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年的十一假期，周围人大多会互道假日快乐，精神饱满地出去赏秋、聚会、旅游等等；某人恬淡寡念，只会像一只废弃轮胎那样度过假期。二〇二〇年国庆、中秋双节合一，当日气象晴好。在洁净的午后，给室内的花草浇一遍水，床上用品洗换一番，房间打扫一遍……洗涤液的灵魂在房间里长时间弥漫。然后坐在沙发上喝茶、发呆，享受暖烘烘的阳光。这是一只废弃轮胎的快乐。

这个季节，乡下的窗口常有昆虫进来，在窗台上享受阳光；如果白天没注意到它们，晚上就会发现有昆虫停栖在墙壁、窗帘和靠窗的沙发上。毕竟秋天了，白天温暖，夜晚的气温开始一天天往下降。今天午后在窗台上看到一只七星瓢虫，它在移动了几处地方后，最后停歇在玻璃窗户的轨道槽里。这个选择很危险，晚上只要我关闭玻璃窗，它就很可能殒命于此。晚上的气温只有十摄氏度左右，对它来说已经接近最低承受度，必须找个暖和点的缝或洞过夜，以避风寒。江南的小镇大多发展成了一座座小城，七星瓢虫很难在附近找到过夜或越冬的小麦、油菜之类的根茎。我用一片餐巾纸将它轻轻蒙住，并小心转移到屋内的一株绿植上，希望它在此结庐；等我拿掉餐巾纸，它却马上飞舞起来，径直飞出了窗户。

室内有一株植物好像长了不少蚜虫，阳光下的叶片间有细小的白蛾在飞舞或停歇产卵；小白蛾看上去很快乐，植物就难受。如果七星瓢虫能落户于此，对它和植物都大有利益。七星瓢虫像苍蝇那样也拥有一对复眼，视角和视觉远胜过人类的眼睛。上半年在电视上看过一些动植物方面的纪录片，有关昆虫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留下很深印象。它们很好解释了所谓的和谐社会和生态平衡。作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区的人类，居然很难相处，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歧视和杀戮，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和傲慢，不同国家之间的威胁和制裁，等等。大概人类的眼睛只能看到眼前和利益，人的“看法”决定了这一切。

冬天近了。房间里的两盆米兰已经像中年人那样开始忧伤，一丛细小的花苞迟疑着要不要再开放一次，丛株的下部已经有几片叶子正在局部老去。房间里还有一棵树，它长得太快，比成人还高，春天修剪过一次，两月前又修剪。太盛难守。它的长势依靠夜晚的祷告和白天的信仰，努力伸向窗口。要不断替它转换方向。它一节节生长，时间也是一节一节的。它的正式名称叫光瓜栗，俗称发财树。发财树长势极好，要到岁末年初才会出现局部的黄叶。另一盆君子兰活得有点委屈，三年多了，几乎还是最初的样子。君子兰每年长几片叶子，就会有几片外围叶子长病斑，然后枯黄，像一位素面书生每年要感冒两三次。也要修剪。照料不周，修剪时会心怀愧怍。

一个中年人的忧伤或快乐，比少年时那种鲜艳的快乐或忧伤要褪色许多；情绪成了一件隐忍的事，甚至会忘记快乐，忧伤也成了一种慢性病。就像我的慢性鼻炎。正常人打喷嚏可以散表，也可和里；我的鼻炎不确定是过敏性还是损伤性，只要多闻一会刺激性烟气，遇雾霾天或空气质量太差，就会发作，然后喷嚏连连。古医书中说“阳气奋发而为嚏”，感觉自己的喷嚏是对空气质量的反应。幸好近年空气质量大为好转，鼻炎发作次数也减少了。或许我的过敏源就是空气质量。

对于一只废弃轮胎来说，双节假期跟以往的日子大同小异，不会厌倦也不会沉醉。坐着貌似发呆，脑子里全是一些虚幻东西，间或穿插亲友、熟人之间的人事利害；就算想到自己，也是自己跟社会、跟别人的关系状况。

