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觉得，“漫漫人生路”并不漫长，母胎至坟墓的时间并不充裕。那些五光十色的生活内容，有时不过一片烟水，一阵风可以吹尽。如此，生命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我的师长，著名诗人苏金伞就是一位活出生命质量的人。苏老离世已有多年，但我每每重读他的遗作，总是唏嘘再三、拊掌叫绝。那些诗行化作一天清新的空气，化作人世间的金石，滋养着我的心灵。

那是1978年的仲秋时节，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一个作家采风团，作家们拂掉心灵的浮尘，披着十月的阳光出发了，到大庆油田，到鞍钢……

我们这个团的团长由作家艾芜担任，副团长是诗人徐迟和作家刘剑青，秘书长好像是杨子敏。离京前的全体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诗人李季介绍了这个团的组建情况和行动路线。我是第一次见到李季，他平头、肤黑、中等个头，为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穿着一身石油工人装，活脱脱一个刚刚离井的石油钻探工。

这个团就是他一手组建的，他奔波于各个油田和钢铁公司之间，为采风团的行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安排。这时，他自己身上和心上的疮疤也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奋不顾身地投入重建文学队伍的艰辛工作，百废待兴，一切都重头来。这真是一个情似火、志如铁的铮铮汉子。

之前我俩通过信，我曾把自己出版的诗集《爱的哈达》寄给李季，求他赐教，很快收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当时我所受到的鼓舞是难以言表的，因为他是从延水边走出来的人民诗人，是名诗《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我曾连夜通过广播聆听他的佳作《昆仑行》，听得如醉如痴，不能自已。

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他微笑着宣布：蒙古族青年诗人查干为第二活动小组组长。我当时就呆住了，我，一个乳臭未干的学诗青年，来担任这些文坛名家的小组长？我顿时紧张得汗流满面，手足无措。李季一眼看出了我的狼狈相，走过来和蔼地开玩笑说：“不要紧张嘛，这些老同志的组织纪律性都很强，我保证他们会很听话，何况，你这个‘官’其实是个服务员，只是给你戴了一顶高帽而已。”他还提醒我，他们年纪大了，需要由年轻同志来照顾，“你要看好你的‘兵’哦”。他这样一说，我放松了许多，仔细看组员名单，组里有徐迟、俞林、苏金伞、谢霆宇、碧野、包玉堂、莎红等十余人。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官”，而且是“实职”。组员们总是抬举我说，组长在上，组长在上，而且总是一呼即应。有一次，我正在小组会上发言，因为有些紧张而口干舌燥之时，辽宁老作家谢老谢霆宇来给我续茶。他幽默地说：“得和组长搞好关系，不然日后会有麻烦。”我赶紧站起来，抱拳，作揖，致谢。他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年轻人，处处关心我，老作家俞林甚至在我睡过头的时候悄悄给我端来早点。想到这些，我至今心头还热，这是一种父辈之爱、师长之爱。如此，怀念之情不能不常常萦绕心头。

到鞍山的第二天晚上，艾青老把我们几个少数民族诗人叫到他的房间里说，他很喜欢我们几个，也喜欢读我们的诗作，因为都具个性且不浮夸，也很有些诗意。他说：“回到北京之后，你们可以住到我家里来，房子就两间，我们打通铺，切磋诗艺，好好聊一聊。”当时艾青老刚从新疆被召回北京不久，他约见的有来自广西的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壮族诗人莎红、来自云南的藏族诗人饶阶巴桑以及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我。

苏老苏金伞与艾青老同屋，他也不时地插话进来，和我们穷聊神侃，甚是融洽。

其间，苏老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张画，叫我们欣赏，问：“此作如何？”只见画的是一只水鸟，或许是鸭子，卧在苇丛里。在暗淡的灯光下，我没有看出什么特别之处，以我当时的鉴赏水平来看，觉得作品很一般，我就抢先说：“我看一般吧。”没有想到的是，苏老顿时大怒，说：“什么眼光？不懂艺术！”边嘟哝边把画作卷了起来，我顿觉轻言惹祸，就站起来道歉。苏老仍不依不饶，再不与我说话。艾青老此时发话了，声调缓慢且幽默：“有什么了不起嘛，不要吓唬人家孩子，我看那张画也卖不了几根金条……”说着说着，大家都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张画好像是黄永玉送给苏老作纪念的，现在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只记得那天我彻夜未眠。

没想到，第二天一清早，苏老来找我，说：“你别介意啊，我这个人脾气赖，在家里常常因此受到批评，我是个倔老头、坏老头。”说着，他慈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受宠若惊，十分感动。

从此我们就成了忘年交，常有书信来往，苏老每次到北京，只要我知道了，就一定会去看望他，他是我心中可敬可爱的倔老头、好老头。

苏老是真诗人，敢于直言，从不暧昧，虽然一生坎坷，骨骼却是硬的，尤其是他的诗骨，值得我们称道。如今，早已仙逝的苏老多次给我以亲切的梦。在我的书房里，至今挂着他送给我的一幅字，那是他住院期间在最后时日里写给我的，题写时间是1989年9月17日。诗曰：“黄河东流去，滔滔历古今。多少伤心事，犹感泪痕新。”

仰读这些文字时，我的心总是沉甸甸的。那是我心中的一座“诗碑”，巍巍然耸立着，成为我为诗、为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