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堂兄突然来电话说，贺孝全老师走了，村委会准备给他送个花圈。堂兄与我已多年不联系了，今天突然打来这样一个电话，足以说明他还惦记着我当年的那点小心思——对贺孝全老师表示一下。再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堂兄可能是怕我会埋怨他，才决定给我打这个电话。

我用微信给堂兄转去五百元，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收钱，并给我发信息说，已经过去上了账。“上账”是故乡的俗语，就是随个份子钱。

我回了个“麻烦了”的表情包，这事与堂兄之间就算是了结了。对于贺孝全老师，我却是放不下。或许在接到堂兄的电话时，我该立即开车回去，在他的灵堂前祭拜一下，才算是圆满的。

贺孝全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在村子里的小学任教十五六年。与我相差七八岁、在村子里就读的孩子，基本都做过他的学生。我小学四五年级，都是他担任班主任的。在四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我被评为镇上的学雷锋标兵，被表彰的理由是我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一元钱资助了买不起书本的贫困生。这是一份不小的荣誉，我到镇上领了奖状，还是村里派的拖拉机接送。这事当时轰动一时，只是这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

一元钱，在三分钱买一根冰棍儿、六分钱买一个鸡蛋的年月，算是一笔“巨款”。母亲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给过我如此大的一笔钱；而我自己在兴奋与激动过后，也记不清何时给过那个贫困生一元钱。虽如实跟母亲讲了，可她还是心存疑虑，就去了贺孝全老师家询问究竟。

贺孝全老师生下来就是O型腿，二十岁时，身高还不如四年级的我。每每放学后他一拐一歪地从大街上走过，就有年轻的媳妇忍不住捂着嘴笑，还有些不懂事的孩子跟在他的身后模仿他走路。大人们见了也只是象征性地训斥一下，转眼孩子又跟在了他的后面。贺孝全老师在街上走过的时候，常常满脸通红，低着头躲着人。

贺孝全能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他虽已成年，却无法与普通成年男子一样劳动，每天下地也只能是出工不出力，给他一个成年男子的工分不公平，所以去当工分低一些的老师。另一种说法是，他是当时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他的同学又在镇上的教委办公室，村里就照顾了他。至于哪一种说法属实，无人探究。到我上学时，他已经是有着三四年教龄的乡村教师了。

一名腿脚残疾的老师的形象，在我的几个作品中出现过，那原型都是贺孝全老师。

贺孝全老师的家住在村子的最南端，离我家有些距离。我母亲是村子里有威望的女人，按照村子里的辈分，贺孝全老师应称呼母亲作嫂子。虽是同辈，母亲的到来却让贺孝全老师有些受宠若惊般的慌张。在母亲试探地询问那一元钱的事时，贺孝全老师羞红了脸，平时上课口齿清晰的他竟有些结巴，但还是说出了事情真相。

我的小学阶段正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时代，学校经常组织学生给五保户打水。两个学生一组，从村头的抽水机水龙头上接一桶水，用木棍抬着去给五保户老奶奶送水。抬水的小学生从街头摇摇晃晃地走过，水桶里的水一路洒过，街上的赞声就一路响过。老师是满意的，孩子是自豪的。

那天，我和另一名同学被分配给五保户李二奶奶抬水。李二奶奶说她外甥昨天刚刚给她挑过水，缸里、盆里都还满满当当的，抬了水也没处放，要不帮她疏松棉花吧。她的棉袄拆洗了，棉花压成一个蛋，她左手有伤，一只手疏松棉花太慢了。

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红领巾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跟我一组的同学说，这是老太太干的事，说完就拿着木棍走了。我看着一脸期待的李二奶奶，提着水桶犹豫地站在那里。

我的那位同学没有撒谎，疏松棉花这样的活的确是年长一些的妇人干的事情。在儿时的记忆中，祖母、大妈、母亲好像一个春天都在抽空干这事。至于像我这年纪的小孩子，没有见谁干过。