一位没见过面的作家朋友隔段日子就会跟我联系，通过手机微信。双节假期前，他批评了一些世态，以及世人的趋众心理；他说假期不会去凑热闹去旅游，准备去见谁谁谁。我顺着他的话玩笑般问：啥时候见你自己？过了十几分钟他回复：明白了，谢谢兄！这时我也明白过来。我问了一个大伤脑筋的哲学问题。见，最早的甲骨文是上“目”下“人”，本义是突出眼睛的作用，有“视”和“现”的两层表达。没有人可以像见别人一样真实地见自己。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在卫浴间的镜子前看一眼自己，然后开始洗漱；最后一件事，也是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往脸上拍打些爽肤水，然后上床。每天从见到自己开始，至见到自己结束——其实根本不算相见，只是面对镜子时的一种惯性或需要（比如剃须），肤浅，表面；看一眼脸色，看一眼脸上是否长了细纹、头上是否长了白发等。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是相对静态的，主观性的，习以为常的，甚至看不到镜中人的步态、反应、习惯等。除了镜子，我们见不到自己。照片上的自己是定格的，也是被事先摆弄和事后加工出的最佳效果。即便这样，我们看到的自己跟别人眼中的自己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为用的是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

植物倒有可能见到真实的自己。今年修剪下来的一截发财树，将它养在水瓶里一个月，就长出了根须，随后将它移植到土盆里，现在，一大一小两株发财树每天并立相见。它们见到的是自己，另一个自己。

一只废弃轮胎在审视自己时，常常会失神，不知道到底谁是本体，谁是客体。

午后喝一杯绿茶，清心肺，是每天要重复的善举。善待自我。不断提醒自己：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伸展一会筋脉。人到中年，易长肉，很难保持全身没有一块赘肉的挟持；站在日子的窗前，既要着眼面前，又要放眼远处，如此才不易近视。如果茶间能写下几行字，最好不过。写作使日子兴旺。

写作时，也有利于审视自己。

二

卫生间有只蜘蛛，个头不大，样子却有点猖獗。它倒立在抽水马桶背后的墙面上，微微昂着头，似乎在警惕地盯着前方。从外形判断应该是幽灵蛛。它不碍事，我也不敢去碰它。这个局面造成一种气氛：每次解手前后会看它两眼，背对墙面时心里会想着它，担心它会有新的意图和动向。

案头工作者，不存在明确的工作和休息的界线，即使出门去外地也通常会带着电脑。长假里每天照旧工作，黾勉从事，否则无法面对长假后堆积如山的邮件。日子的多样性只会体现于精神世界，现实中大多保持相似性。喝茶，工作，翻书，运动……所有的日子保持着一定的纪律，随之而来的是一丝隐秘的惘然。楼下的桂树竞相开花了，空气里散布着淡雅的桂花香味。晚上迟迟不舍得关窗，还时不时地深呼吸，以补养自己的呼吸系统。

昨夜窗外响过两次烟花爆炸的声音，每次持续好几分钟——有一次是在寂静的后半夜，巨大的爆炸声肯定会惊醒附近大多数人的睡眠。烟花蹿得很高，在不远处的楼顶上方开出一朵朵巨大的花，形成一股股空气冲击波。声音捅进窗户时，坐在案前的我猝不及防被吓了一大跳。那时候，惊吓之余的我成了一位沉默的批评者，燃放烟花者在我眼里成了一位麻烦制造者，只是沉默批评者和麻烦制造者不存在面对面的交集；两者如果有交集的话，按照我温和的处事原则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乡下没有禁放烟花，放烟花者理论上有个人行为自由；如果让道德、教养和高调批评者参与进来，就复杂了。世上人事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眼睛看不到的层面。高调的批评者是言论自由还是麻烦制造者？烟花燃放者是行为自由还是麻烦制造者？问题的两者，它们其实共处一室，只有立场上谁看谁的问题，以及主观性的区别——如果能多审视自己，很多问题就不会存在或轻易就能和解。同时想到了那只幽灵蛛，（我的立场）它影响了我的入厕心理，同时（它的立场）它也有存在的权利。幽灵蛛没变换地方和姿势，连续两天了，像一位敬业爱岗、意志坚定的猎手。

我醒来时，世界才存在——主观性是我们的宿敌。

主观性的起点和终点，全是缘于看不见自己，和自己不清醒时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所有认知和论调，由个人发明并被一部分人认可，再由一部分人散布出去，影响更多人……这个过程就像病毒的传播。我们看到的天空，其实是大气层，无色；当无数的个人说“天空是蓝色的”后，这个认知就被确定了下来——以人眼睛的色感为准。幽灵蛛也是首先由某位生物学者来命名的，这个名称随后被同行接受，并传播开来。达成某种共识是为了人类生活的秩序和纪律。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以主观为判断，世界得多乱啊。通常说的偏见，其实不是认知或视力的问题，是由立场和成长环境的不同造成的；立场和成长环境，才是由视力造成的——成长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几日，室内外的空气是桂花味的，我的呼吸系统的功能也暂时性得到了优化。时光因呼吸感觉的惬意而美好，尤其是晚上。肉眼所见，连续三个晚上的月亮硕大、饱满，农历十六日的凌晨，看上去比以往更亮。望着一轮明月，想起一些唐诗，默念几句后就念想到了那个被贬罚在月宫里每天砍伐桂花树的男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相对于天蓬元帅的被贬、齐天大圣的被镇压，吴刚始终没有得到天帝的宽恕。几千年一直干着同一件事，吴刚无疑是中国的西西弗斯，或者说是西西弗斯的中国意象。意象、精神上的东西没法统一命名或达成共识，更不存在纪律性，也看不见它们。它们太耀眼，能量太大，无法直视。

