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出几个主意

柏杨先生这些时好像神灵附体，天天信口开河，连自己都觉得做贼心虚，盖明知道爱国一定要糟，心里却仍然奇痒，硬是要爱，真是天生贱骨，劣性难改。看那些正人君子和道貌岸然，过着难得糊涂、快乐非凡的日子，升官发财，一切照常，便不禁又敬又羡。将来即今天塌下来，大家都完啦，反调分子却多受一层忧心如焚的罪，真是何苦来哉。《老残游记》第一回，读者先生应该仔细再看一遍，爱国的结果反而成了汉奸，被人推到海里，真教人越想越觉得没意思。我建议“中央研究院”最好研究出一种药丸，教人吃了永不会东想西想，或者也像南北朝时那样，挖出一种奇异的泉水，让大家喝了之后，立刻服服贴贴，任凭人在船上凿洞也不管，锯桨也不管，不但不管，反而作建设性的鼓掌曰：“凿得好，锯得妙！”人心自然鼓舞，天下自然太平矣。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据说该药丸和该奇泉还没有弄出来，真是遗憾。有些读者先生来信曰：“柏老，你好像很聪明的样子，不妨姑妄试之，说一说挽救之策？”呜呼！我想恐怕是木法度木法度。不过冒出几个主意，以便读者先生闲来无事，开开国骂，也是上天好生之德也。

第一　权利义务观念必须确定

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似乎应该把权利义务观念确定，黄天霸式的赏饭学必须从根铲除。从前有些报馆焉，有一种“坐牢编辑”、“坐牢记者”，报馆用高价雇了一些人，平常专门吃饭，啥事不干，一旦新闻出了纰漏，要吃官司，则该人挺身顶缸。该新闻是谁写的呀？俺写的。该新闻是谁刊呀？俺刊的。吃官司后，其家庭一切费用，统由报馆开支。如果属于这一类的职员，到时候自然没啥话讲。而如今却是如何乎哉？不过介绍一个职业，凭本领挣钱，却既要他跳楼，又要她上床。无他，权利义务不清之故也。

若干年前，看到一个报道，美国某编辑邀他朋友来报馆服务，写信曰：“周薪多少钱，津贴多少钱，一条新闻多少钱，可能拿到奖金多少钱，本城开支多少钱，还可以剩多少钱。”讲得一清二白。如果换到中国，准只一句话，曰：“来吧，这是咱们弟兄共同事业。”柏杨先生大概上了点年纪，所以最讨厌听“共同事业”，一听“共同事业”，因权利义务观念不清的缘故，无不变成了一个人的事业，最后把合伙人一脚踢开，社会上遂不得不充满了失败和暴戾之气。

权利义务观念一天不清，中国同胞便一天只知道赏饭和被赏饭，而不知道合作。黄天霸先生应和老头合作才对，但他却硬要赏老头饭。校长应和教习合作才对，他一个人能办起学堂乎？但他却也要赏教习的饭。其他各行各业，大小头目，无不皆然。柏杨先生有一位卖书为生的作家朋友，有时见了书店老板，不免陪笑曰：“都是你老哥帮助。”在该朋友是客气，可是大概说得多啦，老板竟真的以为如果没有他提拔，该朋友就要饿死啦，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乎哉？结果二人之间，弄得朋友不朋友，事业不事业。假如代之而起的是平等合作观念，对每个人都有益处也。

我们最常听见的话是：“某某人做朋友可以，可是不能共事。”或是：“某某人是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一个好长官。”关键似乎就在黄天霸思想，再好的朋友，一旦有隶属关系，友情便滚***的蛋，稍微有点自尊的人只好狼狈而逃，剩下来的不是无耻之徒，便是难得糊涂学。呜呼，一个社会必须处处都有可以共事的人，才是兴隆之象。越是老朋友，越不能合作，乃上天赐给中国人的一种严厉惩罚。

我们主要的意思是，必须用合作观念代赏饭观念，以《驯妻记》中男主角风度代黄天霸嘴脸，然后人与人之间才有分际，社会才有是非，才有祥和；否则便公私永远混淆，国家之恩和私人之恩也永远不分。而事实上却又非分不可，于是，到处都是教人跳楼和责人忘恩负义的节目矣，也到处是众叛亲离和砸锅砸碗的镜头矣。君没有听见常有些人高喊“团结”乎？谈起来团结，纵是再混蛋的人，都不会反对，不但不反对，恐怕他叫得比谁都响。问题却出于：该团结往往不是大家立在平等地位的团结，而我团你的结；不是大家都放下棍子的团结，而是你放下棍子，我却不放的团结；不是大家吃大锅菜的团结，而是我赏你吃一碗饭的团结；不是《驯妻记》老家伙式的团结，而是《落马湖》黄天霸式的团结。大家都想把别人的前程包在自己身上，而不肯跟人并肩携手，团来团去，自然无法结在一起。权利义务观念如果弄清楚，大家原来是合作的，便爽利多矣。

不特此也，连带着也可以免去子孙圈那种麻兮兮的忠贞表演，然乎不然乎？

第二　培养人的自尊心

小民自尊心的总和，就是民族自尊心。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可以说丢人砸家伙，现眼够啦。不要说别的，仅只见了美国人便不由浑身发抖，就够瞧的。官崽们无人格亦无灵性，不必提矣。即以一代思想家，万人尊敬的胡适先生而言，他阁下的遗嘱就是用英文写的，拥胡的朋友可能提着柏杨先生的耳朵曰：“用英文写有啥了不起，学术没有国界。”学术固然没有国界，但遗嘱却是有国界的。且即以学术而言，也有它的民族根性。我们真不能想象英国罗素先生会用中文写遗嘱，也不能想象印度泰戈尔先生会用缅文写遗嘱。

我们并不是说胡适先生用英文写遗嘱就把中国人的尊严丢光，这和丢光不丢光没有关系，即令美国总统临死时用阿比西尼亚文写遗嘱，也并不提高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但如果是一种在自尊心崩溃后不自觉的反应，虽不损伤胡适先生的分量，却教我们这些心头彷徨无主的小民，每一思及，就更彷徨无主。呜呼，如果胡适先生当初能用中文写该多么好也。这种气质非一天两天的矣，多少年来传播荡漾，遂形成了社会上一种洋式酱缸，大家同样难以外跳。

民族的自尊建立在个人的自尊上，民族自尊的丧失，基因于个人自尊的丧失。奴才政治之下，知识分子的自尊首先被剥夺，明王朝那种廷杖的干法，不但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世界上全人类的耻辱。到了清王朝，廷杖虽然没啦，“奴才”代之而兴。闭着眼睛想一想，如果丘吉尔先生见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立刻被掀翻在地，打了个皮破血流，而他阁下不但不敢说啥，反而以头碰地，“咚咚”作响，自称“奴才”，我们能不脸红乎？而我们的祖先却公然行之，大家伙聚在一起，恬不知耻，而且以恬不知耻为荣，乃自尊心消失的结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