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鼓励安分 孙观汉先生在他的《关怀与爱心》(载《菜园怀台杂思》)中,介绍他初到美国时的一件事。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写曰:“一对航空系教授夫妇,刚认识我,就领我找房子,请我去吃饭,友善地教我吃饭时的仪貌,并且还驾车十多英里外的火车站和暂住的青年会,亲手搬拿行李。当我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该做的事,他们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国,大家一定会同样地帮助他们。” 真是运气,这位航空系教授幸亏没有到了中国,否则就会知道他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估计过高。不要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以台湾大学堂为例吧,试问一声,有哪位教习肯为异乡学生跑去提行李的乎哉?不要说跑来跑去提行李,就是出门给学生叫辆计程车恐怕都没人干,盖那有伤他阁下的尊严身份也。而且,即令他这么做啦,招来的评论也是可怕的:咦,他想走外线,发洋财呀。真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恼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分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私自利,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前,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马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阴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点。割掉生殖器固难以忍受,而更难以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绑起,用绳子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马迁先生所以受这种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做顺调分子,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道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淫棍,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干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马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却凑不出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头都没有。难道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交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过知交虽然知交,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感叹,他曰:“我如果是司马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子,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操。这不是说大家全都着成僵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眼。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而骨子里则一股劲势利眼。盖势利眼主义有排他性,和侠义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蝉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篡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里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亘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