第四晚，月亮明显开始了残缺，此后天空也开始下雨。幽灵蛛仍然停泊在白色瓷砖墙面上，在原地，很醒目。这个季节室内不再有蚊蝇，蛾子会在晚上的白炽灯周围飞舞；昆虫会在暖阳的窗台上现身，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去相对湿冷的卫生间。这个形势也就注定幽灵蛛丧失了食物来源。我用一根手指在幽灵蛛的前方晃动了几下，它没反应；拿了一把替换下来的牙刷去轻轻触碰它，它动了，动得迟钝、缓慢。它似乎想远离危险，困难地爬动了两下，停顿了一会然后就直接跌落到地面上，轻微抽动了几下脚爪后，再也没有动静。幽灵蛛走完了它的一生。

留意完幽灵蛛的末日，我开始留意此后天气的变化。雨几日，晴几日。随着雨晴气象和季节更替的影响，气温颠簸得厉害，颠得人在穿衣方面无所适从。如果是晴天，中午就脱了外套；下午过了四点钟，再加外套。喜欢看晴天里的落日，尤其是秋天的落日，像油画。秋天的落日类似人到中年的境况，温和，大度，小心谨慎，它在西边山头消失的那一刻尤为淡定。

为人处事开始淡定，通常是经历了热烈和苍凉、成功和失败等之后。人到了那个时期会审视自己，主观性也不再赤裸裸。比如在温和的日落中见自己。另外，孤独和失败也会帮助人见到自己，反思和认识自己。人生存于世，有人爱你的容貌，爱你的身体，羡慕你的工作和才华……没有人会垂涎你的孤独和失败。孤独和失败之类，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

晚上，几只小蛾子在白炽灯四周迷途的样子，很执着。如果几天不阅读不码字，人也在迷途。

三

我一直活在失败中，也很难见到自己。那是愚笨的一种表现。

很久没有跟人长谈了。年轻时总会有一两位同龄人可以促膝长谈，现在很难。数字化时代的日子过于匆忙，早先的朋友也各自有事业和家庭，不太可能花半天整天的工夫来陪我聊天。现在我的长谈对象通常比我小十多岁、二十来岁，可以谈论梦境、植物和马塞尔·埃梅等等，好像我还保持着那个年龄段的一点儿理想和天真。

窗外的树木仍然保持着大面积的绿色，风一吹还是能吹落一大片树叶。毕竟秋天已接管多时。十一月的寒夜里，小镇的肩头在风声中开始瑟瑟发抖。无聊时会凝神于那些落叶，从几米高的枝头脱落开始，落叶就开始一场漫长的归途：在枝叶间碰撞，在空中飘浮，在风中翻转，几米的路程能飘舞出两倍以上的经历。江南的落叶等不到枯黄的阶段，基本上是英年早逝。楼下街道有一长排树（不知叫什么名），甚至要到次年三四月，才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地的半青半黄叶片。也只是半青黄。

马路对面新建的小区有个小广场，每晚七点左右有人在那跳广场舞，舞曲的声波能覆盖到方圆一里地以外，殊为热闹。小广场边上是新近开张的饭馆、超市、小吃店、水果店、房产中介……某商家（也可能是小区管理者）为了招揽生意，起先只是播放一些传唱多年、相对经典的歌曲，诸位商家因此而高兴。好的音乐使人愉悦，修身养性，就像《孝经·广要道》所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引来晚饭后散步的居民，也吸引了几位年轻人来到了小广场。年轻人带来了属于他们的音乐，开始跳街舞、鬼步舞之类；十来天后随着一波广场舞大妈的入侵，年轻人就撤退了。随后附近的商家开始抱怨，广场舞时段光顾店铺的人反而越来越少。除了健身的广场舞者，大多数人不会喜欢这种粗暴又扰民的声乐。

