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青年文学》“现在出发·小说专号”的十一篇小说可以看作今天大学青年写作的十一个观测点。读这十一篇小说，能够读到许多亲缘近亲的观念、知识、风尚、路径和技术，也在努力辨识青年人对过于容易习得的观念、知识、风尚、路径和技术等的警惕和克服。十一篇小说，是写作者向这个世界确认他们认为仍然重要的和可以放下的。几乎所有“青春期”写作都可以被定义成不同的“惘然记”。这十一篇小说也不例外。我只有唯一的一个问题：在大学创意写作如此自信地宣告可以教授有写作理想的青年人“怎么办”的时刻，青年写作者是不是需要自我觉悟到所谓写作恰恰应该从“不这么办”开始？今天大学创意写作迷之自信的观念、知识、风尚、路径和技术，也许正是写作的天敌。

那种奋不顾身确凿不易的爱的信仰却往往只能转成冷淡克制的低语与怀疑，年轻的写作者们在奉行“不相信”、保障“不受伤”的当代世界吸收不到浪漫热力的质素，于是“小说里的爱情”走向疲惫和疏离的面相。马睿真真的《考古》对于爱情的叙事游弋出了旧有的逻辑通道，对于现代情侣之间本质的陌生刻画得细腻幽微。

——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平

如何完成一个故事？

梁 鸿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等作品。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人民文学奖、文津图书奖等奖项。】

一个故事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称得上完成了叙事？

也许，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得是否完整、是否曲折，而在于作家究竟想借助故事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气息。

这一点，在马睿真真的小说《考古》中非常明显。作者以一种淡淡的、无可追寻的语气讲述相亲，讲述过去的恋爱，讲述一次旅行。有对前男友的埋怨，有看到崭新风景的好奇，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疏离。看似在讲爱情，其实在讲不够爱，时空的距离其实是心灵的距离，各种事情的牵绊其实只是借口。即使是和认识多年的同乡女友相约一起飞往意大利过圣诞节，也只是结伴而已，并无亲密的情感，甚至连更亲密的情绪都没有产生。

《考古》好像窥探到了某种人生的真相，或者某种人性的本质。尤其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曾经以为在意大利见到的废墟是庞贝古城的某一角落，但实际上，它就是城市非常普通的废墟而已，没有历史，没有记忆，没有过去的美好或丰富，只是一片现实的、琐碎的垃圾，就像现实的人生。

但非常奇怪的是，在这样的叙述下，小说意外地呈现出一种美，或者说一种美学意味，淡然的疏离感，好像一首散文诗。人孤独地行走，偶尔的汇集和温暖，如一杯奶茶，又分开各自前行，这是人的常态，是人类情感的常态，当然，也可能仅仅是青春淡淡的哀愁。但都没有关系，它让人怀着一种难以叙说的意味久久回想，从而达成了某种诗性。

小说无定法。真真找到了自己擅长的并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小说复杂的维度以及此维度下的美。当然，也还有些遗憾，《考古》中主人公和相亲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更好地进入小说结构。但是，她还年轻，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供探索，未来的路还很长。

考 古

马睿真真

【作者简介：马睿真真，一九九九年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芬兰语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作品及评论散见于《小说界》《山西文学》。】

铃声一跃而起。

麻雀慌张地从玻璃窗边跳开，窗帘摇动起来，漏进一阵扑簌声。车轮卷起的灰尘穿过楼栋，风穿过绿化带，卷着毛毯翻身的声音穿过墙板，世界逐渐醒来，只有冷空气一动不动，灰蒙蒙地冻在脸上，将我往被窝更深处压。我闭上眼，电子数字在视网膜里犹有残影。手指按住手机侧边的静音键，做好随时关闭下一个闹钟的准备，我想宽限自己五分钟的睡眠。如果放弃美瞳，放弃在眼球表面追逐滑动的硅胶片，那么可以再久一点。安吉还没有见过我戴框架眼镜的样子，我们在公司很少见面。手机边框烘得温暖，硌在手掌边缘，循环着我的体温。十五分钟吧，我慢慢地陷进枕头般蓬松的睡意里，反正在公司之外也从未见过面。我听到麻雀又飞回来，气流扑棱棱地送进缝隙里，也可能是墙漆在鸟喙下剥落的声音，被窝外面越冷，越令我觉得安心。

楼房早已上了年头，不是什么精致的装修，物业几乎没有。读书时我常常路过这样的小区，越是历史悠久的景点附近，越容易见到。砖红墙面，土黄阳台，七层封顶，不论在几环都大体相似。在漫长的玩乐与欢聚后，在橘子水色的路灯下，它们看起来平稳而宁静，像是本地人会住的房子。人行道边缘封着色系相似的红砖，书包和挂在上面的小玩偶在我背后甩来甩去。我玩跳格子，一边等出租车来，远远地想象那些窗户里的人都在做什么。他们会挑晴朗的时候买门票，会在景区拍很多照片，然后发到社交媒体上吗？在隔壁街区长大的朋友会点赞吗？会排队去吃获得五星推荐的热门饭店吗？他们大概正在做饭，窗帘上映出走来走去的侧影。游客和居民眼中的城市不可能相同，游客没有不在饭店用餐的特权。外地来的学生介于两者之间，我对这种状态感到满意，相信自己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是向西还是向南，古城还是海岸，地名有多长，我没有确切的设想，以后自然会知道吧。

