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常识中，颇费思量的问题之一，大概是运河的流向。北京与杭州，一北一南，水是自北向南流，还是从南往北走？照中国地势，北高南低，水理当由北向南；若按中国水资源分布，大水泱泱于南国，多者济寡，运河应该自南而北。事实上都不是。京杭大运河是条人工河，人工河跟自然河流的重大区别，就是以合目的为首要。

自然河流乃天作之河，它的生与长都听大自然的，源头在哪里它就从哪里出发，目的地在何处它最终就归附何处。从上游到下游，起承转合，生死奔赴。所以，就整体而言，它的流向只能是单一的自上而下、自高及低。横贯中国东西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因为中国地势北高南低同时西高东低，它们的整体流向只能是自西向东。三江源雄踞高原，海拔四五千米，所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所以飞流直下三千尺，唯见长江天际流；所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人生长恨水长东。

京杭大运河没法这么快意决绝，它没有源头，或者说没有固定的水源。运河者，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也，借水方能行船，看人家脸色行事，那只能怎么便捷怎么来，所以它的流向取决于所借水源的方位，自己不能拿主张。水源在南，它的流向就是自南而北；水源居北，它的流向就是从北往南。由此，就京杭大运河整体而言，其流向既非从南向北，也非自北而南，而是忽焉南北，又忽焉北南，有时候东西两向也会变化，门前流水尚能西，在运河沿线真不是传说。

那么，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一段，也就是从天津至北京的北运河，是从南往北流，还是从北向南流？

当年漕船过天津往北京行进，是最后一段的“北上”。元代定鼎大都，皇城居北，朝见自然是面“上”；地势也是“上”，燕山山脉拔地而起于北京之北，那的确是高地；就行船而言，也是“上”，逆水谓之上行：当年一众漕船远远看见通州的燃灯塔，心下甚是欢喜，几个月风雨兼程的苦旅终于熬到头了，但手下和脚底却不敢放松半毫，运河水量堪忧，又是逆流，划船的使帆的要憋足劲儿，岸上的纤夫也得绷紧绳，杭育杭育，身体倾斜几与大地平行——由此可知，大运河在北京和天津这一段，是自北向南而流。

如果自北京水路南下，那么北京这高处的水源从哪里来？事实上，大运河并非到了北京边上的通州就算结束了，北京城内还有复杂水系，这些水又从哪里来？

千难万险费尽周章，漕船到了通州，的确相当不易。元初年，郭守敬领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规划运河山东段，开凿疏通河道，同时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如此运河自杭州至通州，节约了九百公里。运河行船，顺顺当当一天也就三十公里，九百公里当然是个大数。关键是，时日迁延，河道废弛，天灾人祸频仍，隋唐运河北行越发步履维艰，郭守敬的规划疏通对北中国的运河就有了再生之意义。漕船帆涨满，至通州卸下漕粮，折身南返。

1293年之前，漕粮和沿着运河远道而来的货物都要先堆积在通州，一点点经由陆路运到京城。年逾六旬的郭守敬再次披挂上阵，这次他要打通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开凿从通州至大都积水潭的通惠河。这“最后一公里”是从整个京杭大运河来说的，若单从北京自身论，谓之“最初一公里”也说得通，因为这一段涉及整个北京城的水源。

我们的大科学家费尽心思去找通惠河的水源，直至找到白浮泉。

坐落在北京城北昌平区化庄村东龙山东麓的白浮泉，又叫龙泉。都龙王庙还在，初建于元代，明洪武年间重修的，巍峨昂扬，派头自不必说。单名字就一目了然，全北京的龙王庙都叫龙王庙，白浮泉的龙王庙多一个“都”字做前缀，意思很明显。都龙王庙，领头的嘛。作为运河北端的源头，它当然配得上。现在都龙王庙成了白浮泉遗址公园的打卡地，香火繁盛，每年都在这里举办庙会，祈雨习俗也在此延续至今。“九龙漱玉”现在也有，只是不知道此水是自然的泉水还是人工的自来水。不过水出龙口的确如玉喷吐，池中水也清且深。

白浮泉作为源头的辉煌不过百年。元末，白浮堰和引水渠因疏于管理而湮废，后来明代修十三陵，担心白浮泉等陵地龙脉被截，就把白浮泉打入了冷宫，弃之不用。但当年郭守敬一众背负干粮和各种测绘工具，在多日田野调查之后见到它时，水势之丰沛想来是喜人的。要不郭守敬也不会断然决定：此源可引，此水可用。

