就是王道盛世了，几条干肉，绝非人人可以承受的。但孔子并非如《论语》所记述的只讲道德，而是传授“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连驾车都教，非常实用。学成之后，“迩之事父，遐之事君”，可以在天子、诸侯、大夫的天下、国、家中找到工作。可以说，孔子的私学，是中国最早的公务员培训班，类似于今天的MPA。孔子转型升级，使儒家由先前主持丧礼的行业，飞跃为立于朝堂、从事政务的行政人员。所以，孔子之学，乃道德与技能两轮驱动、比翼齐飞的。有真本事、有真道德，方为君子，是谓文质彬彬。如此，才能行大道、济苍生、扶邦国，成就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不然，不是变而为小人，就是败于小人。

宋明理学，是只讲心性，不务事功，甚至日益以“俗务”为耻。讲学，也随之由职业教育变而为修身教育，不收取任何费用。听讲者，也不以习得谋生技能为要，而在于心性开悟、道德提升。这一点上，与佛教相像。学者常言，中华文化儒释道合一，修养方式的借鉴也应作为重要证据。由此推断，李贽的落发，当有可心安理得地受供养的考虑。毕竟“穿衣吃饭好是人伦物理”，作为职业思想家的李贽，依然不脱商人思维，或者说，在李贽思想体系的深层，商人思维占据重要位置。

五

李贽离开姚安，并未如绝大多数致仕官员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且即使在感情殊笃、少年成亲的妻子黄宜人病逝，自己在外处境艰难时，依然选择不回乡。有学者解释，因泉州是朱熹创立的闽学之重镇，返乡不易其思想传播，我以为，这只是表面，根本原因有二：其一，不愿再因家庭家族之事干扰自己的向学之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前半生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都尽完了，要为自己活了。其二，更本质的，是李贽对于“天理人伦”有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以此为基础，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传统儒家以家族为本位，首重亲情，以孝为人伦之首，道德根基。两汉四百余载，以孝治天下，皇帝庙号，都必带“孝”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学、宋学等儒学传统奠基，又以“举孝廉”做官治国，孝之地位，无人可及。不孝，可处极刑，大儒孔融即丧命于“不孝”的言论。因此，父子关系，也即家族和家庭血缘关系是人伦之本，也是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我们在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看到，想一起干事的，首先要结拜。“宴桃园豪杰三聚义”“俱以兄弟相称”，因为唯有建立“拟血缘”关系，方才稳固。而李贽思想流传之后，万历二十年出版的《西游记》里，就几乎没有结拜这回事了，虽然说了句孙悟空和牛魔王五百年前结为兄弟，但实笔一点未落。师徒四人，即使三位徒弟，也是师兄师弟相称，是一种工作关系，而非家庭关系。《红楼梦》里，结拜者已是薛蟠、柳湘莲这样的混混和浪子。

李贽主张“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夫妇之为物始也如此。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迎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何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这篇《夫妇论因畜有感》仅百余字，却具有动摇根本的意义——将社会关系的基础由血缘关系变而为社会关系。正是这一点上，李贽超越了王学，包括王学左派的先贤和同道。夫妇关系是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混合体，然根本上是社会关系，可以建立，也可以解除，可以是人间最亲近的人，也可以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因此，以夫妇为人伦之本，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关注重点由大家族转而为小家庭。李贽弃官从儒，走科举之路，最初是为“重振家声”，立足家族利益考量的，然而家族的沉重责任既使他不堪重负，又反思觉醒。在深层，祖上跨国营商的经历和伊斯兰血脉，让李贽比王阳明，及其后王艮、颜钧、何心隐等，更具根本性的革命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样的观念，在李贽那里已经萌芽。其二，预示着脱离家族血缘谱系，将自己系于更不稳定的关系之上。这与他中举后复归祖姓，已天壤之别。

而且，李贽以天地为夫妇，以夫妇之关系来解释世间更广大而根本的东西。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么，不仅对于儒家学说，扩而为之，至于道家，李贽同样质疑。甘肃天水被称作“羲里娲乡”，伏羲女娲从南北二山各滚下半扇磨盘，渭河中相遇，合而为一，龙马负之而出，天作之合。河边北山上有洞，名龙马洞，伏羲女娲成婚之所也，直到今天，结婚依然叫“入洞房”。可惜龙马洞至今未开发，在高速公路旁，日夜听见东去西来的车声，不知两位文明始祖是否失眠？这个故事，看似民间传说，却形象地阐明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哲学根本。李贽归宗，应对陇西典故做过研究。因此，“异端之尤”之称号，于李贽，实至名归。李贽思想，不限于伦理哲学，而上升到认识论、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层面。