后来我知道，离地铁站足够近的范围内，这类房子租金最低。距离不远，我就能跑到地铁站。公司有宽阔的健身房，可惜从没去过，对跑步的抗拒比对美瞳更甚，自学生时代延续至今。两居室或者三居室的布局比开间更宜于合租，掏得起四千块的人比带小孩的父母更适合住进主卧。我会和这个被中介称作次卧的地方相处尚可，甚至有点依恋。雾白的呼吸在羽绒被和墙壁间回荡，好像能够看到热量一点点地聚集。喉咙被冷空气划破，铁锈味烧燎着鼻腔，从前我无法承受这种狼狈，但现在我选择再睡半小时。

如果有人分担，事情会好得多。本科一年级的秋天从联谊晚会开始，那是我第一次摘掉框架眼镜。为了将睫毛夹成向斜上方舒展的角度，必须将眼睛露出来，站到离镜子很近的地方。唐嘉没有去碰我颤抖的手臂。她将椅子转向我，问：“敏敏，你要不要试试这个？”

唐嘉和我认识许多年，我们报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近视度数也接近。唐嘉座椅上的坐垫缀满白色长绒毛，始终保持洁净，就连护理液打翻在上面也是如此。我手忙脚乱去捡掉落的透明薄片，但每个看起来相似的东西，都只是灯光在地砖上反射的斑点。我快要哭了。唐嘉把我从地上捞起来。

她说：“不要了敏敏，脏。我还有很多。”

我们一只接一只地拆包装袋，然而它总会从我摇晃不停的手中滑落。听说人无法将自己掐死，那么同理，当一根指头在视野中急速放大时，没有谁能忍住合上眼帘的冲动。舍友接起电话，请司机师傅稍等。唐嘉捻着纸巾边角，一点点从我眼尾的赭石色眼影粉末上吸走水珠，我沮丧地看着她。

“好，就这样。坚持一下。”唐嘉耐心地说，忽然用右手撑住我的眼皮，左手毫不犹豫地戳过来。

她原本已经近在咫尺，一瞬间变得格外清晰，那是点击屏幕以后聚焦的感觉。我从手指交叉的缝隙里再次找到唐嘉，吸顶灯在她身上洒满毛茸茸的光晕。她抿嘴，端详我的脸。基于足足九片日抛式隐形眼镜的遗迹，我们终于完成这项“壮举”，此时，盒子彻底空了。舍友提醒我们，再不出发，司机师傅恐怕要因违规停车被罚了。顶着间隔越来越近的电话铃声，唐嘉问我，真的没关系吗？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清，真的没关系吗？要不要我帮你先摘掉？我说，不要。当时我看着唐嘉似远似近的脸，感觉很奇妙。走廊呈现出细微的轮廓，人和衣服拖着流星的尾巴，像胶片重复曝光，前一秒和此刻都存在于眼前。如同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但还未醒来时的感觉……第二次响起的闹钟，不知道已经叫了多久。

室友更加用力地翻身，被角似乎摔在了地板上。我按下静音，靠着枕头坐起来，这口气一直憋到浴室，我在温暖的水声里大口喘息，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更加模糊。熬夜这件事情总是到处留下痕迹，遮也遮不住。按照记忆轮流使用粉色、黄色和紫色的遮瑕膏后，我戴上眼镜，看到乌青从粉膏凝结的纹路下面透露出来，好像被荧光笔强调过一样。水流个不停，我把脸洗回本来的颜色，希望这些黑眼圈们能够放过我，去吓唬安吉。

安吉。唐嘉肯定会重复一遍这两个字，尾音上扬，眉毛也是。

那确实只是他在办公软件上使用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在劳动合同上签署的落款是什么，我们还没有那么亲密。反过来想，这样轻松些，越熟悉的同事相处起来越像在加班。只要他不令我联想起工位深处机箱交互回响的嗡鸣，我倒还可以接受，哪怕这是相亲。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声音总在我耳蜗里响个不停，又找不到来源。我被人迎腰拦住。

安检员拿探测器虚敲我的口袋：“女士，麻烦配合一下。”

他在皱眉头。

“不好意思。”

我打起精神，把手机和钥匙掏给他看，一整串反射着细碎光芒的水晶和卡通塑料大头叮叮当当地掉出来，先是甩在探测器上，然后打在我自己的腿上。旁边的队伍有人看我。

“不好意思……”

我在对方的眼神里连连低头，小声重复着，从机器旁离开。那是为数不多从以前保留下来的习惯。如果不是因为类似的链条会在玩手机时发出响声，会隔着五个座位向领导汇报，刚才也许还会给人家添更大的麻烦。

这团东西还在我手掌里嗡鸣。轻微的震颤从金属背板传导到钥匙链上，一串接着一串。我站在墙角，点亮屏幕，想要和安吉解释自己马上就到，未读消息已经争先恐后跳出来。

“我快到了。”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

“要喝点什么？咖啡还是奶茶？”

“你能喝冰吗？”

“我到了。你在哪儿？”

北京常常堵车，可是他没有车。或者可能是从八号线出站口到博物馆的这一段路太堵，扫不到共享单车，这种情况倒是常常在公司楼下发生。我不知为何松了口气。我打字回复道，刚过检票口。然后谢谢他的好意，我说安检可能不许带饮料进来，要不要在护栏附近先碰个面。

