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第二年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在重庆全体会员大会报告）

从去年四月间改选到今日，整整的一年。这一年间的工作报告，我想，最好是依着时间替我们分划好了的段落而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在极度困难与紧张中设法维持会务，使不至中断。这就是在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也就是改选后工作正要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刚要工作就碰上了炸弹！可是，我们的朋友们，虽然有的受了点伤，有的在物质上受了不小的损失，都幸免于死亡。我们忙着互相慰问，互相帮忙；患难使我们的团结更加坚实，友谊更加深厚；平日，我们是因事业与志趣的相同而成为朋友，今天我们却由火与血中了解了友谊的真义。从各省各处，我们得到关切与同情的函电，使我们感激，也使我们确信文艺界的团结已无可拆散，我们的力量已非无情的轰炸所能削减的了！我们照常办公、开会，并且会刊上出了轰炸专号。

不过，各机关疏散了，我们的会员——在各机关服务的——当然须随着走。这，减少了我们的人。印刷所与商店也多疏散开，又减少了我们作事的方便。举个例说，我们打算演戏募捐，剧本已经写成，可是无从上演。许多客观的困难不是我们所能克服的，所以我说，这时期是在设法维持会务，使不中断。这困难，并非总会特有的。各分会也都尝受过，不过时间有先后久暂而已。幸而呢，总会与各分会都没有因此消极；我相信，我们的会员没有一个不想给团体以力量，而与暴敌周旋到底的。

假若第一段是维持，第二段便是开展。记得去年开年会的时候，我曾说过：“我们的确是精诚的团结起来，但是总会与分会，和各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太缺少联络。”我所说的联络，当然不只是函电的往来，因为我们已经早作过那个了。就是说，我们须到各处去。去看我们的朋友，看那些地方，看我们的朋友在那些地方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各地方的情形，才好决定我们工作的方向。

去年夏间，在党政委员会的资助，政府与各战区官长的爱护，与王礼锡先生的领导下，作家战地访问团得以出发；同时，慰劳总会又邀约本会代表参加南北慰劳团；这，使我们得到与各地的朋友们见面的机会，也才晓得朋友们是怎样的在全国各处辛苦的开拓着文艺的园地。对文协，他们抱着很大的期望；愿在文协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愿与文协取得密切的联络。这使我们兴奋，也使我们惭愧。我们相信了文协已不是一块牌匾，而是抗战中一个巨大的力量；可是也感觉到这力量还未能象血液似的由心房一直通流到肢体的末端。在行旅中，我们匆匆的与友朋们商谈，怎样组织分会与通信处或通信站；对暂时无法组织起来的地方也答应下互通消息和供给图书。在这里，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力与财力的贫乏。啊，假若我们每月有几万的经费，能经常的派遣一二百位作家到各处去活动——有什么用吗？看，以我们现有的这点人力财力，文协的影响已然西到青海，北至五原，东达浙江、上海，南及桂林、曲江、香港了！

随着重庆冬季繁荣，文协的人力又集中起来，这就到了我所要报告的第三段，自武汉成立大会到今天，我自己是会中的长期工人之一。正象工友；我也许不大明白大家所作的有何意义，可是我的确看见了大家是在操作。这整整的二年中，在我的眼里，要算由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天为最紧张、最热闹，这种热闹，不仅是表现着事多人忙，而是更有意义的表现出大家彼此了解的更深了。因为互相了解，所以才肯自动的参加工作，参加集会。以集会一项而言，我们不仅是开开会，我们的会开得好！凡参加过历次晚会或座谈会的朋友们大概都能为我作证；我们最近在晚会与座谈会中所表现的已经是在学问上问题上能彼此诚心的批评，与虚心的领受。这，我想，将慢慢的成为一种温良诚直的风气；在这风气中，大家不仅协力办了事，连学问也都有了进益。我觉得这是更值得报告的，也希望朋友们别以为我是因为没有事实可举而专说空话。你要事实吗？好，我简单的陈述一些。

组织部很忙，因为我们的工作据点已增多：成都、昆明、襄樊、延安、香港，五处而外，我们又增加了贵阳、桂林与曲江三个分会。在晋东南、兰州、榆林、城固，也先后成立了通信站。那就很够忙的了。再加上全体会员的调查与从新登记，就忙得透不过气来。今天，我们不开年会，而开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原因就在这里——在没有调整登记好以前我们没有法子改选。我们的态度是：在各处积极的扩大影响，广为联络；同时，对会员入会出会，必须照章办理，毫不通融。

研究部在这一年中的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的。诗歌晚会与戏剧座谈会已成为固定的组织，现在正筹备中国艺术史研究会，想作些研究工作。《武汉日报》托本会征求小说，收到了十万言以上作品十七部。审阅的规则见会刊六卷一期二十四页。由这规则足见态度的认真，也就证明工作的繁重。审阅结果本当在今天大会上发表，可惜因收件展期的关系，有六部是在上月月底才寄到的，还在审阅中。在远的地方，我们的朋友们很难得到新的图书，我们想每月买些送给他们；第一批已经寄去，现在还继续由研究部选购寄送。我们的财力有限，不能多送，但是因为这样作了，社会上已有向我们索要地址由私人或团体照样购送的，成为一个有益的运动。对我们自己，我们也划出三百元钱来作买书之用。顺手儿我就报告一声，为了夏季的工作集中，会中已在南温泉预备好一处宿舍，足容十来个人居住（自然要挤着一点）；将来这批书就存放在那里供大家读阅。

出版部第一件值得报告的，就是我手中拿着的会刊。由半月刊改月刊，其间自然经过很多的筹备工作。它的好歹，请你自己批评，因为它是你自己的刊物。会刊而外，香港分会的《英文会刊》与成都分会的《通俗文艺》，都是受总会委托刊行的，都在继续出版。一个民众团体——经费又那么少——能支持三个刊物，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过，出版部人少事忙，往往不能帮忙分会，深感惭愧。希望大家动手，多来相助！作家战地访问团所要出的丛书，已由出版部和团长决定交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这个交涉的成功实在由于中宣部的指导与策助。

说到这里，似乎理应报告总务部的工作了。不过，说起来一定很琐碎，招大家头痛。我想，我只简单的说说经济情况吧。钱是最要紧的东西，我们必须心明眼亮。我们每月的收入还是那些钱——一千二百元。支持三个刊物，每月须出七百元左右。总会经常开支，现在在物价这样昂贵下，每月仍力求不超过二百元。对分会的资助与送给朋友们书籍，又须二百元。算到一处，一千二百元已无余裕；有临时的费用就须现想办法。会务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在这里可以找到原因。幸而我们还没亏账，这是由于大家帮着俭省，到会里来连杯茶不吃也不抱怨。这点精神使我们每个人觉得对得起团体，而团体的开支也就省下不少。

载一九四○年五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五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