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票问题之三

我们不知道杨树藩先生有什么根据，竟英勇地说中国古乐“其音甚清”。中国的古乐，其价值在那个“古”字，去了那个“古”字，“乐”还能听乎？国乐只有齐奏而没有交响，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急起直追都来不及，而今却出了个杨树藩先生，不但不遮盖麻子，反而说那是上帝因其生得太漂亮而打的圈圈，我们还争论啥哉？这正是“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只注意自己的愁，不管喝的是啥酒也。而杨树藩先生又进一步猛轰交响乐，说它“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呜呼！要是还有弄不清半票是啥的朋友，读一读杨树藩先生这一段言论，便可找出样版矣。一个人连交响都不懂，而竟大谈音乐，还弄了点政治号召在里面，若“高等华人”等等，以便引起感情的支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师范大学堂音乐系的教习同学们，应该集体上吊乎？抑应该每人买把武士刀，集体抹脖子乎？幸而贝多芬先生不生在中国，否则他非被半票朋友抓出来踢一脚不可。听下里巴人的人只能听下里巴，一旦别人奏起阳春白雪，他恼羞成怒，只好骂高等华人出出气。我们活到今天，才发现交响乐竟不如黄梅调，也算不虚此生。

萨孟武先生引用了两位被亮了招牌的教习先生言论之后，乃正式开张曰：

综合二君之言，西洋文化是暴露的，中国文化是潜在的。暴露不能持久，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暴露主义的缺点。潜在可以永存。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罗马帝国灭亡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我们中国呢？五千年来，仍然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

从《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引起中国宪法权威萨孟武先生的哲学思想，发明了“潜在主义”，使人脱帽致敬。尤其是萨先生这一段话，好像一个伟大的英雄白石二”。又有“白马非马”说，认为“马”指其形，“白”谓，在广场之上，执着迎风招展的大旗，在那里向群众呐喊曰：“看吧，英国不行啦。看吧，法国不行啦。看吧，现在只有我们中国行啦。”群众一听，心花怒放，鼓掌的鼓掌，喊万岁的喊万岁，无论说者听者，都非常舒服。

我也是非常舒服者之一，不过一面舒服，一面仍觉得有点小小问题，原来萨孟武先生的一些“看吧”和“潜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综合二君之言”上的，而“二君之言”是啥？是“看了《梁祝》电影，此后中外任何电影，皆不够标准”；是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于是我的非常舒服，便忽然中止。夫仅靠着“二君之言”，就抽出佩刀，把世界文化一劈两半，曰“你是暴露的”，曰“俺是潜在的”，难道不怕用力过猛，自己的脚趾头受殃乎？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古代希腊固然没有了，难道古代中国还在耶？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中国，汉唐武力煊赫的中国，比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斯巴达的古希腊，还渺不可寻。为啥只看见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见自己眼里有梁木？”“罗马帝国灭亡了”，只有这一点，萨孟武先生算是抓住小辫子，但亡不亡不能证明文化的优劣，照萨孟武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文化好得不能再好，《梁祝》电影不但横扫过去，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有如此崇高的文化，我们还不是亡过国乎？

萨孟武先生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然则赢政时代的中国，以及李世民时代的中国，那种奠定了统一基础，威震四海的局面，难道没有过去，而今还在呀？固同样过去了也。一个破落户老着脸嘲笑别的破落户曰：“你们高楼大厦的时代过去啦！”却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数栋败屋。“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途穷了。”这话更教人听了叫绝，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啥日暮途穷的，如果说，土地的丧失就是日暮途穷，我们恐怕都得羞死，起码首都伦敦还在人家手里。一连串“看吧”之后，萨先生肯定曰：“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然后发问曰：“我们中国呢？”答案当然在意料之中：“五千年来，仍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咦，若英国，若希望，没有潜在主义，并没有听说谁把他们取消，也没有听言哪一个弄得像我们这种局面。屹立固然屹立，但屹立在台湾一个小岛上，实在凄凉。一意虚骄，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觉到麻兮兮乎载？

接着萨先生猛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问曰：“不是很明白吗？”明白当然是很明白，问题在于如果梁祝书房里有一块黑板尹文子相传战国时尹文著。《汉书》、《隋志》、《唐志》均，黑板上写着原子方程式，萨先生应有何感想？如果梁山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的话，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吗？（问得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得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