“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闪了一下，又一下。片刻之后，他说，没事，已经丢掉了。

然后他又问，你在哪里？

我低头打字，感觉屏幕上方浅浅落下阴影，男人站在几步开外，风把围巾吹向我这边。我们互相点点头，谁也没有问对方等了多久。不断有人绕过我们，他犹豫了一下，从报刊架上抽出两本宣传彩页，分一张在我手里：“这个展览最近在网上蛮火，听说从意大利借来很多文物原件。”

原来今天要看的展览是以罗马为主题啊。尽管我不想表现得像是年年都活在留学那一岁的人，但还是回应：“说起来，我以前去意大利旅游过。”

我的声调是否太过昂扬？我的表情有没有流露出炫耀？安吉将视线从我脸上移开了。他的肩膀放松，羊毛大衣垮下来一点，在门厅与长阶渐变的灯光间，看起来格外明显。他轻松地接住这个话题。罗马怎么样？好玩吗？好吃吗？意大利和罗马是两件事情。我虽然想要纠正安吉措辞上的细微差别，但却不好意思开口。他用更加随意的语气问，是报了旅行社吗？跟团通常玩不痛快吧？原来是自由行。攻略做起来是不是很辛苦？

“还好。”我说。关于要去意大利这件事，直到临近放假才定下，差不多只买了机票就出发。几乎没什么计划好的事情。

安吉点头：“太厉害了，想想就觉得精彩。旅伴是谁呢，前男友？”

唐嘉的名字对他来说不可能具备意义。但我在这场约会之前梦到唐嘉，这有没有意义？再犹豫下去会显得失礼。

我轻声说：“是和朋友一起。好朋友。”

但我的回答淹没于跨过廊柱分界线的那个瞬间。橘黄色的室内灯终于冲破砖瓦，高高地升成了太阳，从大块玻璃拼接制成的透明天花板上照射进来。阳光冰冷而开阔，落到白茫茫的大理石砖间，在大厅不断地撞出回响，踢踢踏踏，有种钟磬般恢宏的余韵。如同一缕光投进白昼里，人全都变得微小起来。玻璃大厅里到处都是小小的观光者，连同我和他，芝麻碎似的撒在地板上。我的声音消失在一阵嗡鸣深处。渐渐我意识到，是这么多人忽涨忽落的呼吸、这么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题，逐行逐列，排成编钟，被中央空调里送出的凉风吹动起来。

离开意大利后，我确实再也没有游览过博物馆。城堡、博物馆和教堂，像打包盒般标准的欧洲城市三件套，曾经令我厌烦无比，直到我发现厌烦是另一种特权。只有住在第勒尼安海边的人，才可以满不在乎地说，海有什么好看的？其实就那样。厌烦的感觉已经变得陌生，陌生的感觉令我回想从前。

也许是怕我听不清，安吉低下头，呼吸有一瞬间靠得很近：“不想说就算了，当我没问，别往心里去。你没有生气吧？”

我不可能对见过两面的人生气。同样，只是见过两面，我们也不该如此接近。但我奉劝自己不要想下去，这样的事迟早难免。难道领导笑着介绍他的学弟时，我不知道接下来要主动添加好友吗？难道二十八岁的通信录里多出一个异性名字时，我不知道接下来会聊什么话题吗？二十八，我不得不在十八岁上添加十年，痛苦地清算自己的年龄。一半同龄人都在办喜酒的年龄；随时可能被公司优化的年龄；工资看上去像西瓜般饱满，也像西瓜般充满水分，还要不断切出红包的年龄；再不留在北京，就要灰溜溜回家的年龄。到了这样的年龄，留在北京、保住工作、收回礼金，说到底是同一件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羡慕唐嘉。不是因为她与男友维持着恋爱长跑，而是因为她不必面对新人带来的新麻烦。是不是一起旅行过？这是他喜欢的馆子吗？当时的窗户也是像这样朝东开，对不对？只是想想，就感到闹铃穿破太阳穴般的痛苦，为什么十年前会将这些追问当作爱的证言？

等到一块空白的阶梯慢慢浮现出来，我才靠近安吉身后，踏上扶梯。中央空调送来他身上九块九的拿铁气息。至少半个办公区的人都点这家咖啡，至少一半连锁店都喜欢加这款糖浆。相差无几。如果迟早要步入婚姻，那我选择承担坦诚的后果。

“没有不想回答。没什么不能说的，前男友当时很忙。”我说。

“所以你比较喜欢在恋爱中黏着对方？”安吉说。

“没有，那只是个事实，他确实比较忙。”我说。

我们静静地从锯齿形的平台上跨过去，顺着指示牌穿过走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玻璃穹顶已经消失了，色调均匀的混合光打在头顶，过渡得很自然。

我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选择了意大利。

那时，我还在英国读研。宿舍楼下的超市和我资历差不多深浅，一切都新鲜而空旷，灯管缓缓地散开洁净的光。虽然价格比两站开外的那家要贵，但我从不记账，也就不知道究竟高出多少。我享受这种无知的慵懒，买很多巧克力薯片，还拿了广告图上肉最多的速冻比萨和最大桶的花生酱布朗尼冰激凌。起床的时候，我就决心要疯狂地采购：一来，也该开始囤积圣诞节物资了；二来，甜食会让人心情变好。