李二奶奶给我搬来一个板凳，把一个簸箩放在板凳前，簸箩里是一堆旧棉花。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好孩子，你就帮帮我吧，我手脚不利索，忙活几天了也没有忙完。我不忍让她失望，放下水桶，按着她的指点，两只手对着簸箩里的旧棉花揪扯，很快就把压实的棉花片疏松成棉花团。李二奶奶喜笑颜开地夸我心灵手巧，进屋拿出一个滚烫的煮鸡蛋塞进我的口袋。我赶忙说不要，并把鸡蛋放在簸箩里跑了。

当时，一个鸡蛋可以换来一瓶酱油、一斤盐或一斤煤油，我自是知道一个鸡蛋的分量，虽然很馋，也不敢接受这样的大礼。

我跑走后，李二奶奶便揣着鸡蛋到贺孝全老师家里，说了事情的缘由，让他把鸡蛋转交给我。没想到，那个鸡蛋被贺孝全老师的侄子偷拿去吃了。贺孝全老师一时变不出鸡蛋，就把他资助贫困生的一元钱算到了我的头上。

母亲听后，无所适从地笑了。

母亲出门时，贺孝全老师夸奖我说，孩子心地善良、仁厚，也聪慧，将来必成大器。

或许与贺孝全老师的鼓励有关，小学毕业，我以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市里的重点中学。这是那些年里全村乃至全镇唯一一个以优异成绩考入市重点中学的农家学生。我一下子又成了村里的名人。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街坊邻居不断有人送来礼物祝贺，家里张罗着开办酒席答谢大家。

开宴席那晚，家里请来了村长、校长、队长和族里的长辈。起初母亲提出应该请一下我的班主任贺孝全老师，可所有人都笑着摇头说，他哪里能上得了台面。

屋子里男人们猜拳交盏喝酒正酣；院子里女人们嗑着瓜子说说笑笑一片热闹；我攀着门口的杨树，看来来往往的路人，憧憬着未来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贺孝全老师站在我身边，递给我一个粉红色的塑料皮笔记本，腼腆地说，去了市里要好好学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贺孝全老师就转身走了。

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在当时也是个分量不轻的礼物。我拿着本子站了一会儿，看着贺孝全老师一拐一拐地向南走去，不知如何是好，赶紧回到家里，把本子交给正在院子里与大娘婶子们聊天的母亲。

母亲吃了一惊，拿着本子急忙从院子里跑出，街上早已看不到贺老师的影子。母亲看看本子，叹了口气，又把本子还给我说，开学的时候带着吧。

自十二岁到城里上初中后，我就一直在外求学、工作，我的兄弟姐妹也先后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谋生，节假日回乡时谁也没有谈起过贺孝全老师，我也没有碰到过贺孝全老师。大概是在工作后的第三年，一次回乡，听母亲说贺孝全老师要结婚了。这年他大概三十七八岁，已经不再担任民办教师。自从他不担任民办教师以后，就很少在村里的街道上见到他，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会意，说我是不是得表示一下祝贺。母亲说是应该表示一下，不管怎么说他教过你，你也欠着人家的情。我想，母亲说的这个情，应该是那年的一元钱，也应该是粉红塑料皮笔记本，是贺孝全老师与我的师生情。

当母亲带着贺礼到堂兄家，说我要以学生的名义表示祝贺时，堂兄说不合适，村子这个年纪的孩子不都是贺孝全老师的学生吗？再说我们与贺家没有人情往来账，突然间去上个账，不大好处理，将来咱家有事了，人家贺家是来随份子呢还是不来？不合适。堂兄一连说了几个“不合适”。按祖上的规矩，乡里乡亲随份子，要与同族的管事人商量。堂兄是村里的村委会委员，也是我们这一辈里年纪最长的，在家族里他负责这些人情世事。

母亲想了想，觉得堂兄说得有道理，只好作罢。我对贺孝全老师的感谢之情就这样搁浅。多年后，父母都离世了，故乡留着的只有我们在此出生、成长过的空闲的老屋。乡里家族里的人情世事，堂兄都是按着规矩联系弟弟，再由弟弟通知我们这些闺女。这次堂兄没有按规矩来，直接告知我贺孝全老师去世的消息，是因为我们与贺家没有人情往来，这只是我个人的私事。

我从心底感念堂兄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帮我还了一个三十多年的愿望。

愿贺孝全老师在天国里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