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黎，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文化学者、作家。著有《北京的红尘旧梦》《北京：当历史变成地理》，写文化北京的草木风物、世事沧桑。《月涌大江流》通过历史文化地理书写中国古典传统的端静明朗，在江南烟雨中感悟天人合一的诗化境界。长篇小说《黄花落、黄花开》，描摹大时代的沉浮飘零与生死歌哭。近年致力于人文地理和自然文学创作，领悟自然世界的幽微繁富、包罗万有。《江河在上》《观象》《虎啸榛莽》等作品，是对人与自然“相摩相荡、氤氲化醇”的观察、思考和对话。有多篇散文见于《当代》《人民文学》《十月》《光明日报》等，题材广泛，如自然物象的风日之美、前辈学人的志业风骨、历史深处的名士风流、文化传统的流风遗韵。

一 筑造“地方”，即为栖居

天空是拱形的造化之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大地是节日的温寒，蕴藏着水流和岩石，滋养果实，庇护植物和动物。诸神是召唤众生的神性之使，示现为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而凡人必有一死。

但凡人昼夜劳作，艰难负载，苦心筑造，成就春华秋实；终于让“四方”圆融共舞，复入于一物，挪入世界的敞亮之中：“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在那里，扎根于世界之中，处于地方之内。”

位置、地点、地带、道路、四方、世界、家园、栖居、在场等，终使大地显露为大地，万物欣荣开放，幽闭含藏，而又各得其所。尤其海德格尔在谈及“地方”时，将地方与“存在、人之栖居及‘家’联系在一起”，因为“存在”和“地方”密不可分。地方指向本源，与本性的至高存在息息相关。

不是世界建构了地方，而是地方建构了世界——正是这个因果之序，我们才接受了大地馈赠的绵长与当下时刻的丰盈。在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中诗意栖居与自由吟唱。

当然此时这种“歌唱是艰难的，因为吟唱不再可以是招徕张扬，而必须是实存”，如同海德格尔用凡·高画中农妇的农鞋负荷起土地沉默的呼喊。它不是一种可对象化观察和测量的所在，而是被某件艺术作品兴发的、必与世界的敞开相对而露面者——“艺术的永恒源泉是：形象惠临人，期望假手于他而成为艺术品。形象非为人心之产物，而是一种呈现，它呈现于人心，要求其奉献创造活力。”（德 马丁·布伯《我与你》）

与此同时，“地方”不受诱惑，也拒绝交易，因其所为，不为私利，而是源于整体而纯粹的牵引，才使得四重合奏回荡在轨迹广阔的世界性生存。也正是“地方”将人的卑微尺度与残破大地再度连接，作为神性彰显自己的场地，最终也成为人仰望天空并寻觅神性启示的所在。

“栖居主要不是居住，而是照料，使万物如其所是。”一种仁慈与关心向上直抵天空，而根基还留在地方。地方“更顺从于真理之运作和保藏”，并有一种敞亮贯通天空与大地之间。这一“之间”被分配给人，构成人的栖居之所在；这个所在，就是地方，它不带先见，谦逊地向非我世界敞开，以如初见般的敏锐体验万物，并“使诸神现身，使神性命运与人类命运的对话灼灼生辉”；并“以它们的本分，专门守护救渡之生长，重新唤起和创建我们对允诺者的洞察和信赖”。

二 地方，不是远方

亘古如斯的湖泊、永不摧折的林木、散发着香蕨木和松柏芬芳的农场，那是怀特笔下的优美湖畔，湖边小屋内“湿地的气味透过朽蚀的墙板袅袅飘来，催人如梦”。《塞耳彭自然史》散发着田园风格的悠远气息，让我们回忆起源头，回忆起对自然存在最古老的理解。而共同感、所属感和“地方意识”，作为对“存在之遗忘”的一种克服，永远留存于那些人和“地方”深度关联、深深扎根的村庄。

以怀特为代表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侧重观察、感受和欣赏”，于细微痕迹中探寻真理，不以猎奇、发现新物种、收罗自然珍宝为目标，对自然更加清晰审视、有如工笔画般的描绘，将植物学、鸟类学用文学形式表达。

《塞耳彭自然史》是为地方写作之开端。地方远远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虚构想象，而是由直接、有说服力的经验和观察所积累与支持的思想体系。“人类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就像这里的云雀，几千年来一直唱着同样的五个音符”，吉尔伯特·怀特的“地方”，朴实到一览无余，就是人类得以了解其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基本空间。

