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题目，放到后面再说。先说天津。

其实乍看，天津是个很普通的城市。尤其今天，走到哪儿都是一样宽阔的马路，浓荫的街道，林立的后现代建筑，一家挨一家的各种商铺。天津也不过如此。但是，如果您稳住了，静下来，把这个城市的时间轴放大、再放大，纵观、细究，她的独特就显现了出来。

首先，这是一个“文化城市”。

她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文化，而且还能一直不断地制造和产生只属于自己的文化——这就难得了。可以说，她几十乃至上百年都是这样。

其次，这个城市的文化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更无法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充满传奇色彩甚至带有夸张意味的“杂文化”。

这也是近些年，我一直醉心琢磨她的原因。

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开始“认真地打量这座城市”——这是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话。我这时才惊讶地发现，虽然我的祖籍不是天津，但这个城市的文化基因早已注入我的血液，就如同胎记，一直带在身上。而且这个城市越琢磨越有琢磨头儿，如果用天津话说，还真是挺“哏儿”，所以才有了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中篇小说集《梅花煞》——这里所说的“梅花”，是指天津曲艺中一种叫“梅花大鼓”的曲种。《梅花煞》是我用不到两年时间，一口气写出的以天津市井和民俗文化为题材的六部中篇小说集结而成的。

很多年前，忘记在哪里看到一位先哲说的话：一个人，生活在他热爱的城市是一生的幸运。当时年轻，参不透；现在才真正明白了，的确，我挺幸运。

如果把天津这座城市看成是一个人，这里所说的“文化”，就是她的骨骼。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是让这种只属于她，也包括由她自身制造和产生的“文化”支撑起来的。当然，每个城市，都是由“高大上”的乃至可以登入庙堂的文化和市井街巷带有民俗气息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天津也如此，只是更有烟火气，所以也就更独特，更有魅力。

有句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放到天津应该最合适。比如“肉包子”，当年只是一种提篮摆摊儿沿街叫卖的小吃，到天津人手里，一个包子就得捏出18到22个褶儿，多了少了，内行拿眼一搭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这不多不少的褶儿倒不是矫情，是为的口感。天津街上有句老话，“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但要论口感，肉不肉的先搁一边儿，还就在这“褶儿”上。天津菜馆儿有一道传统菜，叫“老爆三”，这个菜本来很普通，但出锅时放的生蒜末儿，得叫“蒜米”，这蒜米切的形状和放的时机都有讲究，稍差一点儿，天津人一嘴就能吃出来。因为天津也叫“天津卫”（为什么称“卫”，是另一件事，这里姑且不论），所以把天津人叫“卫嘴子”。很多人以为，这是说天津人能说；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讲吃，天津人也会吃。中国的“八大菜系”虽然没有天津菜，但吃，在天津的传统文化里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比如吃海鲜，有一种“皮皮虾”，真正的老天津人吃这东西要讲究月份（不是季节），因为月份一过，一打雷，这种虾就沉底了，再打上来味儿就不对了。吃东西这么刁，可见这“卫嘴子”真不是白叫的。

在并不久远的当年，天津的街头有一种叫“修自行车”的职业。中国是自行车大国，修车的当然哪儿都有，但在天津，这修车也有说道儿。就说补胎这点事儿，也分“倒角儿”和“不倒角儿”。所谓“倒角儿”，就是在剪补窟窿的皮子时，剪刀要偏锋，斜着铰。这个活儿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手艺，不信您试试，说玄了跟剪纸比都不相上下。这样剪出的皮子边儿飞薄，补到窟窿上，再用钳子一捏，就如同长在了上面，跟车胎浑然一体。所以，在街上一说起哪个车摊儿的师傅补胎“倒角儿”，甭再问，也就知道手艺是什么段位。可见，天津市井文化的独特之处，也在于讲究。

当年买自行车不容易，要凭购买证，天津人叫“自行车条儿”，可谓“一条儿难求”。但天津人有办法，可以自己“攒”——这个字在这里不能念“zǎn”，得念“cuán”，二声；也就是踅摸来一应零件，自己组装，而且，就是“攒车”这点事儿也能很快上升成一种“文化”。如果您有多余的车链子，我有多余的车座子（当时的行话叫“车鞍子”），便可以互通有无，反正每个零件都明码实价，多退少补。只要您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这样换来换去，就能换出一辆整车的零件。甚至更有手巧的，连车架子也能自己焊，自己喷漆，车把也能自己做。更玄的，还可以自己镀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镀”。即便如此，每个细微之处也精细得一丝不苟，极讲究，绝不将就。这样“攒”出的自行车，推出去可以乱真。那时天津劝业场的和平路门口，是专门交换自行车零件的地方。外地人从那儿过，见人人手里都拿着一些奇怪的东西，不知这是干什么的，说的也净是一些行话，自然一句也听不懂。