男友一直忙着协调各种关系，和要他去当伴郎的大学舍友，和打算趁着短假旅游的父母，和在年终时不断修改方案的甲方。在视频电话里，他温柔地叹息，再等几天好吗？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异乡跨年。伦敦始终绷着阴沉沉的天。我蜷缩在宿舍里，分不清时间，但能看到手机对面的夜景日渐暗下去。直至日历撕到即使开始递签也完全来不及的地步，耳机里传来男友的声音，仿佛贴着耳垂呢喃：“敏敏……等你回国，我们会有很多时间。等你回国，我们结婚，每天都去小区楼下散步，好吗？”

我气冲冲地说随便，挂断电话，揣进兜里。才拿起一袋长得像馄饨的冻品，兜里又震，手机闷闷地响了两声。我不禁心有雀跃。也许男友之前故意瞒着想给我惊喜，此刻已经突然出现在机场了。但是不想显得太过期待，我先装模作样打量几眼包装，才取出手机来看。

唐嘉：“敏敏，圣诞节安排好没有？”

唐嘉：“要不要一起旅游？”

很奇怪，世界上竟然会有奶酪馅的馄饨。布拉塔奶酪、柠檬、虾，多么难以令人信服的组合啊。我的视线落在屏幕上，后知后觉地理解了刚才看到的文字。就算是来自意大利的饺子，听起来也还是不好吃。手被冰得有些麻，我慢慢地打字：“你家那位不来看你吗？”

唐嘉说：“他忙得很，别管他！”她快速地敲了个感叹号，“你家那位要来吗？我打扰你们了吗？”

我突然发现，这件事变得比较容易说出口了。我没有忘记强调一下男友的忙碌，然后立刻欢欣雀跃地遐想起来。太好了，我不再是被丢下的那个人。太好了，我的旅伴是唐嘉。

“咱们去哪儿？过年要吃饺子。”

“亲爱的，你想不想去意大利？”

假期将从都灵开始，沿路向东，穿过米兰抵达威尼斯，再离开亚得里亚海南下，经行佛罗伦萨，最后在罗马结束，从意大利最大的国际机场各奔东西，回到我们原本的学期里去。这是我想要待在唐嘉身边的原因吗？她拥有那样一种语气，能够让所有事情都变得简单起来。根据手机所记载的电子日期来看，我们上次对话还停留在生日祝福，但是她可以跳过聊天框里窄窄的空白，直接发来邀请，唐嘉就是这样的人。不用开场感言，不用询问近况，只要拖着拉杆箱，跟在唐嘉后面，旅行就开始了。

我和唐嘉的交情到底是不是以同样的缘由建立起来，时至今日已经讲不太清楚。相比而言，完全在成年后所结识的朋友们要更容易分类。院系同学、社团伙伴、实习搭档、工作同事，认识的人、熟悉的人、下班后还会聊天的人，成年人的记忆力足以支撑友情里的各种来龙去脉。

唐嘉是学校里和我结伴去洗手间的人，却不是会和我手挽着手的人；她是和我一起看木偶剧的人，却不是散场后还会发短信讨论剧情的人。我们的关系一直介于这两层无形的膜之间，像跳跳糖那样来回跳跃。升入六年级之前，夏天格外闷热，妈妈把我从唐嘉家里接回来，我们在夜色里兴高采烈地道别，飞虫嗡嗡地绕着路灯聚成圆圈，如同一个浮动的光环。唐嘉的妈妈说，要不就让敏敏住一晚吧，孩子们这么好，难免舍不得。我妈有点为难，不是因为阿姨这样讲，而是因为我听到阿姨的话以后，才意识到唐嘉真的要去北京读书了，虽然想忍，却没有忍住，反倒因为将眼泪憋回去的努力而打了个喷嚏，抱着唐嘉哭起来。

明明要离开的人是唐嘉，但那天是我坐在车上，一直远去，一直回头，一直冲路灯下显得很朦胧的唐嘉挥手。那时候家里还没换车，底盘很低，在小区的减速带上震来震去，我被安全带绑在座位中间，可是心里的“跳跳糖”高高地蹦起来，就快要冲破那无形的膜。等到唐嘉从倒车镜里完全消失，我才将胳膊从车窗边收回来，上面被蚊子叮了一排包，我也哭得更伤心了。唐嘉站在灯光正下方，一定被蚊子咬得特别凶。

对于简短得像是缩句练习的回答，安吉显然在心里划自己的重点。他说：“你的朋友也在北京？那太巧了，得认识一下。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安吉谈论唐嘉的语气，似乎我和安吉已经很熟。

唐嘉应该还在北京吧？她结婚了吗？我不知道。我们已经走到很深的地方，这里几乎没有信号。我要问问她吗？如果我是唐嘉，我会直接问。唐嘉身上缺乏那种久别重逢的气息。本科毕业后，我们没再见过，但我当年还是一眼就可以在异国的街头认出唐嘉。

就是那年，我记得我们是分开起飞的，欧洲的冬天充满雨水。即使是午后，机场仍然将地灯全都打开，跑道上水光粼粼，交错着星星般的光影。也许是因为看到只有电影镜头里才会出现的场景，于是产生成为主人公的错觉吧。当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地举起手机拍摄。城市在舷窗里流动，舷窗在相机里流动，经过两层装裱后，画有黄色线条的机场地坪退到比想象中更遥远的地方。好像不是现实中的飞机在上升，而是看着一部视角逐渐抬升的电影。旅途就这么开始了，明明是要去往隔着一片大陆的遥远之地，却只需要给自己打开飞行模式，坐好。简单得不可思议，而我总是紧张是不是忘带什么东西。

我给男朋友发消息报平安。

“我真的要起飞啦！”

“要关网了。”