生活安静，主人文雅，兼有科学的趣味。人多闲暇，就连周边邻家村民最隆重的活动，也不过是到附近城镇去赶一次集。时间微不足道，一百年也不会有显著变更。他们不关心自己的过去和历史，所有时间的流逝，都只是为了寻找地理上的支撑点、“位置感”。过去、现在和将来失去了意义的关联，地方的永恒性，使人们更加倾向于依赖一个不变的事物，脚下的土地就成了混沌宇宙中最确定不移的点。也正因如此，“怀特和他的乡亲们”，是真心信任这人世间的。

怀特限定于一种不能四方奔走的职业，他不接受火车、电报，不愿太多为家务事烦心，但仅为解决一些鸟类学的细节问题，却甘于花十年光阴而一往无悔。在我们现代人眼中，怀特是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缺少意志力和某种可称为事业心的东西，但是，他又几乎每天都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博物学活动，塞耳彭独特的风物和气候渗透到所有文本中，让后世读者清晰看到了一方土地的色彩变幻与岁月变迁。

“美是真实，真实是美丽，知道这个就懂得了世上的一切。”（济慈）——“地方”正是因为简单真实而美丽。自然文学作家的科学素养体现在对地方环境知识的精通，但那不是指职业科学家的精确性和精微性，而是比常人具有更多的基础性知识，同时愿意致力于以一种可分享的形式，向读者传递。作者同时又并不过分去探究自然事物、现象背后复杂的本质及规律，这也使《塞耳彭自然史》避开了很多陷阱式的争辩，而更加贴近于真实的自然世界。优美、典雅、淳朴、富于秩序的主题，追求简约、心灵平静、道德升华的愿望，使得作品具有了一种和谐自足的特征。

与此同时，又正是《塞耳彭自然史》这样的作品能为我们提供连接现代与传统的桥梁。这个停滞不变的乡村或小镇，古代回音萦绕未散，而新的时代声音已冲撞而来，圈地运动时时袭来造成的巨大困扰、法国大革命传导过来的政治余震、当时英格兰令人不安的极端严寒天气——当然对于这些，怀特和身边的本地人是不太理会的。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变化是外界的、天际的，塞耳彭的世界兀自流转在循环往复的恒定之中，如赫尔曼·黑塞所说：“大部分人都像被风吹落，随风飘舞，掉于地上的树叶一样。但也有与星星相似的人，他们行走在固定的轨道上，多强的风都吹不倒他们，他们本身拥有自己的法则和轨道。”

三 “我能听懂鸟类的歌声”

在艾比童年的记忆里，荒野无边无尽。

草原在落日下泛出淡红色的光晕，像红色的水晶，而远处的山林则显出一派梦幻色彩浓厚的蓝色。天与地都寂然不动，陷人于一种欲思无力、欲言又止的境况。然而，这又是一个外在风景与内在风景开始融合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激烈的内心斗争让位于强烈的感受性，自我专注让位于对非我世界的专注。”

艾比童年生长的地方——霍姆山区，那个被他称之为“荒凉石南地”的小农场，一个不大的地方，是艾比与兄弟姐妹们的乐园。

艾比有个弟弟霍华德，有一种能与树木沟通的奇异功能。还有个童年玩伴约翰尼，他不用火柴就能生火。而艾比对此并不表示羡慕，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位专家，他在辨听鸽声方面极为擅长，如同梭罗声称能发现渗透在石头、水流、山脉中生命力的证据。

从小与自然亲密无间的联系，让艾比能更敏锐地感知自然界的声音，《大漠孤行》与《回家的路》有一种将敏锐和好奇结合在一起的粗犷和力量。作家对眼镜蛇、响尾蛇、吸血猎蝽、黑寡妇蜘蛛、蚊子、飞蚁、蝎子的关注，显示他比常人更能领会动物声音所传达的意义。

人类的母语都是在家中学习并掌握的，而非由学校的老师传授。语言是对自然世界的模仿，人类的语言亦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并与自然相通，这里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神奇，以至于少有人能充分把握它的复杂、微妙特性。

人类身体是一个质地相对低劣的感知仪器，我们不太能感知到自然界中大化流行的生命现象和节律，而鲸鱼、蝴蝶、大象、鹰与鹿等，却能够准确无误地感知。自然中的生物及其主体环境，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交流与信息传达。当人们接近草地时，所经之地必然会引起密集的反应：一些鸟会突然往回飞，一些动物发出不安的尖叫，而一些昆虫在草地下加快了爬行的脚步。这个信号还会如涟漪一般，被一路传递下去。在森林里，很多动物都知道鹰与虎会大致在什么时候巡行，猎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整个世界没有静止之处，所有的生灵都在观察，都在聆听。