广场舞的曲子基本上只有五个音，鲜见“发”“西”两音，也没有半音和装饰音之类，以强劲节奏为首要。传统的民乐也大多以五音为主，比如《二泉映月》，但品质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古代的音乐更讲究音乐之德、意、境，所谓“德音之谓乐”。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譬如孔子在齐国听到《韶》，叹其尽善尽美，三月不知肉味。《韶》是舜之乐，呈现了圣贤之气象。还有：楚人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晋人介子推唱《龙蛇》，使晋文公泪流不止；韩娥雍门卖唱，歌声绕梁三日不绝……古代声乐也不只有五个音（我以前对此有误解），考古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便可以证明，全套编钟能奏七声音阶，且十二个半音齐备。十二平均律就是明朝时的朱载堉发明的，其影响绝不低于古代四大发明。古代为什么只提“宫商角徵羽”五音呢？我猜可能是受儒家中正的理念影响，以及传统五行思想熏染。广场舞曲基本上改编于曲谱相对简单的民歌和流行歌曲，跟现在流行的说唱一样，只是图个节奏和热闹，给广场舞大妈们来一个高调的气氛烘托。

一位女性朋友曾说过，将来老了也要去跳广场舞。我嘱咐自己，到老到死也要保持符合自我价值观的安静。热闹是我的敌人。

一个人时我是主角，想如何就如何；几个人时我是配角，言行要兼顾别人的感受；一群人时太热闹，我是群演，会顺从和趋附，即使坐在麦克风前也要伪装、修饰和说谎，成为一个背离自己、合乎公众时宜的角色。对于一片叶子来说，此生唯一的飘落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对于一棵树来说，叶子的飘落过程又是短暂的。人的一生除了欢愉本身是短暂的，其余都是漫长。肉体的欢愉是印象，精神的欢愉是影响。成长着经历着的，都是漫长。

十一月，我独自出门开始旅游。二〇二〇年的前十个月，一直没有出门。这跟疫情没有太大关系，毕竟国内的疫情很早就控制住了。不出门对于我来说是常态。每年只要出了门，大多是一场漫游的历程。有一年去西南部地区只身游走了一个多月，在阳朔就住了一周。在阳朔经历了第一次攀岩，第一次看到石子画，第一次用蹩脚英语跟外国人说话。游客，旅人，只是身份的命名，同时也在鼓舞这个命名之下的不同可能性。见到另外一个我这件事，通常发生在别处，在惯性的生活层面上不存在发现。这之前十个月的每一天，是同一种模式，同一个我。模仿自己的每一天或模仿别人的人生，该叫什么呢？在书法界，工于模仿的书法叫“奴书”。

十一月出门游走那些日子，天气和季节之间歧义丛生，白天的气温极为反常，升至二十多摄氏度，晚上又低至七八摄氏度。怀揣着浸泡了十个月的种子出门，在游走了江南几个名镇之后，我决定去某座小城看望一位朋友。与朋友相识于二〇一一年。十年只见过五次，平均两年见一面，见面即是倾心长谈。平时我们几乎不联系。跟别的朋友不同，我与他从不谈家庭、情感之类，只谈文学、世道。大约第二次见面的分别时，朋友主动抱了我一下，此后每次分别时双方保留了这个习惯。轻轻一抱，像是一种相互的现实关怀和精神照见。

简单和独处是我长期以来的谋生工具。真朋友之间的倾心长谈，更像是对自己与日子长时间摩擦的一种润滑，加点油。

到达小城时天已然黑透。先找一家宾馆住下，然后发消息给朋友。朋友闻风而来，在宾馆房间里两人闲聊约五个小时。我的抽烟量已经控制到很少了，谈性正浓处，还是忍不住想抽烟，并问朋友：要不你也来一根？结果朋友只迟疑了一两秒钟就接受了。他抽了这辈子的第一根烟。这个对于他来说非常规的举动，看起来又如此自然。五个小时轻轻划过，飘摇而逝，短暂得像一片叶子的坠落过程。凌晨一点多，在我的催促下，朋友才起身匆匆告别。送他到电梯口时，我想起一首有关告别的民谣，简单又深情，有种跟自己告别的感觉。咪来咪，唆拉唆，民乐谱曲中最基本也是最深远的搭配，相互照亮。我家的钢琴键盘上，咪和唆两个键上光亮的磨损度比其他键相对明显，因为我常弹民乐和《梁祝》之类。

朋友临别时，我们像以往一样在门口拥抱了一下；朋友出了门又返回，再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拥抱。两个拥抱，像两个朴素音符的楔入。两个音符像一对翅膀，长时间在房间里扇动。

朝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于杭州，浙江诸暨人。曾在国企和文学杂志社工作多年，出版过长篇小说、小说集、散文集多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