“找不到我也别担心，等我落地就和你讲。”

话虽然这么讲，可我感到男友并未担心。自从听闻这趟旅行计划后，他抱有和我相同的看法，似乎也非常期待。我得意扬扬地宣称，会尽量不因为旅游而冷落他。但是男朋友并不为此感到困扰。他善解人意地说：“敏敏，放开去享受现实吧，不要局限在手机里，我真的没有关系。”

这样的飞行一定用了很久。廉价航空在冷气流里歪歪扭扭，广播不情不愿地说，飞机已经到达高空，您可以打开小桌板了。我转动旋钮，把手机放在桌板上面，低头更换电话卡。等网络信号完全充满时，我已经作为旅行者期待起来，对于出现和缺席的消息都颇具耐心。唐嘉发来的信息最多，先是猫咪哭泣的图片，然后是一串感叹号，遗憾地讲：“敏敏，可能要你等等我了。”

最后是一张机场电子屏的照片，上面有延误标识，尽管并不显眼。

她说：“这里还在下雨。”

“没关系。那我先将东西放下，然后去接你。”

我很高兴，感觉自己终于成了照顾唐嘉的人。我不在意慢吞吞的行李传送带，不在意时常卡进石缝里的滚轮，不在意狭窄街道角落里朝向怪异的小楼。我在大厅寄存好行李，将酒店拍下来发给唐嘉，又转发给男友。前台的服务员坐在高脚椅上慢悠悠地翻书，没有看我。我把这件事也讲给男友听，他让我记得拿伞。

站在路口等人的时候，我感觉好极了，我立刻就找到她。

尽管唐嘉把头发漂成红茶色，从高马尾换成法式卷，穿着灰扑扑的羽绒服、水洗牛仔裤和长筒靴，但这些改变没有让唐嘉变得陌生，只是更加显眼了。市区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过雨，如同海草般茂盛的圣诞彩灯交错悬挂，水渍金灿灿地印在石头缝里，像是鱼鳞。风携带水汽，被公交车卷起的气流斜向拉开，她推着行李箱朝我走来。

总是这样。不论唐嘉出现在哪里，都好像事情本应如此。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在高一开学那天，在满屋叽叽喳喳、面色淡红的新生里，我显得目瞪口呆，应付似的回答了同桌几句话，目光却始终停留在门口。唐嘉拨了一下头发，走过来，拉开我前面那张空着的椅子，抱着椅背，反方向坐下，说：“你在这儿啊。”

因为户籍限制，不得不回到家乡参加中考，这就是唐嘉和我分离的四年。四年只有她一句话那么宽，我们甚至不用抬腿，就已经从上面迈过去，又开始一起走路了。去洗手间的路、去选修教室的路、去看篮球比赛的路、因为讨论男孩子而充满窃窃私语的路、参加会考和升学考试的路、逛街和享受假期的路，从少女变成大人的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和唐嘉肩膀挨着肩膀走。那意味着你总能找到一个人，一个总是坐在你旁边的人，一个能够让你坐在旁边的人。

幼儿园时我还没有遇到唐嘉。美术老师让大家画蝴蝶，然后彼此交换。我看过关于蝴蝶的相册。在那些略带惊悚的记忆里，蝴蝶扇起灰黑色的翅膀，犹如无数双眨动的眼睛。没有小朋友愿意收下我的蝴蝶。一半人涂蓝色，一半人涂粉色，我是唯一拿着黑蜡笔上色的人。不知从谁开始推搡，大家挤来挤去，尖叫、跺脚，把蝴蝶卡纸向对方身上扔，我像一颗红小豆那样从绿豆中被推了出来。“那个画黑蝴蝶的人！”无数双眼睛齐刷刷地向我转动。睫毛扑闪着，他们都在看我，笑个不停。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在喊数抱团的游戏里接纳我了，我总是一个人站着。

于是，我如此依恋唐嘉。不知道蝴蝶该涂什么颜色的时候，不知道班级捐款掏多少钱合适的时候，不知道该走特长保送还是高考的时候，不知道“课程论文三千字”是最多三千还是最少三千的时候，不知道该出国、考研还是找工作的时候，总能找到一个人，跟着她走就对了。

即使怀有坦诚的决心，我也不知道如何和安吉谈这些事情。还好他也并没有在听。他一边翻找电子票，一边若有所思地问：“都灵是不是离罗马很近？——你有电子票根吗？要不要提前准备好？”

我说：“没有信号。”

他说：“没事，我来开热点。”他从我摊开的手掌里抽走机子，这次我们手指相碰。在一触即发的刹那里，我感受到他的皮肤很烫。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体温黏着在我身上，拿回手机时总觉得别扭，好像坐在别人坐过的马桶圈上。我更喜欢和肌肤泛凉的人牵手。以前的男友和安吉完全不同，但说回结婚这件事，好像又如出一辙。只要结婚，就算完成，至于完成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

工作人员正在打呵欠。没有看我特意调暗的屏幕，他摆摆手，让我们都出示身份证。绿色的提示灯在阴影中嘀嘀响过，工作人员放开隔离带，允许通行。

安吉把属于我的那张证件递过来，不经意般扫了一眼：“你的本名倒是很好听。”

“谢谢，”我接得飞快，“你本名叫什么？也姓安吗？”