十七岁的艾比开始了漫长的、从不停息的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感受到另一种感受，落基山脉白雪皑皑，远处就是辽阔天际线，还有雄奇无边的大沙漠，泛起千顷流金的科罗拉多河岸，以及缄默纯静的格兰峡谷。敬畏的体验往往迫使写作者的注意力离开自己，唤醒了自我与有机世界的融合，其作品也对自然法则表现出较高的遵循态度。

回忆过往，艾比说，我们可能都会虚构童年往事。但是，他们确实曾在故乡的野地中迷过路，那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山林永远留伫了他们当时的敬畏和恐惧，这是虚构不出来的。关于自然更深的隐喻，迫使语言存在于植物、流水、石头和动物中。很多年后艾比才明白，自己明察秋毫，善于聆听，是因为自己谦卑，时刻张着聆听的耳朵。“他如在梦中潜行，深爱着五官感知带来的丰美生命。”（迪拉德）——大自然迫使作家对外界更为专注，体验更为丰富，而专注正是精神体验的灵魂。奔跑变为了载歌载舞，张望变为了凝视与守望。

万物的自主言说开始了。当叙述者的存在越来越轻盈，他的感官仿佛融入到非人类世界，而自我变得几近“半透明”。当人进入到一种心神迷醉的状态，广阔宇宙自会有一种通灵的奖赏。这是一种受到训练的对自然的敏感，是“经过长期的苦训才能获得的喜悦状态”。

写作目的是“唤起回忆”，而不是“摹仿现实”，儿时记忆的发酵、对地方性写作的认同，使他将自然写作恢复到从前某种更为丰富和敏锐的面目。这种素养的根基，固然是荒野经验，但正如华兹华斯所认定的那样，无论现实如何令人沮丧，但“人的天性还能回忆”，童年才是成人重返自然、重返地方的最重要媒介。地方性写作呈现出的那种童真性、神秘性、非理性和诗意性的美学特征，这是其遵循艺术回归审美自律发展规律的结果。

四 广大与精微

在吉尔伯特·怀特生活的年代，早就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人家，经常会将千里之外的地理风貌绘成地图、风景画和版画，作为装饰挂在家中。那是地图绘制者跟随商船、战舰和科学考察船到达世界各地摄取的影像，是那个时代人们实现自身欲望和想象经纬的梦幻地带。它们是信息也是邀请，连接了从地方到未知空间的通道。

人类真就是这个蓝色星球上一张脆弱的薄膜而已，渺小得无以言表。如梭罗所说，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深入过水下三米，也没有跳高到三英尺以上。所以，人类必须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恰当的、质朴卑微的小坐标中，才能更理性更清晰地认识自我。就如维柯所说，“人类本性有一个特点，在描绘未知或辽远的事物时，人类对它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或是想对旁人也不了解的事物做出说明，总是利用熟悉的或近在手边的事物的某些类似点”。

地方可大可小，大到地球、国家、地域、城市、村庄，当然首先得是“生物区域”，有的生物地域大到足够囊括三千万人口，横跨几个国家；也可能很小，小到一片树林、一条小河、一间屋舍，甚至废墟、坟茔。在利奥波德看来，一棵大橡树就是一个历史博物馆，拥有这棵树即意味着拥有历史演变剧场中的预定座位。

甚至，它还有可能是流动的，比如在一片未被现代价值污染的河流，与周边环境相比，在某些生态标准下，显然处于另一个话语系统。如梭罗所说，大与小是相对的。瓦尔登湖是一个小的海洋，而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

但是，它必须是一个被久久凝视与记忆的“地方”，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身处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特殊的地方会对特殊的人群产生特殊的意义，人与地方相处日深，相互定义，人是某个地方的人，地方是某些人的地方，甚至成为这个人或某一族群记忆、体验的核心。

自然显露的适应策略，远比任何人类智力所设计的适应策略复杂。我们至今仍没有真正弄清楚从无机到有机决定世界和人类走到今天的关键一环。生态学家尤金·奥德姆发现，在几平方英里的森林中，所存储的信息极为精细与繁复，胜过人类所有图书馆中的信息。尽管这不是同一个信息序列，而是我们生息的宇宙生成的编码，其历史更需用地质年代数计。奥德姆据此认为，“在这个全面的信息背景下，人类可能并非是最高级或最有趣的产物”。

土地不仅是土壤，而且是所有生命活动的场域。生物学家发现，在森林土壤最上面的那一英寸土中，每一平方英尺平均有一千三百五十六种生物。假使再估算显微镜下所能看到的族群，很可能数目会增至二十亿个细菌和上百万个霉菌、单细胞动物和藻类——而这一切，都在不过几量杯就可全部盛起的土壤中。所以诗人才会无限叹服地吟咏：“我相信一片草叶的意义 / 不亚于星星每日的工程。”（惠特曼《草叶集》）