六

比夫妇更令李贽重视，也更具根本意义的，是友谊。巴金说“我是靠友情才活到现在的”，李贽早已“以友朋为性命”“专以良友为生，故有之则乐，舍之则忧，甚者驰神于数千里之外”。巴金有稿费收入，而且“靠着稿费过着较富裕的生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每月付一百多元租住上海武康路的花园洋房。李贽虽然著述勤奋，刊出《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作，并评点《西厢记》《水浒传》等小说，且一时大卖，以至伪托之作甚多，但没看到李贽因此有稿费或版税收入的记载。李贽对友谊的崇尚，在现实层面，是保障生活来源，而且还要过得体面，毕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四品官员致仕；理念层面，则在探求新的社会关系。李贽为何有此自觉，还可从其祖上跨国贸易经历中寻找。漂洋过海，离开了家庭、家族、故土，走过漫漫长途，面临无数风险，随时可能有性命之虞，同行者之间的友谊便空前重要了。英国将罪犯流放澳大利亚，流放者形成了一种观念，mateship,可以翻译成“义气”，也可译为“友谊”，至今依然是澳大利亚的国家价值观。

李贽离开姚安，到湖北黄安麻城耿定向、耿定理家，教耿家子弟读书。但李贽与其父不同，不只为了谋生，根本上，是与耿氏兄弟相与问学，共同探究学问。因此，李贽与耿定向、耿定理，并非东家与西宾的关系，而是平等交流的向学同道。他们友情的根本，是学问，是“道问学”，所以，当观点不一致时，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还翻出了惊涛骇浪。李贽以“二”而非“一”为逻辑起点，用之于社会关系，便是平等、尊重。

李贽与耿定向的论争，持续时间之长、言辞之激烈、波及人士之广，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是少见的。这场争论，直接导致李贽搬出耿家，两人几近绝交。耿李之争，其中当然不乏意气用事，但二人都是成熟的学者，绝非骂街的泼妇，正如李贽在麻城被驱逐，事实并非耿定向所为。因此，学理之争才是根本。争论之要，乃在耿定向以“扶世立教”为己任，主张“以先知觉后知”，以圣人之道教化人心。“先知”一词，大家都不陌生，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就称作“先知”，这一点上，李贽和他所尊奉的宗教也不一致。李贽为官时，每个岗位都与人“相忤”，搞不好人际关系。当然是性格原因，但“不与人同”的性格，或许在官场难以如意，却为别出新见、另觅新知提供了宝贵支持。

李贽恰恰最反对高台教化，虽然他开坛讲学，门人众多，甚至不乏女性。然李贽最核心的观点乃“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与“真心”，构成了李贽与王学一门其他学者的区分。阳明“心学”，其名称从释、道借来，首在“致良知”。阳明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谓良知，即指没有私心恶念之心，“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王阳明逝世前“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虽史载“微哂”，有自嘲或无奈的感觉，但与数百年后弘一法师圆寂时写下的“悲欣交集”一样，都是得了大觉悟的。泰州学派承阳明而与百姓更相趋近，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但只有到了李贽提出“童心说”，才有了革命性的飞跃。

《童心说》中，李贽用了“障眼法”，将童心等同于阳明心学的真心，也即良知，而后解释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自孟子荀子以来，争论不休。李贽超越善恶之论，以“本心”释“童心”。那么，什么是“本心”呢？直言之，即私心也，“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上溯可知，私心即童心即真心，李贽以此为基点，根本上超越了王学左派。私心，非自私自利之心，而是个体之心，李贽之最重要者，在于对个体的本质发现。人之存于世，首先作为独立的人存在，而非家族链条中的一环节。提倡“人的文学”，对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这种萌芽，在李贽那里，已经存在了。

通常共识，晚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经济形态相伴随的，是思想领域的发现。晚明思想界异常活跃，王学即分化为左派、右派，还有东林党等，但只有李贽，方才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即“经济人假设”，公开主张人唯有立足自身利益，方可做出正确的选择，采取适合的行为。因此，李贽的伦理逻辑是，“个体—夫妇—父子—兄弟—上下……”理论运用于实际，便提出“天尽世道以交”，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主张“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

提倡男女平等，是许多人关注的李贽思想亮点，而李贽被东林党人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最终御批下狱而死，“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也是重要原因。男女之事，历来抓眼球，古今一也。李贽的男女平等思想，包括向女子讲学、赞成寡妇再嫁、主张“夫妇之际，恩情尤甚”，以夫妇二人感情，而非“父母之命”、家族利益为婚姻根本，放在今天，也是先进的。赞叹同时，考察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知，晚明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一个行业体现得最为充分，那就是纺织业。曹雪芹祖辈任江宁织造，积累巨大财富，其背景正在于此。而纺织业的劳动主体，当然在妇女。因此，妇女已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只承担家庭责任，而成为社会生产的活跃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说“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晚明时期，部分地区行业生产方式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已有许多妇女走出家门，或者即使在家，也成为社会化大生产、商品交易的一个环节，与先前大不相同了。这一点，被李贽敏锐把握到，并从理论上论述之。商人家族的文化积淀，和伊斯兰文明的开放，使李贽在一众思想家中，走到了时代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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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