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说

刚才接到袁晴晕先生大函，说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这个非人社会，该段可对那些满口讲道德说仁义，而行为盗跖之伪君子，作一当头棒喝。”拜读之后，浑身舒服。不过有一点却提出异议的，那就是当头棒喝问题。袁先生恐怕误矣，一个人在酱缸里酱得久啦，任何属于灵性的当头棒喝，他都不在乎，打他头上就像打到南墙上，虽有响声，却如春风吹驴耳，他不但茫然如故，而且如果爱之心切，用劲过大，恐怕反而会把自己的虎口震裂。必须换一个富贵功名的当头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说，他再随地吐痰就教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他立刻就会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现代化，用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伟大陈年酱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作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是一种“邪说”，非也，非也。这不但不是邪说，反而恰恰地是“正路”，一个人必须走此“正路”，才有富贵功名。若只追求灵性，追求侠义情操，那才叫“邪说”哩。可惜袁先生没有介绍出来这位发明家群甚名谁，以便拜识尊颜，不过也用不着介绍，读者老爷中有不怕输一块钱的，敢跟我赌上一赌乎？十拿十一稳，该发明家准是一个酱缸蛆——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

欣赏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筋斗，还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还看见过游街示众，闹市枪决人犯的节目。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军常把当俄国探子的中国人内篇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干，杂糅阴阳、儒、法诸家，五花大绑，背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场，用军刀斩首。斯时也，中国观众，人山人海，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但没有愤怒，也没有哀怜，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上的一棵椰子树。这景象曾使鲁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实固老毛病也。柏杨先生曾介绍过，昔黄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后，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过年，家家笙歌，处处狮舞，一窝蜂围上来看那个囚犯老头，同样没有表情。有表情的话也是叹惜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叹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干”，如果不叛逆异族，“妄图非分之福”，何至落得绑赴刑场。

袁晴晕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按照正常的酱缸传统，一个人不要说当到了监察委员，就是当到了一个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说，不过当了一个科长、组长、股长，有的甚至连个“长”还没混上哩，就自以为已走上了“正路”，对于凡无益于富贵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长官不欣赏他，或感慨同一条线的弟兄挤他，绝不敢乱交“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的朋友。所以我颇为担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富贵功名？但愿没有影响，如不幸而有影响，则不妨学学苏雪林女士骂鲁迅先生的绝技，随时再写一文，把柏杨先生蹂躏得一钱不值，我老人家绝不大惊小怪。

“正路学”来自势利眼主义，强烈过度的势利眼主义来自酱缸。《笑笑录》上有一则故事说，宋荔裳先生小的时候，在私塾念书，有一位老科甲莅临参观，问曰：“你看的啥书？’对曰：“《史记》。”问曰“谁作的？”对曰：“司马迁。”问曰：“他是哪一科进士？”对曰：“老爹，他不是进士，只是汉王朝国史馆的一个小职员罢啦。”老科甲把《史记》拿到手中，翻了半天，不屑曰：“这种书，读它干啥？”据书上说，宋荔裳先生当时就恨不得咬他一口。

问题是，那老科甲为啥司马迁都不知道，连《史记》是啥也不知道？无他，只缘那不是“正路学”而已。把《史记》读熟啦，有啥用处？而必须把八股文读熟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才有得官做。现在虽然没有老科甲，但却有的是老酱缸蛆，在他脑筋中，廖季衡先生跳海救人，算不得正路，岳飞先生精忠报国，也算不得正路。即令他的尊嘴不得不努力宣传那是可敬的，但关着门训子勉女，恐怕真心话就出来啦。《说梦》上有两句诗，曰：“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平常。”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呜呼，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有中国这么长久的内乱外患，砍砍杀杀没有个完？）但却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

绝大多数问题，如果探讨其第一因，任他千头万绪，都会追踪到酱缸。中国人天生地如此淡漠冷酷乎？当然不是。这不是我老人家也一厢情愿啦，呜呼，须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婴儿孩童，都是天真烂漫的也，从天真烂漫逐渐地一个个变成丑剧人物，绝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