自然是一个成长着的、有创造性的、尚不完美的结构——它不停地用自己雄浑的生命力进行某种目的不明的苦心创造。歌德曾设想寻求某一种认知方式，这种方法可以证实自然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与此同时，在其本身整体性的严密之网上，它每一个单独的部分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有机界里，尽管没有任何东西不与整体相联系，但每个部分又都可以看成是整个系统的缩影，就像一块有无数切面的水晶体。

也许我们不该着眼于规模，更无须寻求规范，地方是最大的公约数，它本身就是自然的光芒在各种位置产出的各种投影（模式和经验）。它的一致性是内在的，保证了没有什么东西会太奇怪或太平庸，也没有什么东西会由于太高尚或太低劣而不能包含在它的范围之中。

森林、海洋、沙漠、都市、街区……当“地方”的领域变得更大，人们会将整个地球视为“我们的地方”，将自己视为“地球的成员”。“仅在关系中人方可感悟万有之惟一性，仅在惟一性感悟中人方可怀具万有一体之心胸”（马丁·布伯《我与你》），这就是地方精神。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部分中的一个小部分，而整体亦由部分所构成，每个部分又为一个整体，地方带给人的，就会是一种真实自然、无须焦灼的状态。

《塞尔伯恩自然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怀特的家乡，每两个山庄之间，都有一座橡树枝搭成的凉亭，每年当地过一些隆重的节日，都会有专人主动前来翻修凉亭，根据要求，所有木材都得是为翻修凉亭砍伐的。同时，作为额外的回报，翻修凉亭的人可以拿走换下的旧料。在环境保护方面，无形但强有力的村规乡俗胜过社会律法，因为这种模式更符合生态学原则，它会自主去形塑一种生态可持续的、稳定的、自我维持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建立起真正负责的亲密关系。

地方有其相当漫长的时间刻度，有充足的时间用来协调合作关系。这也使得他们的集体认同更符合人性，更有韧度。传统的星相、农学、绿色耕作、传统手艺、纺织布艺、金属冶炼，更造就了生态的稳定、自足、自制与繁盛，如果不受干扰地任其世代传承，独立于现代性的浪潮之外，那正是人类世代向往的“仙那度”“香格里拉”或“阿卡迪亚”。

所以有时我们会想，西方科技大国两百年来衍生出来的科学传统与经验，是不是一定要横向移植于那些与世无争的小国？相对而言，社会系统也不过是一个小的人类领土，并不是独立于它周围的植物、动物、风、雨、河流之外。而包含“独特的植被、土著居民与文化、有自由开放的河道、没有栅栏封围的开放视野”等要素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地方，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直面自然的地方精神。

布伊尔有一句话意味深长：“令梭罗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自然本身；自然不过是某种东西的屏障。”在他看来，自然文学想恢复的，也许并非是人们对动植物世界本身的兴趣，而是某种感知形式。在更宏大的意义上，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支撑着地方的自然秩序，这种力量产生并调节着宇宙现象和万事万物的性质与特征。这种力量来自于自然秩序的抽象形式，在无形中安排万物众生“是其所是”、“如其所是”。

五 地方是空间的暂停

利奥波德久久凝望着天空中的短腿丘鹬鸟，此时，它正发出清脆婉转的啼鸣，同时表演着精彩绝伦的舞蹈。在他的土地审美中，“松鸡是北方树林的灵魂，蓝冠鸦是山核桃林的灵魂，灰嗓鸦是泥炭沼泽的灵魂，蓝头松鸡是长满刺柏的山麓丘陵的灵魂”，因为它们是所在地貌、景观与生物共同体中的“审美标志物种”。而白色、娇小、无用的葶苈，只要有“微弱的阳光”，就能“将小小的花朵撒满所有有沙土的地方”。“渴望春天，但眼睛总朝上望的人，是从来看不见葶苈这样小的东西的；而对春天感到沮丧，低垂着眼睛的人，已经踩到了它，也仍浑然不知。”（《沙乡年鉴》）

现代生活的“自由”是基于“限制自然、分割地方”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性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空间与地方的分离。美学与资本的联姻，诞生了越来越多的主题景区或旅游胜地。户外行走成为时尚。如同在迪士尼这样的场所无法找到真实的存在感一样，一个个地方被塑造成了伊甸园般空洞伪饰的“美丽新世界”。甚至“地方”意识逐渐在个体的非直接参与下也能够获得，所有的地方也同时面临着“失地方感”的危机。