要说到海拔，可引可用事关海拔。郭守敬最早将“海拔”概念用于地理和测量学，早年在治理西夏黄河时，他已经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经验，利用的就是海平面原理。比西方同类的大地测量早620年。

北京也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让白浮泉水直奔东南大都当然最便捷，但有沙河、清河两河当道，而且河谷低下，一奔东南就被它们带跑了。羊入虎口当然不行，郭守敬拦河改道，筑起一道白浮堰，阻止白浮泉水流入东沙河。他要把白浮泉水往西引。往西是走高，不过这高是暂时的，经过测量，郭守敬发现白浮泉地势高于六十里外的西山山麓大约十五米，落差在，水自会寻找前路，往低处流。西引之后再往东南折。这一路他也有规划，沿途可以招兵买马，白浮泉只是个源头，是个引子，只此一泉是难堪大任的。《元一统志》载：“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汤、龙泉、冷水泉、玉泉诸水毕合。”诸水汇聚方可成事，它们一起流入瓮山泊，再“至西水门入都城”。瓮山泊就是今天颐和园里的昆明湖。流到瓮山泊的这条月牙形引水渠名为白浮瓮山河，长约三十公里，前后挖了一年多。这一路地势西高东低，引水渠东水西流，局部逆势而上，在不懂海拔概念的时人看来，那的确堪称神奇，所以当时有人感叹：“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

瓮山泊的水继续东流，汇入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积水潭由此确保了水面汪洋。水源不断，从通州到积水潭的运河开凿成为可能。郭守敬根据地形地貌的变化和水位落差，沿线有针对性地建设闸坝和斗门，及时解决了行船所需的水利条件。史料载，至元三十年（1293）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但见积水潭上“舳舻敝（蔽）水”，龙颜大悦，赐名京杭大运河的这“最后一公里”为“通惠河”。至此，南来的生产、生活和建筑的诸般所需都可以沿水路进入大都腹地。京杭大运河终成矣。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积水潭已不复当年的壮阔，昔年帆樯林立的积水潭已然萎缩成今日的什刹海。还须说明的是，尽管通惠河畅通，但行船条件依旧相当苛刻，规制统一的漕船还是没法拐个弯就直接驶进积水潭。漕船停靠通州，漕粮卸下，由小船接力运往大都。

通惠河在当年无疑是划时代的壮举，但沧海桑田，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大河也可以上升成道路。写长篇小说《北上》时，我曾请专家做向导，一路讲解通惠河。在通惠河通州起点处，我们沿着河边漫步，河水零落，的确是难以想象当年帆樯接踵的繁华。绕过一座桥，走到对面的堤岸上，再往南，上了另外一条与通惠河平行的马路，专家指着脚下的大马路，然后抬起手指，一路指向前方，说：这才是当年的通惠河。我耸然一惊。不仅是因为通惠河平行北移如此之远，更是感叹千百年里曾有的沧桑巨变。置身那个时代，一切都平淡无奇，再大的变迁与动荡都只是日常生活，而世易时移，点滴的变化也会被时空放大，成为难以还原的惊天之变。

当然不变的也有，比如燃灯塔和张家湾的通运桥。在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接处，一塔一桥堪称标志。当年的漕船沿河北上，远远看见燃灯塔，一颗心彻底放下来，这一趟天涯苦旅终于可以结束了。56米的燃灯塔始建于一千五百年前的北周，又称燃灯佛舍利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须弥座双束腰。作为当年通州古城的标志，与临清舍利宝塔、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北周之后多次重建和修缮，最近一次重修在1987年。

沿空旷荒芜的运河河道继续南行，很快到张家湾的古城门。

去看张家湾正值酷暑，虫鸣蝉噪，路旁的白杨树叶蔫头耷脑，河边稀疏的芦苇和荒草虚弱地伏着身子。下脚稍重，晒焦的尘土就一簇簇地扬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到张家湾，当年大码头的盛景不复再现。