“你真想知道？”他反问。

“不能说吗？”我问。

“安吉尼尔。” 安吉说。

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希望自己显得严肃些，却又仿佛生怕我捕捉不到这幽默得近乎廉价的谐音。他的手指还在空气中挥动，表现出一副敲键盘的架势，嘴角已经不由得咧开，露出黑隆隆的空洞来：“是不是特别符合我的工作？Engineer，一听就知道我在哪个组，对吧？哈哈哈哈哈……”

工作人员让他小声点。

他大约是看到了我的表情，收住笑，指了指我握在手里的证件：“照片挺好看的。”

我说：“读书时拍的，该换了。”

其实还有两年零三个月，我记得清楚，因为害怕无法再拍出这样的照片，所以祈祷更换证件的那一天能够晚点到来。我再一次想起在镜子里看到的那张脸。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吗？我放弃周末和懒觉，再次回到罗马，就是为了和这样的男人约会，赶在二十九岁前结婚吗？在低亮度的环境光下，手机屏幕暧昧地倒映着我的影子。我们默然相对。

安吉没有再寻找新的话题，向我比了个“女士优先”的手势，我和他一前一后穿过转角，走进完全以灰黑主题色布置的展厅。

不愧是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的展览，处处都陈设得精心。迎接我们的是云朵形状的看板，云与海洋交错的花纹里，露出大屏幕，上面播放着黑白视频。安吉侧头看了很久，久到沉默已经比我们的对话还长。

“现实里的罗马还是如此吗？”安吉问。

就像我所说过的那样，旅行先从都灵开始。在那个时候，意大利真是理想的旅行地。我们谁也没有来过这里，没有居住、没有求学、没有历史，怀揣同等分量的期待，在博物馆和皇宫里慢吞吞地走路，彼此都不感到着急。留在相册里的照片比想象中更多，我将手机递给唐嘉，请求她帮我拍出电影女主角的感觉。抱着牛皮纸袋穿过卡斯特罗广场，在弧形电线切分的天空下回头，跟随广场上起落的鸟群奔跑，在都灵定居的主人公有朝一日感到疲惫，停留在灰鸟栖息的彩绘电线杆前，默默地祈祷安宁降临。

唐嘉说：“电影般的场景和画面，果然还是要在罗马才能看到。”

高中班主任是一位拥有浪漫理想的中年女性，在考试结束后的晚自习上，总是默许我们用教室的投影仪放映电影。那时候电影品味还没有变得私人化，比起用想看的电影填满时间，大家更喜欢体验浪费时间的感觉，只要不用学习，我们就对所有镜头都看得津津有味。就算是《罗马假日》这么老的片子，心照不宣却又装作害羞的笑声还是会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人们捂住眼睛，躁动感像安妮公主的裙摆那样旋转起来，明明承载着满屋子对于未来的想象，但却依然如此轻盈。在黑白交替的光影下，我看不清自己的笔迹，龙飞凤舞地写：好想谈恋爱啊！恋爱是女高中生胳膊上挽挎的最百搭的时尚单品。

唐嘉没有回复纸条，放学的路上，她说：“虽然我已经帮你扔掉了，但下次能不能别把用完的草稿纸丢给我？”

那不是草稿纸，明明是罗马。唐嘉听到了我嘟囔的声音，最后也颇为认可，罗马毕竟是能够用黑白两色展露晴天的城市。想去罗马的念头不是从都灵才开始，而是从高中起延续至今。只不过等到我们坐上前往米兰的火车时，这份心情像雨水一样越积越多，在车窗里泛滥着。我们默默无言地分着薯条，土豆已经变皮了，盐粒黏糊糊地攀在手上。我把手机倒扣在餐桌上。唐嘉用纸巾擦手，接起男朋友的电话，把一只耳机伸到车窗外，让他听七个时区以外的雨。

雨季循环往复，薯条难吃极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原本想过带着更友好的心情进入米兰，因为这里有男朋友喜欢的球队，要么是AC米兰，要么是国际米兰，总之必定属于二者之一。积雨顺着石板路两侧的沟槽排入地下，在砖面上拉出长长的水痕，听说古罗马的排水系统发达，至今仍在沿用，我不知道将我淋湿的雨是否正在流向过去，总之传闻让人提起了一些兴趣，可以暂时忘记随行李箱滚轮而不断溅在脚后跟上的泥。

阴雨天不适合观景。到处都是蔫耷耷的时尚，红绿相间的圣诞特卖宣传纸被风卷起一角，摇摆不定地挽留行人。装饰彩条被泡发了。像大部分不得不赶行程的游客那样，我们直奔米兰大教堂，哥特式的尖顶插进云深处，雨帘哗啦啦地泻下来。从里面看，天空似乎比外面高一点。方砖严密地摞起来，形成具有古典气质的纹理，支撑起恢宏穹顶，四面玫瑰彩窗环绕着我和我在心里所许的愿望，一切都巨大到难以想象。

面对着这样巨大的世界许愿，可能要很大声才能让神明听到。可是我变矮了，唐嘉也变矮了，我们说话的声音已经矮得快要听不见，但呼吸落在八瓣花铺展的地砖上时，好像还是会滚出细微的动静。

唐嘉小声地问：“敏敏，你想拍照吗？你要再做一下那个动作吗？”

