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天津文学界关系密切。当时妻子还在天津工作，孩子也刚在天津落生，我常去天津小住，便也常参加天津的文学活动。那时候，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文学一马当先。天津文学界文学活动频繁，是那样的富有朝气和友情。文人之间，无论长辈，还是同辈，都没有隔膜，平淡如水，却那样亲切而亲近，一见如故。通过这些活动和交往，让我打开眼界，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文学，也认识了那些以往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之中和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的各类作家。

我最初的几本书：报告文学集《海河边的小屋》、中篇小说集《远方的爱》、理论小集《采访的艺术》、长篇小说《青春梦幻曲》、散文集《肖复兴散文自选集》，都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因此，天津文学界的朋友很多，对我的帮助很大，说起来，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回忆，都可以写成一篇令我感怀至深的文章。这则短文，只好删繁就简，单写一位：当时《天津文学》杂志社的张少敏。

以文会友，他成为我的好朋友，不仅经他的手发表了我的好多文章；《天津文学》杂志社组织的活动，也是他出面邀请我参加；又经他的介绍，认识了更多的朋友。那时候，我常去《天津文学》编辑部找他玩，那是座漂亮的小洋楼，劫后复兴的沧桑与回黄转绿的生机，充溢在那里的木制楼梯、西式小窗和被书籍和稿件堆积得有些杂乱的办公室中，那是现在装潢时尚的写字楼无法比拟的，有着那个年代里独有的文化气息。在那座小洋楼里，我能够依稀触摸到历史，也能推窗眺望未来，心气儿和我那时还算年轻的年龄相吻合。

少敏比我年长几岁，“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为人敦厚，性情温良，对我一直青睐并关心有加。彼此交往熟悉之后，他知道我妻子刚从天津大学毕业，分配在天津工作，一时调不去北京。他关心地说，总是两地分居也不是一回事，便劝我到天津来。他找到当时《天津文学》的老主编万力做工作。万力是天津作协的老人，人脉广，为人好，对我动了恻隐之心，为调我到天津做了很多工作。调动，尤其是调到天津作协工作，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时候，我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留校当老师。我与万力并不太熟悉，我知道，都是少敏在为我操心并操持这调动的一切繁琐事宜。后来，鲍昌出任天津作协的领导，在他的帮助下，曾一度力主调我到天津作协搞专业创作，而且通过市委宣传部，已经要分配给我小海地的住房。他还专门派作协的秘书长到北京，联系调动的事情。后来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我终没能调到天津工作。但我心里清楚，调动背后的很多事情，有这么多好心的朋友在帮助。其中，少敏为我更是操心良多，他是我调动的主要推手。为了什么呢？就是那样的单纯。他是从心里同情我，理解我，希望尽快地帮助我解决两地分居的难题，让我更好地写作。

一晃，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一切恍然如梦，唯有当时的情景，依旧清晰如昨，定格在眼前。想想那时候的文学，以及由文学蔓延出来的友情，是那样的清纯。那时候的朋友，是真的朋友，没有如今这样多而杂的心机或算计以及各种目的。

我真的很庆幸，在天津有这么多好心的朋友，真心地在关心我，帮助我，少敏是其中的一位。多年没有见到少敏了，真的很想念他。