当然，这又是天津市井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源于手巧。

天津的制造业是有传统的，所以，如果说天津人的手巧令人瞠目，这绝不夸张。只要是他想干的事，别管多难，没有做不到的，也能很快就上升成一种“文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木器家具很难买，当时走在天津的大街上，问十个年轻人，少说有五六个会木工手艺，“高低柜”“高平柜”“酒柜”“组合柜”不在话下；一说工艺就更复杂了，贴树脂板的、木纹儿的、老虎爪儿的、八岔爪儿的、立爪儿的；光书桌——天津人叫“字台”，就能说出多少种式样。不光木工，连铁艺也会。当时最讲究也最时髦的，是一种“钢管儿床”，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欧陆风格”。这种铁床架子竟然也能自己做——找来粗细合适的铁管儿，按尺寸截好，烧红了，就可以弯成想要的各种形状。但这样一弯也会出问题，弯曲的地方容易变形，铁管由于弯曲就会被“挤瘪”。这些聪明的年轻人很快攻克了这个难题——先在铁管里灌满沙子，这样烧红了再弯，由于里面填充了刚性的内容，就可以保持原来的形状。最令人叹服的是，连这铁床架子上的各种黄铜饰件（天津人叫“铜活”），也能一样一样地做出来，看上去精美得让人难以置信。当时流行几句话，不知是谁编的，说，“上海青年学科技，成名成家多神气；北京青年学外语，联合国里当翻译；天津青年打木器，娶个老婆拜天地”。但是天津的年轻人不爱听这话，脾气又大，曾有一个不长眼的外地人，在天津的大街上撇岔拉嘴地说这几句话，结果让人打得鼻青脸肿。其实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果放到今天看，这也是一种本事，而且还是一种有大出息的大本事。哪天真需要了，心灵手巧且还保留着当年传统的天津人，真能给您再“攒”出一个天津来也说不定。

天津就是这样一个城市，有脾气，讲究，而且崇尚手艺。

当然，不是现在才这样，多少年了一直这样。不讲究，没手艺的就不说了；即使讲究，有手艺的，稍差一点儿，出来也没法儿混——用天津话说，也得“嘬瘪子”。

这里所说的“讲究”，其实就是地道。

天津人夸人也这么说，一提起谁谁的活儿怎么样，如果说好，就俩字儿：“地道”。这两个字应该是最高的评价了。这里所说的“活儿”，指的是手艺。这手艺的含义很宽泛，连说书唱戏说相声也都叫“活儿”，用当年的说法儿，是一门吃“张口饭”的手艺。这一行就更容不得滥竽充数了。别说“滥竽”，稍软一点儿都不行；还别说稍软一点儿，就是活儿再硬，一旦出了岔子，天津人的眼里也不揉沙子。当年有一位如日中天的京剧大角儿，来天津的“中国大戏院”演出，出了一点岔子，底下的观众真不留面子，连茶壶茶碗都飞上去了。当然，说宽容也宽容。天津人宽容是因为通情达理，不该错的地方您错了，这当然不能原谅，但如果确实情有可原，也能体谅台上。正如行话说的，人有失手，马有漏蹄，锛瓜掉字儿洒汤漏水的谁也备不住。所以，真正的艺人来天津演出其实也是个乐事儿，您在台上演，台下能懂，还是真懂，鼓掌叫好儿都在裉节儿上，节骨眼儿也拿得准，就算在底下起哄接下茬儿，尺寸火候儿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还能给您喊出高矮音儿来，经常把台上的演员也逗乐了。台上台下其乐融融，已经不是互动，是完全融为一体，这种气氛，就是走遍全国也罕见。所以，且不说别的，单说相声，“北京是兴处，天津是聚处”，这话流传至今也就不奇怪了。

这就要说到相声了。其实，这也是此一时彼一时。

相声在天津“聚”到今天，“天津相声”已经单是一回事。我曾听一位从天津出去的著名相声演员说，当年，相声在天津还有个说法儿，叫“骂大街的”。当然，这个说法儿尚待考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确有其事，这个“骂大街”也不是真骂，应该只是一种嬉笑怒骂，以此来表达对生活、对自己的一些喜怒哀乐的情绪。可以这样说，这时，这个城市本身的独特性格，具体说也就是天津人，已经把自己的喜好和脾气秉性完全融进了相声。比如，一般人遇到不顺的倒霉事，会觉着沮丧；天津人不是，反倒觉着可乐，或用一种可乐的方式把他这倒霉事儿告诉您。当然，也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可他那愁眉苦脸本身看着就挺可乐的。