我双手合十，仰望着繁复如玫瑰丛的彩绘玻璃。雨水静静地从外侧落下，映射出缤纷变幻的光晕，如同天外回音。照片很好，一点都看不出来我的脚后跟落满泥点，袜子湿透了。

唐嘉在电话里和男朋友讲述我们如何排着长队爬上教堂屋顶，我趴在床上修饰照片。如果只看社交媒体上的发布记录，那么圣诞节正在干燥、晴朗、热闹地向我们靠近着。高中时代的同学陆续留下评论。男友用很多爱心回复我的游记，发照片的时候，他会多说几句。我不断地修图、发送，沉浸在旅行的兴奋中，以至于早上醒来的时候，因为从窗帘顶端褶皱里流露出的颜色而沮丧，像是第一次发现天气预报有下雨这回事。

“只能这样去佛罗伦萨了吗？”

“算了，没关系，至少还有罗马呢。”

我们互相打气，义无反顾地冲进佛罗伦萨的雨里。尽管每个冠以佛罗伦萨名义的旅游小镇都让人失望，但它本身却在这些失望上还要多累加一笔。积雨云像是饱蘸墨水的笔，将所有东西都染得灰蒙蒙起来。粉绿相间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也好，以砖红与米黄连缀的城市天际线也罢，最后都氤在雨里，从调色盘变成被黑色入侵的洗笔水，哗啦啦往下水道里一倒，半点踪影不留。

这样的天气让人无处可去。圣诞节也让人无处可去。店铺都已关门休假，我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给旧照片添加滤镜，试图让背景看起来像是晴天，难以相信节日将要如此度过。从知名店铺买来的帕尔玛火腿摊在盒子里，虽然冠以如玫瑰般柔嫩的噱头，但眼下却慢慢地在旅馆陈旧的木桌上枯萎。粉红色的纹路不断风干，像神经元一样勒进肉里，让人看了毫无食欲。我不知道唐嘉是否拥有同样的感受，甚至也不知道她有没有饿。她把声音放得很轻，耐心地朝向耳机说话，语调犹如吟游诗人，改编讲演着我们乏善可陈的暴雨之旅。从间隔的时长里，我知道对面那个人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好奇。

我发消息给男友：“要不要打个电话呢？”

男友和我之间有时差。经过卫星漫长的中转，他跋山涉水地回复道：“前天不是打过了吗？”

“啊……那是因为想让你听圣诞市集上的音乐。”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话变得难以吐露，似乎在我没有察觉的时候，已经打扰过男友。

男友有些为难：“但是我在看比赛啊。”

“没关系，”我说，“可以接通电话，什么都不说，就让我陪你一起看比赛吧。”

男友果然什么都没有说。唐嘉打电话的声音像水一样汇入房间的沉默里，男友的沉默也像水一样汇入房间的沉默里。气压因为降雨而变低，紧紧地绷在头顶，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公园里见到的水上游乐设施。孩子们被放进透明的气囊球里，在湖上翻滚玩耍，从那时起我就在担心，如果透明泡泡破了怎么办？人会不会掉进水里？

“啊……不知道。”

听到男友心不在焉的声音，我意识到自己也正在走神，把脑海里的句子都说出来。唐嘉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露出微笑，似乎在为我的恋爱有所进展而高兴。这是我七天来和男友讲过的最长的句子。她知道，我也知道。从那个时刻起，我决定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佛罗伦萨很漂亮，圣马可广场上到处是人，大家都在逛圣诞集市。有适合送给小孩的糖皮苹果，也有适合赠送长辈的装饰品。这里有很多教堂，举办婚礼会很漂亮，不过似乎需要预约。在意大利长大的小孩，会不会从来没有坐过透明气囊球？

唐嘉从她那张床上坐了起来，不安地看着我。

我之所以想起儿童公园，不是因为我想坐那个球，而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坐过。我害怕那个泡泡会破，所以只坐鸭子脚踏船，没有人打理的杨柳从鸭子船篷顶敲过去时，听起来就像下雨。

我不知道唐嘉是否挂断电话。在降噪耳机的保护下，我无法将她的口型和字义对应起来。我只能更加清晰地听到进球时的欢呼声、如同雕版一样倾倒出来的不停歇的解说、手捶桌的巨响，以及带着老家口音的脏话，混有男人在剧烈情绪波动下咳痰的声音。

“你去儿童公园玩过吗？那里确实离你家很远，好像快要拆迁了，回国以后我们……”我无法再说下去。但这些话还在自发地从喉咙里往外冒，枝繁叶茂，四处生长，怀抱着填满沉默的好意，但却将透明的泡泡从边缘戳破，雨水倾盆而至，将我从头到脚淋得透湿，衣服贴在后背上。

在火腿片被烘得甜腻的香气里，我打了个寒战，像恳求好心人收留的落汤鸡那样柔声问道：“别看了，好不好？理理我。好不好？”

我希望唐嘉已经挂断她的那通电话，尽管我也不知道我这通电话是什么时候挂断的。一种巨大的耻辱感将我击倒，从鼻梁开始，沿着脊柱流到尾椎，我不停地发抖，感觉鼻头红彤彤地发亮。我又一次被从筛子中央远远地丢出去。我拼命想把自己从地上捡起来，先是穿上还未完全烘干的袜子，然后套上雪地靴，把羽绒服套在胳膊上，拉起箱子；怀疑世界还在下雨，洪水将电梯和门厅淹得像海，声音隔着海水，光线经过折射，一切都变得模糊而温柔。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买了去哪里的票，但是雨滴在窗户玻璃上拉出的斜丝令我感到安慰，放逐已经开始，佛罗伦萨正在被我向身后抛去，旷野迎面呼啸而过，只留下寂静。