无限扩展的空间，以现代信息技术、交通技术、制造技术、空间技术等为手段，装饰性的风景，如同被掏空了真实后的替补填充物，最大程度地消磨着人们过剩的情感，削弱着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全球化的处境下，任何维护地方独特性和封闭性的努力都显得苍白可笑。当人类的足迹深入到地球的每一寸肌肤，那种发自地方的熟悉感、友爱与过往欢乐记忆都在逐渐丧失，留下的只有充满疲惫厌倦的欲望和追求。

世界正朝着“距离”或“有效”的方向发展；然而，我们的爱心和同情并没有如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样延伸到我们的邻居。“最后一只美洲野牛离开威斯康星时，几乎没人悲伤”，“几乎没有人知道松树也开花，而且就是那些知道这一点的人的大部分，也是太缺乏想象力，因此在这样一个鲜花怒放的节日般的日子里，看不到比一个日常的生物功能更多的任何东西”。（《沙乡年鉴》）

空间包含现代生活的诸多特征，而“地方”意味着一个人记忆和体验的核心，比如一个熟悉的公园或一条城市街道甚至一个家庭，表现为对生命活力、质朴道德观念的歌颂，“前者既是冷酷的又是向前看的，而后者既有个体生命力又是静态的”。（布伦朗《从发展到全球化：后殖民研究和全球化理论》）

不停地流动、不在任何地方停留，人们将无法体会到对“地方”真正的依附感，印证着一种麻木与匮乏的时代症候。当人类创造力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人类智慧的发展速度，高度组织的文明社会以无敌的数量造就了眩目的外观，但这恰恰意味着文明意义的过剩，以及被破坏了本真的地方感。

世界的历史就是从空间变成地方的历史。空间是一个巨大的简化通约处理器，而维持这个处理器运转的核心就是经济。列斐伏尔在《对空间政治的反思》一文中谈到，“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意味着杀伐决断的资本和行动，为了实现空间膨胀中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以毁灭地方为代价。

资本成为了万物的尺度，是令人顶礼膜拜的唯一存在，是由技术所刺激的人的野心或意志，而自然全然陷入到全球生产与消费的巨型罗网之中，地方是被蔑视或者根本无视的。技术革命和疯狂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毁灭地方的噩梦持续至今，愈演愈烈，所有的自然生命，无不被纳入资本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

人类已经把地球表面三分之二的土地变成农田，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植物出自人工栽培，城市是目前最频繁生成的生态系统（因此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土壤层），而塑料正变成一种新的沉积物。从阿尔卑斯的雪峰到亚马孙河的丛林，人类在空间上的推进似乎无所不能，人类探索的空间确已在地球最荒芜之地，比如北极的冰盖、南美的雨林、珠穆朗玛的峰顶，甚至在迹近虚无的太空，都刻下了自己的痕迹。人类掌控重塑空间的行为愈演愈烈，将越来越多的“地方”沦为“无地方的空间”，已经把自己安置于这样的境地：在历史上，人类首次具有了自我毁灭的手段与可能性。

人类制定的经济体系和自然的经济体系相比，是十分片面的。也因为此，微至病菌、鸟兽，大到地震、海啸，一旦逼到眼前，更多情况之下，人类唯余恐慌无措，这时才会愕然惊觉，宏大空间的真实能力和样貌，竟是如此软弱卑微。以无限扩张作为积累财富的成功总是有限度的，而且当这种扩张系统在面临重大灾难甚至在产生恶果后，也只有可供恢复的“地方”才可以维持下来。

地方学说的兴起，暗示了现代主义的破灭与自然生机的回归。地方生成于空间，是倾注了人类经验、记忆、意向和欲望的空间，是倾注了特定情感的空间，地方的变迁不再全然被裹挟进科技理性和贪婪资本全然主导的现代化之中，这是地方文化的清晰自觉，引领我们在一种新的、强调生态变化和动荡的模式下认识自然世界。

认为全球整体力量大于局部地区力量的人，至此会有领悟，自然环境也并非是一个人类可以植根于斯的稳定牢固的基础，而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动力。我们需要一种更恰当的科学、一种对自然复杂性的更深刻的理解、一种对自然力量与稳定性的更彻底的意识，真正的转向才会真正发生：“乡思的矿石执迷着，要从钱币中离去，从那引导它驶向生命之迷津的铁路上离去。它傲然回绝了工厂和金库，没有被卑鄙地熔化，而是复归于坦荡的群山，随后，群山将又一次关闭。”（里尔克 摘自海德格尔《诗人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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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