从一条宽阔的巷子走出去，正对着通运桥和张家湾的老城门。老城门没什么好说的，青砖条石一码到顶，保存得相当完好。据说城门跟曹雪芹颇有些关系。一说曹家在张家湾开过两家当铺；另一说，曹雪芹曾在城门旁边的表亲家借居，总之他没少出入这城门。《红楼梦》里写到林黛玉进北京，曹雪芹就让黛玉在张家湾上的岸。

因为横跨萧太后河，通运河俗称萧太后桥。萧太后是辽国的太后，听名字就知道此河来头甚大。可见宋辽之争时，这条河曾流淌在辽国的大地上。通运桥初建是木桥，明神宗时易木为石，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告竣，赐名“通运”。清咸丰元年（1851）稍事修葺，主体仍是万历时的“通运”。

通运桥南北向，长十三丈，宽三丈，两边设青砂岩石栏，桥两边各有雕狮望柱二十二根。狮子们形态各异，正大者庄严，顽皮的呆萌，惜乎年深日久，风化和破坏也显著，四百岁的老人已然风烛残年。

要说的是铺设桥面的大长条石，当是建桥时的原配。一块块花岗岩沉稳宽厚，在太阳下发出着了包浆的白光。每一块石条上都摞满深陷的车辙印。对，石头凹陷下一道道车轮宽的槽坑。木轮车年代，南来北往的车轮包裹了铁皮，在石头上来来回回碾压。先是一道白痕，一年过去，石头凹下一寸，再一年，又凹下一寸，如是反复。三百多年里，无数的车轮逐渐走在碾出的固定的槽印里，车辙于是越陷越深，生生在石头上开出一条条时光的通道。如同在大地上挖凿出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这情景我在京西古道也见过。时光留痕，通运桥上的车辙印记和京西古道上的马蹄坑窝犹在，如同那时候的一切都在。

北京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地铁口旁边，从门楣上镌有“汇通祠”字样的石牌楼进，沿左手边一座小山脚环行，初逼仄，五十步后豁然开朗，一片浩瀚的水面平铺眼前。

面对这片二月底的西海，除了我，还有立在河边的郭守敬，两三米高的一尊石像。老先生着官袍，左手持卷，右手指点，双目炯炯，他看见的应该不止西海，积水潭、北京城、通惠河、京杭大运河，乃至整个天下可能都在他眼里。

我来到郭守敬纪念馆。

馆在山上。沿小山石阶蜿蜒而上，直达汇通祠。汇通祠便是郭守敬纪念馆。坐北朝南的这座祠，红墙灰瓦，耸立在我头顶。再拾级而上，迎面便是山门。该祠原称法华寺，又叫镇水观音庵，明永乐年间由朱棣宠臣姚广孝所建。明代的德胜门西设置水关，挑了这地方堆土为岛，水从两边流入积水潭。为平安计，岛上建了镇水观音庵。到清乾隆帝时，他下诏疏通河道，重修此庵，赐名汇通祠。汇乃水聚，通即畅达不滞，理水的愿景与镇水观音异曲同工。

纪念馆保持了过去庵与祠的规制，进了山门，是一个四合院，因为建在人工堆垒的小山上，空间没法太大，中间一座殿，四周边是厢房。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小而精且美。殿前又一尊郭守敬石头雕像，这次是坐着的，他斜上方的大殿匾额上写着：郭守敬纪念馆。

这也是纪念馆的第一展厅，以大事记的方式介绍了郭守敬的一生。馆不大，我用半个下午就看遍了五个展区。看完后反刍，发现内容并不少，关于郭守敬，我希望知道的皆有所示，先前的盲区，展陈也以不同的方式尽数呈现给了我。

理解京杭大运河，通常会局限在运输功能上。没错，千里长河一旦开，南方的稻米即源源不断运抵京城。漕粮之外，海量的物资也沿这条黄金水道接踵而至，大大补济了北方的贫乏与荒疏。这是看得见的功能。还有看不见的，看不见往往更重要。比如政令的通达、国家意志的落实、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不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融通，等等，都运行在这条堪称其后整个封建时代的高速公路上。尽管这是后话，但要追溯起来，无论如何我们都绕不开一个郭守敬。

他想必也不会预料到，他与一座城、一条河、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会以一座纪念馆的形式被高举在积水潭边。这是一座城在致敬一个人，甚至不唯是一座城在致敬，而是整个国家在向他表达敬意。积水潭正是他当年任职的都水监的府署所在。

【徐则臣，《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青云谷童话》《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