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剔个没有完

对坏蛋分子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有完。前已言之，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中国人遂全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挑剔。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做坏蛋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恍惚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时曰：“然是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淮南子》是汉王朝时的书，而赵老太婆是曹魏王朝时的人，她阁下大概也染了台湾省的风俗习惯，成了一个套作家。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阿巴桑对女儿揸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衣，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是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刹也刹不住。君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上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市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来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不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基督教文化却纯粹是爱，基督教自以为它们的精义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被称为“金句。”但基督教文化真正的精髓应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章虽然人人皆知，但仍得照抄于后：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说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使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果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思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他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