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小说风景》《持微火者》《我看见无数的她》等。主编《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比时间更久：2022年短篇小说20家》《霞光映照之地：2022年当代散文20家》《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等。获得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中国女性文学优秀成果奖、华文最佳散文奖。 新鲜风景与故人山河（节选） 张 莉 “别开生面” 一九三六年，二十三岁的孙犁离开家乡安平，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书一年，虽然只在那里生活了短短的一年，但白洋淀的生活让他难以忘怀。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山深处的行军途中，孙犁将白洋淀记忆诉至笔端，写成长篇叙事诗《白洋淀之曲》。诗的故事发生在白洋淀，女主人公叫“菱姑”，丈夫则叫“水生”。他们和《荷花淀》中的年轻夫妻一样恩爱，但命运不同。在这首诗中，水生牺牲了，菱姑丧夫后拿起了枪：“热恋活的水生 / 菱姑贪馋着战斗 / 枪一响 / 她的眼睛就又恢复了光亮”。《白洋淀之曲》写得并不成功，只能说是孙犁对白洋淀生活的尝试写作。那一年，孙犁二十六岁。他热情洋溢，但文笔青涩。——白洋淀的生活如此刻骨铭心，可是，怎样用最恰切的艺术手法表现？此时年轻的孙犁还未做好准备。 孙犁重写白洋淀故事，是在延安。一九四四年，孙犁来到延安工作，他听说了故乡人民经历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一九四五年，他遇到了来自白洋淀的老乡。他们向孙犁讲起水上雁翎队利用苇塘荷淀打击日寇的战斗故事，孙犁的记忆再次活起来。多年后，孙犁回忆起当年听到老乡讲故事的心情：“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很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因为雁翎队员们的讲述，也因为孙犁本人对家人的思念，孙犁连夜写下短篇小说《荷花淀》。 《荷花淀》中的人物依然叫“水生”，故事依然发生在白洋淀，依然有夫妻情深和女人学习打枪的情节，但小说的语言、立意、风格和早期的《白洋淀之曲》迥然相异。题目“白洋淀之曲”改成了“荷花淀”，用“荷花淀”来称呼“白洋淀”显然更鲜活灵动，读者们似乎马上就能想到那荷花盛开的图景——这个题目是讲究的，借助汉字的象形特征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空间。《白洋淀之曲》中死去的水生在《荷花淀》里活了下来。故事情节的重大改动是否因为他对妻子与家人的挂念，是否因为他渴望传达一种乐观而积极的情绪？ 完成《荷花淀》那年，孙犁刚刚三十二岁。哪一位丈夫愿意打仗？哪一位妻子希望生离死别？但是，当战火烧到家门口时，他们不得不战。当作家想到远方的妻子儿女，想到家乡人民时，他要怎样书写生活本身的残酷？没有人知道战争哪一天结束，这位小说家/年轻的丈夫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纸上建设他的故乡、挂牵和祝愿。于是，小说家选择让水生成为永远勇敢的战士，而水生嫂，则可以在文字中享受属于她的安宁和幸福，哪怕，这幸福只是片刻。 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说，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他差不多跳起来，“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谈到孙犁作品给延安读者带来的惊喜时，他多次使用了“新鲜”：“那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把《荷花淀》视作孙犁创作生涯的分水岭是恰当的，此前，他是作为战地记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孙犁；此后，他是当代中国独具风格的小说家。 一九四五年五月，《荷花淀》先在延安《解放日报》首发；紧跟着，重庆的《新华日报》转载；各解放区报纸转载；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香港的书店出版时，还对“新起的”作家孙犁进行了隆重介绍。——这篇不仅写给自己，也写给亲人、写给“理想读者”的小说有如长出了有力的“翅膀”，安慰着战乱时代离乡背井的人们，也安慰着那些为了和平不得不战的战士们。尤其令人心生喜悦的是，《荷花淀》发表三个月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队宣布投降，水生和水生嫂们对安宁日常生活的愿望终于不再是愿望。自此，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有了名为“白洋淀”的文学故乡，自此，那里成为新的“中国风景”。 冀中新景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影响广泛的一部作品集，收录了他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八年间的小说散文及纪实性作品共计二十六万字，先后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出版过两个版本，到一九六四年，印刷了六次共计十八万册。