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对临窗的角落总怀有某种莫名的迷恋。

    记忆中，乡下老屋的窗子简陋至极，一副木制的窗框，内里竖嵌上七八根细柱子，外糊一张自制的桐油纸，便算成了。九岁以前，我的小床就临着这样一面油纸窗。虽说村里村外玩伴成群，但也有落单的时候，只得一个人呆呆地闷卧在棕绷沿上，听一只老式时钟的指针笃、笃、笃地敲着静默的空气。后来我常想，有多少看似坚硬难解的日子不可以被这样的声响敲碎呢？

    天气晴好时，桐油纸便泛出米色的日光，柔极，淡极，细细地晕染开来，在狭仄的瓦房内斜切出一方不大规则的亮旮旯。我蜷倚在床角，看着冰凉的天光渐渐沉淀下来，恍惚间会觉得掉进了一口黑洞洞的古井。油纸窗面毕竟混浊了些，外边的天色总是影影绰绰的，仿佛藏着一个比天空更为寥廓的秘密。在缓慢挪移的日脚里，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鸟儿掠过天际的印痕，试图借此触摸到那个朦朦胧胧的秘密。

    要念中学了，学堂设在十里开外的乡政府所在地。父亲放下锄头，打算送我一程，被我一口拒绝了。新的校门、新的操场、新的脸庞，对于一个未曾出过村庄的孩子来说，无不蕴涵着诱人的谜。尤其是教室里新安的玻璃窗，光洁平整，里外通透，直视无碍，简直令人惊诧。百无聊赖时，只消临窗一坐，原先暗乎乎的心魂会忽而明朗起来，幼时常诵的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虫声新透绿窗纱”的意境也便不难体味了。

    班里规定，各组隔周按顺时针方向轮换座位。许多同学常以坐窗口为苦，觉得那样看黑板太吃力；我却暗自欢喜，以为窗边的天地比黑板更广阔，也更神秘。坐北窗的时候，我的心会沉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了尘埃里。同学们在教室中央嬉笑打闹，我独自守着临窗的角落，看窗玻璃上一张张稚嫩而又明媚的笑脸，时而隐现，时而重叠，却始终阒然无声。在这样一段青春的默片里，我似乎触到了时光突突的脉搏，便由着自己的幻想不断发酵。

    廿一岁那年，我踏上火车去南部小城求学，毕业后折返省城，在西子湖畔度过了一段长长的光阴。离开故乡的日子里，我的心就像脱了线轴的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忘记了归途，也迷失了前行的方向。一度，我将当时所处的境地视作少时无数次临窗遐想的天空，而油纸窗下萌发的那个秘密的真面目也确乎日渐清晰起来。可惜，家人的一个长途电话瞬间收回了我所有的窗外世界，甚至不让你回过神来，与它们一一话别。

    母校的草木照例荣了又枯，枯了又荣。我坐在熟悉的窗口批改作业，偶或抬头，便能瞥见一张张依旧稚嫩却已陌生的笑脸在窗前一晃而过，扬起漫天的隔世感。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座位，倚向令人怅惘的窗台，生怕长久的呆坐会让人忘了站起来。花坛里的雪松静静地立在那边，多少年过去了，它始终缄默不语，任世界在树梢喧嚣闹腾，只一意将粗壮的根系扎向无垠的大地深处，凝聚起壮丽的生命奇观。

    在与雪松的持久对视中，我逐渐读懂了它的语言：窗里窗外不过是一种相对的视角，你所渴慕的世界并不在远方，唯存于一个个独立自足的角落。

    于是，当你守住了临窗一隅，也便获取了大千世界。

    （摘自《羊城晚报》201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