下车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就是罗马。站台很小，设施很久，墙漆泛黄的感觉像家乡最老的那座火车站，唐嘉去北京前，那座车站就已经停用了。我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甩手就走的洒脱。我以为能够把自己彻底打碎，鲜血在瓷片上染出玫瑰刺般的花纹，永远扎在男友——前男友的心上。我以为能够惩罚自己，然后惩罚他，惩罚唐嘉，惩罚每一个丢下我的人。但事实上，我只是像一卷摔散的卫生纸，不管看起来多么七零八落，但连得很紧实，而且到处都被泥水泡得脏兮兮的。卷发一绺绺地黏在我灰黑的额头上，隐形眼镜不知什么时候被我揉掉，靴子里的水叮咣作响，行李箱像桨那样不断把雨水又舀进去。两个精瘦而灵活的黑发男人路过我，警惕地插住口袋。我不在乎了。在罗马预订的酒店还未到入住时间，何况我完全看不清路，更不认路。我一瘸一拐地走着，不断擦去从额角流下的污水，痛恨雨不够大，而且还愈发显得淅沥。

我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但一定很远。跟腱传来撕裂般的痛楚，起码有二十辆车按喇叭催我快过马路。我挑选人少的路口转弯，再转弯，直至看到对面铺开一片凹陷的裂痕，墙壁残破地交错着。是被拆掉的房子，还是原本就作为广场修筑？一个死去的村庄？一个等待发掘的遗址？我不知道。太阳从未消散的云层边溜出一线紫罗兰光。我什么都看不清楚，只觉得那里荒芜。滚轮在破旧的地板路上骨碌碌地转动，我靠着破损的石块慢慢坐下，庆幸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没有电话，没有电话那头的人，也没有电话那头的人的生活，什么生活都没有。暮光细细地流淌下来，远山无数。

我对天地的静默心怀感激，终于有了想要听到一点儿声音的力气。手机早已经关机，我重新按下电源键，眯起眼睛等待着。消息提示音果然接连不断地响起。

大部分是广告和新闻推送，少部分来自家人和唐嘉，前男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提示栏里。我把用于聊天的软件一个个点开，看到更多的广告、新闻、群聊消息和订阅邮件，不耐烦地将它们删除，然后又涌现许多条。我全都没有点开看。

“今天是好友唐嘉的生日，快来祝她生日快乐吧！”

当信号恢复满格的时候，手机震动几下，弹出了最新收到的一条。

那种声响不只源于手机。地面仍有辘辘声，从土地深处传来原始的震动。沙粒在细细地嗡鸣，石板在低沉地共振，无数回音壁反复折射着，声音奔腾起来，如同千万只蝴蝶打开翅膀，翕动古老的叹息。那是比我沉重千百倍，也宽容千百倍的叹息，像雨水从土壤颗粒里一滴滴蒸腾而出的声音。石子随风滚到我的鞋边。唐嘉推着箱子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提着一个牛皮纸袋。她蹲下来，递给我一杯已经不算太热的奶茶，右手缓缓地抚摸着我因为哭泣而战栗不停的脊背，什么都没有说。

在她身后，是像迷宫般扩散的矮墙。有空荡的门框，有垮塌的柱子，有露天的走道，但是没有别人；风和雨水侵蚀的痕迹斑驳可见，深深凿进石头里。圣诞离我们很远，罗马很近，太阳缓缓地坠落下来，水波向上荡漾，照亮金色的平安夜。

这是我对罗马唯一的印象。

那种嗡鸣声仍然环绕着我，同我们前后脚进来的游客已经走远，不知何时入场的人们在展柜前分散，玻璃、地毯和喷绘展板将空间切分开，传递着无数窃窃私语。混合多次后，那声音听起来稠密、苍老，仿佛祭祀仪式上的咒语，或是那些雕像从古老的过去带来的一次呼吸。它们充斥了我的感官，以至于忘记我们的对话已经暂停太久。

“现实里的罗马还是如此吗？”安吉用手指关节敲了敲电子相册旁边的展板，又问了一遍。

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看着安吉身后那块小小的注释板说：“大概是这样吧。”

他眯起眼睛，看了一眼最上方的标题，说道：“你确定？这可是庞贝古城啊。”

那是我慌不择路时闯入的地方吗？我难道曾经在如此巨大的悲剧下为了自己哭泣吗？我真希望能给出确切的回答，好像只要抓住一个名字，就能覆盖那趟旅行全部的细节。但我只能摇头，而保安将我们分开，挡住安吉的手，让他小声。安吉意兴阑珊地看着我，他对这次相亲似乎也已经失去兴趣。

我们沉默地离开了在视频中循环倒塌的古城，展柜林立，动线曲折，在黑暗的环境里，要走散很容易。等我一件件展品看过去的时候，发现安吉不见了，我找不到他，或许他已经离开，我松了口气。

站在出口边缘，我闭了一会儿眼睛，等待身体慢慢适应明亮的光线。视野稳定下来后，我向地铁站走去。垃圾桶还未被扔满，里面堆满卫生纸团、纸质票根和宣传彩页，没有看到咖啡杯的痕迹，或许他丢到其他垃圾桶里，或许根本没有买过那杯咖啡。手机上的地图软件正在为我导航，罗马距离庞贝大约二百四十公里，那是不可能依靠人力走完的路程。我磕磕绊绊地读着罗马每条街道的名字，但怎么也找不到类似的地址。

事实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曾遇到一处废墟，以为那就是庞贝古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