今日重读，有许多角度可以讨论《白洋淀纪事》的魅力。但无论从哪个角度，你都不得不承认，孙犁以《白洋淀纪事》构建了一种新的中国文学风景。在孙犁笔下，冀中平原的自然、风光与人民相互映照，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标志性所在。 《白洋淀纪事》勾勒了冀中平原四季风光，生动、真切，有如临其境之感。春天来了，“春天过早挑动了小桃树，小桃树的嫩皮已经发紫，有一层绿色的水浆，在枝脉里流动”。（《正月》）“太阳照着前面一片盛开的鲜红的桃树林，四周围是没有边际的轻轻波动着就要挺出穗头的麦苗地。”（《游击区生活一星期》）“这一带沙滩，每到春天，经常刮那大黄风，刮起来，天昏地暗人发愁。现在大雨过后，天晴日出，平原上清新好看极了。”（《光荣》）到了夏天，“滹沱河在山里受着约束，昼夜不停地号叫，到平原，就今年向南一滚，明年往北一冲，自由自在地奔流。河两岸的居民，年年受害，就南北打起堤来，两条堤中间全是河滩荒地，到了五六月间，河里没水，河滩上长起一层水柳、红荆和深深的芦草”。（《光荣》）秋天，“满天满地霜雪，草垛上、树枝上全挂满了。树枝垂下来，霜花沙沙地飘落。河滩里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正月》）到了冬天，“村里村外，只有些小小的莜麦秸垛，盖着厚雪。街道上，担水滴落，结了一层冰。全村只有一棵歪把的老树，但遍山坡长着那么一丛丛带刺的小树，在冰天雪地，满挂着累累的、鲜艳欲滴的红色颗粒”。（《蒿儿梁》） 孙犁使用的词语是家常的，他喜欢用逗号和句号，句子短而凝练，有一种奇妙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所写当然是自然风光，但书写自然时，他有意写下明亮之色，厚雪与结冰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一丛丛累累的红色果实；大黄风之后紧接着是大雨过后天晴日出，似乎也只是陈述所见，但这些风景并不给人荒芜感、孤独感。“田野里，大道小道上全是忙着去种地的人，像是一盘子好看的走马灯。”（《“藏”》）“常常发水，柴禾很缺，这一带的男女青年孩子们，一到这个时候，就在炎炎的热天，背上一个草筐，拿上一把镰刀，散在河滩上，在日光草影里，割那长长的芦草，一低一仰，像一群群放牧的牛羊。”（《光荣》）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荷花淀》） 劳作的人们与自然在一起，构成了冀中平原上最为日常的乡土生活。他写人如何在自然面前生存，同时也写人如何创造环境。战争对日常风景进行了破坏，大地上突然出现了炮楼，像“阔气的和尚坟”，“再看看周围的景色，心里想这算是个什么点缀哩！这是和自己心爱的美丽的孩子，突然在三岁的时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样，叫人一看见就难过的事”。战争对生活进行了摧毁。“自从敌人在白洋淀修起炮楼，安上据点，抢光白洋淀的粮食和人民赖以活命的苇，破坏一切治渔的工具，杀吃了鹅鸭和鱼鹰；很快，白洋淀的人民就无以为生，鱼米之乡，变成了饿殍世界。”（《采蒲台》）“生活史上的大创伤是敌人，在炮楼‘戳’着的时候，提起来，她们就黯然失色，连说不能提了，不能提了。那个时候，是‘掘地梨’的时候，是端村街上一天就要饿死十几条人命的时候。”（《织席记》）他写炮声就在不远处，“东西北三面都有了炮声，渐渐东南面和西南面也响起炮来，证明敌人已经打过去了。”甚至，炮声来到了家门口，“当大娘正要转身回到屋里的时候，在河南边响起一梭机枪，这是一个信号，平原上的一次残酷战斗开始了”。（《正月》）但是，乡村并没有被真正摧毁，人们拿起枪，“这一村的自卫队往大场院里跑步，那一村也听到了清脆的口令”。 《白洋淀纪事》里，孙犁将笔触延伸到战争年代的“毛细血管”，写下战争对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毁灭，更写下冀中村庄的勇气和反抗。当然，尽管他站在百姓角度感同身受，但是，他毕竟不是农民，而是革命干部，他有作为革命者的自觉。事实上，《白洋淀纪事》里的叙述人，是一位渴望改造世界、对未来有着必胜信念的写作者。于是，从他的自然风景里，你能清晰听到一位革命作家的声音，意识到小说里的风景某种意义上是革命者的心理映射。“在外面的大地里，风还是吹着，太阳还是照着，豆花谢了结了实，瓜儿熟了落了蒂，人们还在受着苦难，在田野里进行着斗争。”（《“藏”》）“许多高房，大的祠堂，全拆毁修了炮楼，幼时记忆里的几块大坟地，高大的杨树和柏树，也砍伐光了，坟墓暴露出来，显得特别荒凉。但是，村庄里的血液，人民的心却壮大起来了，一种平原上特有的勃勃生气，更是强烈扑人。”（《嘱咐》） 这样的视角和眼光，带着改造和建设一种新世界的信念，也影响了其所见。风物常常是希望的隐喻：“太阳刚刚升出地面。太阳一升出地面，平原就在同一个时刻，承受了它的光辉。太阳光像流水一样，从麦田、逍沟、村和树木的身上流过。这一村的雄鸡接着那一村的雄鸡歌唱。”“我望一望那明亮的三星，很像一张木犁，它长年在天空游动，密密层层的星星，很像是它翻起的土花、播散的种子。”雄鸡、星星、翻起的土花和播散的种子，都来自于一位战士的心灵风景，是主观化的自然。在这里，贫穷是暂时的，饥饿是暂时的，恐惧也是暂时的，信念感在每个人心中。对必胜信念的确认与确信，成为《白洋淀纪事》一书的灵魂，也是打动万千读者的隐秘动因。 战争、自然、人与时代如何在孙犁笔下构成风景？