天津有一位很具代表性的著名相声艺术家，叫刘俊杰，能说也能写，当初央视春晚上有一段著名的相声，叫《找毛病》，就是他创作并和另一位相声艺术家合作表演的。刘俊杰还曾写过一段相声，叫《一天零一夜》，应该说，这不仅是一部优秀的相声作品，也是一段极典型的“天津相声”。说的是一位开出租车的天津大哥出来在街上“拉活儿”，这一天零一夜中所经历的事。因为刘俊杰本身就是地道的天津人，不光把这段相声写得充满传奇色彩，而且将其中几乎所有本应属于“好人好事”的事情结果都搞得令人啼笑皆非，把一位“天津大哥”的脾气秉性和古道热肠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一天零一夜的经历中，不管什么样的麻烦，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是这位大哥好心好意地鼓捣出来的。更难得的是，这段相声里塑造的这位“天津大哥”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的所思所想、所说所做，活脱儿就是一个地道纯粹的“天津爷们儿”。换了别的地方的人行不行？如果非让他这么想这么干，当然也行，但就是想了干了，肯定也没这么可乐。这就是“天津相声”的又一个鲜明特点——同样一个人物，甚至是同样一个“包袱儿”，您用天津人、天津话使就响，换了别的地方可能就不响。当然，这与天津话这种极具特点的方言也有直接关系。天津话的腔调、语气和独特结构，是天津人性格的直接外化。

天津话确实很独特，都是打嘴角斜着出来的。天津人不仅聪明，嘴皮子来得也快，想象力又很丰富，再加上天生好诙谐、爱戏谑，好好的一句话从他嘴里出来偏不好好说，经常让人听了一愣，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如果用北京话说，就是“抖机灵儿”。

这就要说到前面这个题目了。我有一个外地朋友，是个南方人，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天津文化不仅喜欢，甚至已达痴迷的程度。我曾给他讲过一个笑话，是不是真事儿不重要，关键是可以说明天津人的性格不仅机智幽默，就是表达反感也得拐个弯儿，变一种说法儿说出来。在京津冀一带有一种食物，叫“臭豆腐”，跟南方的油炸臭豆腐还不是一回事，有些像酱豆腐，如果不吃，只闻，简直糊嗓子，能噎得人喘不过气。但如果拌点儿香油，抹在刚出锅的热大饼上，再放点儿牙签儿粗细的葱丝儿卷着吃，对于爱吃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下最难得的美味。这笑话说的是在地铁上，一位穿着时尚的年轻女人坐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吃这东西。其实地铁上是不允许吃带气味的食物的，更别说这东西，也不知她是怎么带上来的。当时的气味可想而知，地铁车厢空间小，人又多，旁边的乘客都捂着鼻子，躲又没处躲，一个个都横眉立目地用白眼儿瞪着这女人。眼看就要吵起来，这时，一位大哥凑过来，冲这女人说了一句话，一下把旁边的人都逗乐了。他说：“我说姐姐，您把卫生间夹饼里了吧？”只这一句话，车厢里紧绷的气氛一下就松弛下来，都捂着鼻子只剩了笑。但我这位外地朋友听了，还是不明白，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女人“姐姐”。我这才告诉他，这是天津人说话的习惯。天津人有讲礼貌的传统，平时不光客气，也有老有少，别说见了长辈，就是年龄稍长一点儿的也称呼“您”，不过天津话发“ní”的音，其实也就是“您老”的意思。对女性则不论年龄，为表示尊重，一概都叫“姐姐”。我这朋友听完记住了。后来他因为出差，真来到天津。一次在街上打听道儿，看见路边有一对摆摊儿卖水果的夫妻，觉着问女的不合适，就直脖瞪眼地过去，冲那男的字正腔圆地叫了一声：“姐夫！”

天津话虽然机智幽默，来得也快，但很难拿捏。说得恰到好处，会让人有一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快感，觉着挺可乐。可如果总这么说，一句儿接着一句儿，也是对对方的想象力和反应能力的一种挑战，这就“贫”了。试想，跟您说一会儿话，比种地还累，脑子总得绷着弦儿随着您转，谁也不愿意。这也就是天津话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太喜欢的原因。

说一句题外话，我这几年在小说语言中使用天津话时，就经常提醒自己。

再说前面说的这位外地朋友，他不知在哪儿学了一句天津话，“扒着门缝儿看人——把人看扁了”。我给他纠正过几次，不是扒着门缝儿，是隔着门缝儿。我对他说，不信你试试，扒着门缝儿看人，能看扁吗。我告诉他，在物理学上有个“小孔成像”，虽然跟这不是一回事，但也能说明大概的意思。一个“扒着”，一个“隔着”，虽然空间位置相同，都是相对门里，站在门外，但眼睛与门缝儿的距离还是不一样。也就是这个“不一样”，才决定观察到的事物也不会一样。我对这朋友说，这是天津的一句“俏皮话儿”。俏皮话儿虽然在京津冀一带都有，但天津的俏皮话儿有个特点——最讲理，你这话说出来得禁得住推敲。比如说一个人心眼儿窄，遇事无法开解自己，叫“坛子里放屁——响（想）不开”；再比如说某件事，非这个人莫属，也是有夸的意思，叫“木桶里倒甲鱼——到底（底）是你”；又比如说一个人，不会有太大的造化，叫“床底下垒塔——起不了多高儿”。我和这朋友说，这些说法儿，你怎么想怎么是，这就叫讲理，不光讲理，还得越琢磨越觉着可乐。

但是，也就是这朋友说错的这句俏皮话儿，让我有了这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