以《荷花淀》里的故事为例：“后面大船来的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与之前轻划着船“哗，哗，哗”不同，鬼子来之后，“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已经不再只是象声词，它还是情感和动作，是紧张的气氛，是“命悬一线”：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铜墙铁壁”和“哨兵”是比喻，但也是所处风景的态度。荷花荷叶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有气节的，成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孙犁笔下的风景是心灵风景。景色当然是真实的存在，更是白洋淀人民不屈意志的投射。“一切景语皆情语”，他要写下的是反抗的决心、胜利的决心。 “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柄谷行人说。这句话用在孙犁小说的风景上也是合适的。《荷花淀》的色调是明朗和乐观的，那是作家对战争前景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早已渗透在他血液里。早在一九三九年《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中，他就谈起过一种必胜的信念。“我们可以写我们要胜利，因为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的通讯里，应当流露着乐观，兴奋，顶多是悲壮；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要使自己感觉到并训练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火焰之发动者。”从青年到晚年，这是孙犁不断重申的写作职责：“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泻染出来。”但这样的职责并不意味着某种高蹈。孙犁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代表，在于作家“所见者大”而“所记者实”，而着墨于细微，在于他朴素、日常、切实的美学观。即使他深知要用高昂、渲染的笔墨，但落在笔端时，他依然从“小”着眼，写身边所见之人、所见风物。于是，枣树、野花、桃树、荷花、苇子地，呼呼的从远方刮来的风构成了冀中平原富有生命力的大自然之景，既是故事的发生地，也与主人公的命运和精神、情感相互交织。正是他笔下这些真切的花草、真切的天地、真切的人事，最终构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土地和家园，构成了他终生热爱的“中国的幅员”。 写作时的孙犁，将“自我”完全浸入了革命战士的角色之中。作为抒情者，他与作为革命战士的“自我”和后方百姓的“自我”融为一体。正如研究者们都认识到的，《荷花淀》之所以拥有如此多的读者，在于他在壮烈的抗日故事里含有迷人的柔软的情感内核，即夫妻之情，天伦之乐。与其说《荷花淀》是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孙犁以小说形式写就的一封充满思念之情的家书，这封信里有着一位丈夫 / 战士最深沉的情感。 新现实与新人 “不应该把所谓‘美’的东西，从现实生活的长卷里割裂出来。即使是‘风景画’吧，也应该是和现实生活、现实斗争，作者的思想感情，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次，谈到风景画时，孙犁这样说。这样的“不割裂”，也贯穿在他的作品里，他之所以构建了新的风景，就在于这个新风景里有新的现实与新的人，在他的作品里，人物和时代长在了一起，从而他才能为那个时代画下新的风景。早在一九四一年创作《文艺学习》时，孙犁就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一位作家，要意识到自己将面对一种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的现实”。要看到新的人，也要意识到人和人之间新的关系；要看到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要看到新环境和新景物，也要听到新的语言和词汇。所以，一位优秀作家，要用笔记下，用笔画下，要用笔刻下时代的“复杂的生活变化的过程”。《荷花淀》里出现的少年夫妇，《白洋淀纪事》中美好的少女和正派善良的老人们，其实都是孙犁所理解的新人。尤其是他看到了那些作为文学风景的女性形象，她们早已被无数研究者反复讨论。事实上，孙犁也坦言：“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 水生嫂们成为了孙犁笔下新风景的重要构成——她们与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的、呆板而麻木的农村妇女迥然不同。她们怎么可能只是柔弱的被保护对象？怎么可能是只会干家务？孙犁笔下，她们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小说中听到她们爽朗的笑声，感受到她们的力量，而就在水生们去抗日的那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蹬在流星一样的河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这是能独当一面的女性，她们和男人一样有责任感，是时代的新生力量。 孙犁以一种有情的目光打量着这些农村女性，他凝望她们，目光中充满了赞赏和疼惜。要写下她们的善良、勤劳、爽快。一如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象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象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象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象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还有那位硬朗的大娘，也是如此令人难忘。“大娘受苦，可是个结实人，快乐人，两只大脚板，走在路上，好象不着地，千斤的重祖，并没有能把她压倒。快六十了，牙口很齐全，硬饼子小葱，一咬就两断，在人面前还好吃个炒豆什么的。不管十冬腊月，只要有太阳，她就把纺车搬到院里纺线，和那些十几岁的女孩子们，很能说笑到一处。她到底赶上了好年头，冀中区从打日本那天起，就举起了革命的红旗！”（《正月》） 她们是“别开生面”的人物形象，这些女性农民形象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几乎是被视而不见的，现在，她们来到了他的笔下。我们得以看到新时代里她们的生活。环境塑造着她们，她们也改造着环境。她们就这样与新的环境互相映照着，呼应着。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女儿，她们在逐渐长成她们自己，这是解放区女性身上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被孙犁捕捉到了。比如吴召儿，她在险峻的风光里成长，但是却有着战胜险峻的勇气。她勇敢美好有如精灵。“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吴召儿》） 谁能忘记《铁木前传》呢？那里的现实带给读者新的惊喜。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孙犁写下的代表作。他写下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的友谊与疏远，也写下许多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写下钻井队到来的新变化，写下社会变革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影响。儿时订亲的九儿和六儿的情感也因时代巨变发生了改变，女青年九儿发现，爱情的结合，和童年的玩伴意义不同。“爱情，可以在庄严的工作里形成，也可以在童年式的嬉笑里形成。那分别就像有的花可以开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有的花却可以开在山顶的岩石上，它深深地坚韧地扎根在土壤里，忍耐得过干旱，并经受得起风雨。”九儿没有陷在情感的旋涡里，她看到了更广大的天地和世界。 《铁木前传》写的是时代，其中有时代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人的处境，人的艰难和人的欢乐。那个小满儿，今天看起来也依然那么可爱！我们看到她一个人走到路上，“她忽然觉得很难过，一个人掩着脸，啼哭起来。在这一刻，她了解自己，可怜自己，也痛恨自己。她明白自己的身世：她是没有亲人的，她是要自己走路的。过去的路，是走错了吧？”我们听到她对那位干部说：“你了解人不能像看画儿一样，只是坐在这里。短时间也是不行的。有些人，他们可以装扮起来，可以在你的面前说得很好听；有些人，他就什么也可以不讲，听候你来主观的判断。”——孙犁带领我们看到了小满儿身上的弱点和缺陷，看到她性格上的冲突，但并不试着擦去、抹平。他的作品忠直地保留着那个时代人身上的不和谐。他记下那些性格冲突的人物，这些人物使我们感受到爱、恨、怀疑、惊讶、忧伤、不安，还有难以名状的同情。这些人物带给我们新异和刺激。这些人物的诞生，使人们注意到，孙犁笔下，有多种多样的女性，她们身上潜藏着人之所以是人的复杂性。 《铁木前传》是明朗的、明亮的，带有一点点忧伤的气息。这部深具浓郁诗意气质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起广泛影响，也被后代读者传诵至今。即使历史条件已经变迁，那热火朝天的气象、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青年之间的情愫暗生依然有着穿越时光的魅力。我们能跨越时空和他们相遇，我们能从这些文字里辨认出每个人的痛苦和热爱，以及悲喜。 孙犁在历史特殊时刻，总能准确感应并描绘出大变革时代普通人民的心理期许。那属于一位革命作家的敏锐。无论是《白洋淀纪事》还是《铁木前传》，他的小说内在里有一个怀抱美好期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渴望以自己的方式和他的时代同频共振，他渴望以个人声音写出一代人的心之所向。换言之，孙犁作品里有专注于情感抒发的“个我”，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与此同时，这个“个我”也是一个“公我”，他的声音同时又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之所愿。“个我”与“公我”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契合是优秀革命抒情作品成功的关键，也是孙犁作品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